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步从头越

     怀着无以言表的愤懣，我终于弄明白，父亲的冤是没办法申了。他们撤销原判，却不“平反昭雪”，如今又冒出父亲是否还活着的问题。我们还能和他们说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再与不讲理、不讲法、又掌着权的人去纠缠。父亲的梦想需要我们去延续，脚下的路还在延伸，我们李家人不能被痛苦打倒， 李家还要发展，我们一定得继续前行，用下一代的成就来慰先辈们的亡灵。

     1990年女儿李李已是大学教师，她毅然放弃了大学里的工作，象父亲当年一样踏上了进一步发展的征途。一箱最简单的行李，身上背着上万元的欠债，口袋里只揣着几十美元，她只身去到位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仅有的几十美元只够她交租房子的押金。离家万里、举目无亲，除了李家的血统外，她几乎一无所有，但李李继承李家的精神，她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生活也象父亲在成都求学时一样清苦。而事情的发展竟又与李家的历史如此惊人地相似，李李虽然独在异乡为异客，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她也象她爷爷一样不再从事化学专业，经过艰难的积累，转为搞实业、办公司，而且也象她爷爷一样获得成功。

     原来从头再走一遍先辈走过的路，做起来非常不容易，现在想来，其实也并不难。因为女儿身上流淌着李家的血液，传承着李家永远向前的精神，在澳洲這片自由的土地上， 难道还有什么可以难倒她？先辈们的血没有白流，她不会再那么糊涂，那么轻信，我深信，无论什么样的政治陷阱她都不会掉下去。

     当挥泪送走爱女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奢望，只希望她有能力接受生活的挑战，在我有生之年能再见上她一面，就别无他求了。上天却为我做了意想不到的安排，晖走了几年，不仅回国探亲，还把我接到澳洲，我的生活又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北半球翻到南半球去了。

                                     修墓

     大邑县安仁镇，我的老家，多少年来一直想去看看它，但我们姊妹三人在1990年前却从来没有去过。以前大名鼎鼎、人丁兴旺的李氏家族，现在只剩下贫穷的五哥和几个远亲住在那里了。

     1983年妈妈去世，父亲得到了所谓的平反之后，我们就打算在安仁镇为父母修墓，把父亲的清白昭示于人间。一转眼十年过去了，1993年趁女儿回国探亲的机会，我们终于把这一愿望付诸实现。

     修墓那天，我们姊妹几家一大早就起身，驾车前往安仁镇。对安仁镇这片生养父亲的土地，我们自然有一种血脉相连的感情，但是解放初期父亲在这里被关押、被陷害，最后屈死狱中。几十年来一提起安仁镇我们就害怕，从不敢回去。

     一路上我沉浸在悲凉的心境里，汽车过了崇州市，就进入大邑境内和以前一样的坑坑洼洼的泥土路，并颠簸起来。随着车身的摇晃，我仿佛被卷进时光隧道，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四十多年前……。

     原以为随着时间流逝可以淡漠的往事，再一次清晰地、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心上永不会结疤的伤口再一次被撕裂开，我再一次体验到锥心刺骨的剧痛，对至亲至爱的父亲的思念穿透几十年岁月的沉积又顽强地抬起头来。安仁镇到了，我擦干满脸的泪水，却安抚不了那滴血的心，挥不去刻骨的悲伤。

     父母的墓地就设在五哥李国孝的自留地里，和二爸李育滋的墓紧挨着。我们匆匆地来到五哥家，亲友们已在门口摆了好多花圈。花丛中没有父母的骨灰，也没有父亲的照片，一付陪伴妈妈度过几十年的塑料黑框眼镜，是墓里唯一的东西。只有在墓碑上才找得到父亲：

     父 李光普

                          之墓

     母 廖淑蓉

     两旁刻着：

      一生艰辛，任他高低贵贱，

      天理昭彰，历史自有公论。

     修墓的工作，在闷热的天气里进行，农工们个个挥汗如雨，我们坐在五哥李国孝屋里，也热得汗流浃背。中饭由五哥操办，正准备进餐，生产队的“领导”踱着方步，不请自来，毫不客气地坐到主人的桌边。我感到恶心，赶快站起身来，对“领导”们说：“对不起，我们都不是主人，今天的主人是我哥哥，他才应该坐在这里。”说完和姊妹们拂袖而去，也不回头看看那几个“领导”诧异的目光，让五哥以主人的身份去享受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平等”。

     下午，五哥和几个乡邻陪我们到处去走走，大家信步来到一片灰砖瓦房前，我大吃一惊，这家的大门怎么竟然跟我们李家的大门几乎相同呢！有人指着它说：

     “这就是过去刘文彩的宅第。”

     我倒抽一口冷气，难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刘文彩公馆？记得当年冷月英到处做报告控诉刘文彩的“水牢”时，妈妈就告诉我那不是“水牢”，那是刘家存放鸦片的地方。今日见到其庐山真面目，想起好多年来被批判得臭不可闻的《收租院》，心里还余悸犹存。

     “你们刘、李两家过去是安仁镇最大的两个家族。”

     “你们李家在大邑县做过很多好事，我们都没有忘记。”

     “李家办的春花小学为安仁镇培养了好多人才，”一个年纪和我差不多大的妇女说，“我小时候在里面读过书，你们李家也是安仁镇做善事的人家呵。”

     乡亲们七嘴八舌地说着，我被他们朴实无华的话语深深地感动了，原来公道自在人心，安仁镇的老百姓没有忘记李家。

     李家修墓的消息在安仁镇不胫而走，前来围观的农民络绎不绝，从开始到落成，墓地一直被乡亲们团团包围着，其中还有当地的大队长和书记。我们兄弟姊妹和近親，在墓前恭恭敬敬地向父母鞠躬，以表达深切的怀念、满腔的忿懑和无尽的哀思。我们把双手久久地放在胸前，默默向父母祝祷：孩子的心都在这儿，你们不会孤独。

     安仁镇是父亲出生的地方，他十几岁从这里走出去，在外面的世界奋斗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从没有忘记过家乡。然而，1951年他却被骗回这里，在无故关押两年多后，又被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被冤判；从这里，父亲被送进劳改营，受尽折磨而冤死狱中。站在墓前，我抬头四顾，仰望苍天，带着从心底里涌出的眼泪大声呼唤：“爹，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的遗骨在什么地方！你曾经冒死相救的人把你扔到哪里去了？爹啊，现在我们为你和妈妈在你蒙冤的地方修建了一个新家。你和妈妈半生不能相聚，现在你们可以长相厮守，再也没有人来打扰你们了。”

     我们看到安仁镇仍旧贫穷而落后，农民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们的家里仍挂着被熏黑的打着重重補丁的蚊帐，吃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农民仍旧在苦吃苦做，以磨骨头来养肠子。男人砍下自己屋后长了几年的老竹子，锯成段割成片再削成又薄又细的篾片，女人们用它编一个竹篓才挣几分钱。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升起：剥削农民的地主阶级已打倒了四十多年，农民翻身得解放也四十多年，为什么农民仍得面朝黄土背朝天？

     修完墓后，我们怀着深切的同情，给了周围几个衣衫烂褛的孩子一些钱，聊表对家乡人民的一点同情和心意。

     想不到墓刚修成，安仁镇政府来人向我们提出：原“春花小学”（现在已经改名为安仁镇第三中心小学）的大门坏了，希望我们拿出一千元钱修葺校门，这样，他们可以恢复“春花小学”的名字，还可以请我家的人当学校的名誉校长。我的感觉是：历史又要重演了，我可不能走李家前辈们的老路，还是给自己留条活路吧，于是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