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

     又是十几年过去了，我早已习惯了澳州的蓝天白云，习惯了澳州人的善良和亲切，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关爱，习惯了闲适而宁静的生活。每当我徜徉在充满花香的后院时，我会在花丛中看到妈妈的笑脸，那么清晰；每当大海上升起一轮巨大的黄色圆月时，我会听见父亲叫我“乖儿”的声音，那么温柔。正如父亲给我唱的那首歌一样，父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他们永远都和我在一起。

     当我拿到女儿为我购买的院子的房契和地契时，小孙女给我开了个玩笑，她说：“婆婆，你现在真正当上地主了。”她说得对，至少这片土地已完全属于我。我深信，父亲的命运不会再在我身上重演。

      2004年，我终于打听到幺爸李万均家的电话号码。我忐忑不安地拨通电话，那边传来带大邑口音的老人声音，我激动地大喊：“幺爸，幺爸！”并哽咽着告诉他我是谁。电话里幺爸大声呼唤：“涵儿！涵儿！是你吗？你在哪里？我要见你！”我一刻也不能等待，立即飞回祖国。

暮春时节，我见到了幺爸李万均和两个从未谋面的妹妹。亲人相见，百感交集、悲喜交加。幺爸拉着我看了又看，我们都有恍如隔世之感。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已变成老太婆，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也是近九十岁的老人。分别了半个多世纪、历尽人间沧桑的亲人重逢，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老泪纵横。

    幺爸李万均虽已老态龙钟，头脑却仍然很清楚；我们尽情地用泪水来冲刷心上的创伤，用欢笑来庆祝今天的团聚。我在心理默念：“爹啊，你对我的嘱咐，我终于做到了，此时，你和妈是否也来到我们中间了呢？”我不敢问康定其他长辈的情况，怕听到令人伤心的消息。国敏妹妹放映中央电视一台播放的记录片《水电人家》给我看，建政后幺爷爷李先春一家的遭遇，终于成了大家的话题。还是引用记录片最后一段解说词吧：“1950年李先春跟随刘文辉起义，主动把自己一手创办的康浴公司和升航水电厂交给人民政府。在这份升航电厂的移交清册中李先春用钢笔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是他今天留下的唯一笔迹。三十年后，李万均担任康定县水电局付局长，他的两个孙子，如今也已成为康定电力公司的职工，延续着李家与水电的缘分。尽管李家父子的的名字渐渐被淡忘，他们建立的升航水电厂却一直在为康定人送去光明和温暖。一九八九年升航电厂的老电机正式退役，扩建时，工人们挖出一块鎸刻着文字的石碑，这题为《康定大升航电厂工程记》的铭文，作者正是李先春。他或许没有想到，这台发电机居然能顺利运行整整四十五年，直到退役时依然状态良好。”

     李先春更没有料到，他刚刚把升航电厂和康浴公司交给人民政府，他和他的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就全被无辜判罪，一家八个成年男女，六个被判为“反革命”，一个被判“贪污”罪。

     李先春虽然没有料到自己和儿女们会遭到如此的对待，但当他被抓走时，一定坚信李家孩子的母亲们不会有一个人倒下，她们每一个都能顶天立地。事实确乎如此，她们在经受生离死别、家破人亡、苦难屈辱的同时，以超人的勇气和毅力，吃尽千辛万苦，让李氏家族又兴旺发达起来。李先春应该含笑九泉了。

     在团聚的时刻，我们非常感谢孙明经先生留在胶片上的记忆，感谢中央电视台拍摄并在中央电视一台播放了这部记录了真实历史的影片，并给予我们屈死的长辈如此高的评价。

      历史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而李先春父子和李氏家族悲惨的命运，那短片中没有介绍的三十年，也是不容抹杀的历史，更是不可缺少的历史见证。

                                     历史的反差

     每想到被害的长辈们，我就自然而然想到了战犯沈醉。这个残酷杀害无数共产党员的军统特务头目，解放前夕来不及逃往台湾，建政后，经过政府几年的优待，1960年即确认他已“改恶从善”，被特赦出狱，后来，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沈醉写道：“共产党对我们这些十恶不赦的罪人不打、不骂、不侮辱，耐心教育，以诚相待，怎不令人羞愧万分。”

     毛泽东曾讲过：“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而我们李氏家族却惨遭厄运。六个小家，六个男人全被抓走，仅李万钧一人被关押和变相关押二十五年后获释，其余五人全被判“反革命”罪，一人被枪杀，四人冤死狱中。由此而导致六个家庭破碎，二十七个孩子失去父亲，其中五人成为孤儿。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思索，应该怎么来看待我们家的遭遇。记得1983年我在向四川省统战部的工作人员反映情况时，这位干部说：“你找我有什么用啊，我们换把椅子坐坐你就知道了。”我冲口而出：“我坐了几十年的这把椅子，你一天也不想坐。”他无可奈何地说：“我也没办法啊，比你们家惨的多得很。”呵，原来如此，镇压反革命和新区土改全国被枪毙、打死和被迫自杀者大约有三百万左右。而从1950年开始后的二十七年里，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七、八千万之巨，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全世界死亡人数的总和。由此看来，李氏家族的遭遇不过只是冰山小小的一角罢了。

     不过，我仍然感到庆幸，我们李家的孩子们没有被斩草除根，更没有在艰难困苦中沉沦。人生栽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栽到了就爬不起来，我们屈死的长辈，现在一定正在河东笑看着生活在河西的后代们。

                                           后 记

      写这本书是一个很沉痛的过程，多少次我停下叙述，尽管往事都历历在目，我的心却不堪重负，无法一口气把这些历史真实讲出来。我忍着剧痛断断续续地写，历时几乎半年才完成。等到写完，我们发现几家留下来的照片都少得可怜。我们屈死的长辈们在肉体被消灭之后，属于他们照片、遗物和私人资料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清除得所剩无几，就连我珍藏的父亲的一张照片也在红卫兵小将抄家时被消灭了，似乎他们在人世上生活过、奋斗过、贡献过、蒙冤过的痕迹已被全部抹掉了。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阅读了大邑县的《县志续编》,其中的人物志里对我的父亲李光普（李万华）作了介绍。细看完这段文字，我发现在短短的一页介绍中，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是错误的地方，就有近十来处。虽然这些错误对我已去世的父亲，有的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却绝不是在县志上应该发生的。李育滋在被冤杀的时候，曾大声疾呼：“你们这样对我，将来怎样向子孙后代交代。”几十年过去了，他们就是这样胡说八道，这样不顾事实真相地向后代“交代”。

       看来这本书写得虽然不全面，但写下李氏家族的这段历史的确是应该的。就在本书完成的前几天，康定的李家后代令人惊喜地找到了父亲的照片和版画，这离我1957年夏最后一次见父亲，已整整过去了半个世纪，却正好来得及放进本书里，这大概是老天爷的恩赐吧。

       虽然我的记忆里存留了很多往事，妈妈也断断续续讲过不少父亲的情况，但父亲在1949年前的所作所为仍有许多需要去了解和核实。在这里，我要感谢伍柳村先生，他曾给我讲了很多父亲的情况；感谢西南大学图书馆和历史系的工作人员和老师们，她们不厌其烦地帮我查找资料；感谢西康省资料网的朋友，在百忙中为我整理父亲的材料；我还要感谢凉山州档案局，他们完好保管的档案，为我提供了父亲在西昌任职时的很多第一手的资料，而他们的热情和责任心更让我敬佩。至于几十年来关心帮助过我们李氏家族的朋友们，特别是成都市窄巷子的邻居们，我要代表全家对他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一些大邑县的工作人员以朋友的身份给了我不少的帮助，我也要在这里向他致谢。还有不少朋友在我们写这本书时帮我查找资料，并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持，在这里就一并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