贫农李国华离奇死亡 我们的邻居李国华，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分贫农，他和我家没有什么特别关系，大概只是一个拐了很大弯子的远亲吧。他原住在安仁镇，因为家里太穷，常到二爸李育滋家要些粮食和钱财，农闲时他跑到成都，找些零活干。他有时到我家来，母亲总会接济他。他在安仁镇和成都间来来去去，直到在成都找到一份固定工作，父亲送他一套窄巷子的房子居住，他一家才在成都定居下来。建政后，他在培英中学做过校工，他妻子1957年进入成都文华食品厂当工人，一家人虽不富裕，但也过得快快乐乐。因为孩子多，为了多挣钱，他去成都附近的马各坝当抗大件的搬运工人。 李国华的几个孩子在读中学和小学，孩子们很懂事，妻子能干而贤惠。他们和我们住得很近，每到李国华回家休息的时候，一家人欢欢喜喜，笑声不断。他不在家的时候，他妻子在黄昏时，常到我家门口和媽闲聊一会，一支最便宜的香烟，在她们手里不停地交换，你吸一口，我吸一口。一天的辛苦就随着这烟雾经轻地飘散。 李国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又爱和人天南地北地吹牛，由于生长在大邑县，和我家有一点关系，他对刘文彩的事也多多少少了解一点。《收租院》出炉后，人们对刘文彩的情况非常感兴趣，沉重的劳动之余，他就毫无顾忌地把过去道听途说的事情随便讲给大家听，他常夸夸其谈，甚至兴之所至，胡说八道，讲得洋洋得意；听者常常插话询问，听得津津有味，并添油加醋，到处传播。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国华过去胡说八道吹的牛皮，经过人们的一传十，十传百，已经渲染成一些可怕的故事。李国华被说成是刘文彩的打手、李育滋的亲信，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坏蛋。1967年初，单位的群众专政组织把他抓起来，并不停地斗争。他坐过喷气式飞机，被吊打过，没有多久，李国华的一支手就被打断，他无法再去扛大件，每天被关在一间小房里，没有行动自由。妻儿因他久久不回家，去他单位找，才知道他出了事。妻子泪如雨下，一再向大家解释，却被人赶了出来，过了几天，妻子做了些饭菜送去，仍不能见到他，饭菜由别人转交。 又过了几天，李国华的女儿正在洗头，突然有人来通知说，李国华死了，尸体已运回成都。 女儿顾不得抹去满头的肥皂泡，冲上前去抓住来人使劲摇晃，大哭着说：“你胡说，你胡说，我爸在哪里？他怎么可能死呢？快带我去找他！” 她一路跑一路哭，头发上肥皂泡流满身。她被带到一处空房里，只见李国华直挺挺地躺在板子上，她扑上前去，凄声大喊：“爸爸，爸爸，你怎么了？” 这时，一件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去世了两天的李国华，嘴里缓缓地冒出血泡，血泡顺着嘴一滴滴流出来，好象在向女儿倾诉自己的苦痛和冤屈。 看到如此情形，女儿更是痛不欲生，抱着父亲号淘大哭，说：“爸爸，是谁害死了你，你告诉我，告诉我呵。” 此时，李国华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也都闻讯赶来，那凄惨的哭声感天动地，但却感动不了他单位上的几个人。 他们厉声地说：“李国华一直都很好，就是你们送了饭菜来，他就突然死了，肯定是你们家有大问题，是你们毒死了他。” 还气势汹汹地说：“你们都来看清楚，他身上没有一处致死的伤痕，人已经死了几天，尸体不能久留，你们看清楚了，我们马上要送去火化。” 全家人正经历突如其来的丧夫、失父的惨祸，又被加上“毒害亲人”的罪名，压制不住的怒火在胸中燃烧，李国华的妻子和孩子们决定：趁亲人还没有被毁尸灭迹，赶快找出死因，否则，真相将会永远被掩盖，更大的灾祸还将会接踵而至。 他们不顾阻拦立即将尸体送去医院解剖。医生作了极其认真细致的检查， 那遍体的伤痕和骨折的手臂告诉大家，李国华曾遭受过折磨得他死去活来的酷刑，食物中毒被否定， 但却找不到致死的原因。 医生解剖完后，看见死者头上的棉帽子歪斜了，顺手去帮他扶正。就在此时，医生的手碰到了一件坚硬的东西，取下帽子，一幅可怕的景像出现在眼前：一根约二寸半的粗铁钉，钉进死者的头骨，长长的铁钉的大部分已钉入大脑，只有大约三分之一露在外面。难怪要给他戴上一顶棉帽子！ 是谁如此惨无人道地杀死了李国华？是谁有机会干这件丧尽天良的罪行？单位的人支支吾吾，甚至说李国华是畏罪自杀。一个贫农、一个工人，靠劳动为生，何罪之有？就算他想自杀，被打残的手能用这种方法自杀吗？他被关押在私设的牢房里，沐浴在文化大革命的血雨腥风中，残酷杀害李国华的凶手，当然是“无法找到”的了。 当时，李国华的妻子儿女和无产阶级群众专政的实施者是无道理可讲、无法律可循的。李国华，这个“世世代代代受地主剥削压迫”的贫农，这个“根红苗正”的搬运工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阶级的一员，仅因为他和我们李家沾了点拐弯的关系，又随便吹了几句牛，就被非法隔离、无故关押，受尽刑罚而残废，最后，他的生命竟如此残忍而轻易地被剥夺掉。一个健壮、鲜活而无辜的生命在法西斯暴行下消逝了，给他的家人留下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文化大革命後, 李国华的儿女要求“平反”，但人民政府对人民的惨死却既不立案，也不追查，不了了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