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9月，我们收到了大邑县的复判书。 大邑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法刑复（83）字第94号 李光普，又名李万华，光华，男，生于一九00年，四川大邑县人，判前系起义人员，已故。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大邑县人民法庭以“反革命、不法地主罪”，判处李光普徒刑九年，现今再审查明： 原认定：解放前李光普与其弟勾结伪县长，诬害农民李吉成挖毁母亲之坟，后李吉成被杀之事，现经查，与李光普无关；四九年九月同谋镇压农民减租减息运动，无依据；解放后，疏散财物，拒决赔偿也无确凿证拒，不予认定。拒此，原对李光普以“反革命、不法地主”判决不当。原大邑县人民法庭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大法刑字第1595号刑事判决书现予撤销。 （盖章） 大邑县人民法 一九八三年七月二十日
拿到这份复判书，我欲哭无泪，大邑县真是太“聪明”了。父亲表面上“平反”了，实质上却留下了一个大尾巴。当年判决的前两条“罪行”，他们都明白地说：“与李光普无关”和“无依据”，而在第三条上他们却做了文章。尽管复判上写着“不予认定”，却在这句前写道，因“无确凿证据”。这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证据是有的，只是不确凿，只好“不予认定”；可是大法刑字第1595号刑事判决书上却言之凿凿地写着“转移财产一千多石粮食到狗腿子潘树廷家”。我们家的财产不是粮食，更从来就没有放在大邑县，何来转移之说？当年如真在潘树廷家找到一千多石粮食，怎么现在会说证据不确凿呢？显然是根本无证据，这当年的第三条“罪状”也是胡编乱造来的。那么以三条大邑县制造的、根本不存在的“罪名”来判罪，其结论应该是什么呢？任何有良知的人都知道那是有意冤枉人，是冤案。而复判的结论却是一句含糊其词的“判决不当”。“判决不当”的意思太丰富、太含糊了，这含糊的用词中只有一点不含糊：只是判得不恰当而已。我情不自禁地要问：这不恰当的判决是判轻了还是判重了？是该判九年还是九十年？是该无期徒刑还是枪毙？怎样的判决才称得上“判决得当”？ 既然决定“予以徹销”，却不愿意说明李光普无罪，他们回避了这最重要的一点，用这种伎俩来敷衍受害者家属，哪里还有一点平反的诚意？更何况用这三条被编造出来的毫无根据的“罪行”，原判应纯属冤判而不是错判。最了解情况的周鼎文、当时大邑县人民法院院长，居然判出这样的案子，这中间肯定藏着重要问题。而在“平反”过程中大邑县和周鼎文的表演，也让我们不得不想到周鼎文在里面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大邑县政府的复判对他们当年的问题没有一点认识，我们子女不能接受。为此，我写信给邓小平，无回音；我找到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反映，并交给他一份材料。 杨超书记接见了我，说：“我们党对不起你们全家，请你转告你的姊妹们，你们现在是扬眉吐气的时候了。” 我说：“我们只希望能明确父亲无罪，他的案子是冤案，就心满意足了。” 可我送去的材料却仍久久没有回音，此事也就不再有消息。后来，大邑县发给四百元以此作为“落实政策”的全部善后。这四百元多么沉重啊，它承载着我们家破人亡的苦难、父亲几年的劳改生涯和一条人命、母亲忍受了半生的孤独艰难和凄苦、我们姊妹们失去的父爱和所受的屈辱，以及一家人三十多年“享受”的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支脚、永世不得翻身的生活。至于落实父亲起义人员政策的问题，却再也无人过问。 我反复看了父亲和二爸李育滋的几份判决书，终于明白了一个问题，当年大邑县人民法院在周鼎文主持下给李育滋和李光普判刑，不是他们掌握了两个人的“罪行”而判，是他们先决定要这两个人死，而胡乱抓些“罪行”硬扣在两人头上，其结果就是一个被枪杀，一个死于狱中。现在的“撤销原判”既不提“平反昭雪”，也不说“赔礼道歉”，不过是做个样子，愚弄受害者家属罢了。这里我还要补充一句，父亲的起义人员证书，在父亲平反后二十五年的今天，我们还没有得到。 正象当年镇反和土改一样，全国的平反行动也在各种报章杂志，连篇累牍地报导，但从我父亲和二爸的情况看，大邑县“平反”的真正受益者，不是那些受尽残酷折磨而死的受害者，而是举起屠刀利用权力判决他们有罪的人，这些人永远都是赢家。苏联共产党员奥斯特罗夫斯基说过：“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面对关天的人命，过了三十多年，在共产党中央指示平反的大前提下，大邑县人民法院仍不能进行反思，他们轻描淡写的“撤销”，既不符合中央的要求，又不能满足受害者亲人的期望，他们究竟撤销了什么？被剥夺的生命能再有吗？被牵连而死的人能活过来吗？难道对当时草菅人命的暴行，大邑县政府就不觉得有愧吗？何况利用手上掌握的国家权力随意杀人和把人害死，难道只是个错误？就不是犯罪吗？能把制造血案，杀人、害人至死与错误混为一谈，真可以称得上是够“伟大、光荣、正确”的了。 父亲啊，你还活着吗？ 1985年的冬天妈妈已去世一年多，这年冬天特别寒冷，早上起来，成都的地面上、房屋上、树叶上到处都是银白的寒霜，早上出门，走一步，脚下就嚓嚓作响。天空中不时还下着水雪。那寒气好像钻进人的肌肤、血管、骨髓，多年不在成都过冬天，这年有事回去，觉得我的心都要冻僵了。 一天妹妹赶来告诉我，她雅安的朋友专程到成都来告诉她，说：石棉矿派出两个年轻人到雅安了解父亲起义的情况。他们说父亲劳改满期后，被留矿就业，最近他看了报纸上有关平反的报导，提出上诉。雅安地区认识父亲的人很多，消息一下子就传开了，朋友们向两人提出了很多有关父亲的问题，两人都作了回答。他们描述了父亲的体貌特征，说他个子不高，身体不够好，为人随和但不爱讲话，有空时喜欢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朋友们都认为这两个年轻人如果没有见过我父亲，不可能把他介绍得如此具体生动而恰如其人，看来父亲还活着是可信的了，所以赶快来告诉我们。 听了妹妹的话，一股强烈的感情激流汹涌而来，冲击得我哭得死去活来，心里首先想到的是妈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如此惨绝人寰？妈妈啊，你抛下儿女们闯入死亡的领域去寻找父亲，你却万万没有想到父亲还在人世，以前你们俩相思而不能相见，如今竟然阴阳两隔，你怎么这样苦呀？你叫我怎么办呀？我就这样哭了一整天，用眼泪渲泄我们几十年的苦，才慢慢平静下来。这时我才想到父亲，父亲居然还活着！能相信吗？过去在等待父亲回家的时候我曾经想过，父亲出狱时我将仰天大笑，现在却笑不出来，我呆呆的躺着，过去和父亲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全翻腾出来，满腔的苦情沉重地压在我心上。 我们三姊妹实在不敢相信，父亲如果活着已经85岁了，他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劳改，怎么可能经受得住生活的艰苦和狱警的折磨？怎么可能还活着呢？我们决定叫弟弟先去雅安，亲自去了解情况，如果情况属实，我们立即去接父亲。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刚蒙蒙亮，弟弟就穿上最厚的棉衣坐上前往雅安的汽车。第二天我们收到弟弟的电报：“一切属实，即去石棉”。我和妹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迫不及待地等待弟弟的第二封电报。我们望眼欲穿地一天天盼望着，每一天等到的都是失望，弟弟再也没有消息传回来。半个月过去了，弟弟精疲力竭地回来，看他沮丧的样子，我明白了：没有好消息。弟弟说：他问了雅安几个见过石棉来了解情况的两个人，他们都说情况准确。 弟弟带着最大的信心赶往石棉，当他问到父亲的情况时，管理人员态度和蔼，他说：“你在哪里听到的谣言？你父亲早已去世，你怎么想到来找他？” “你们派了两个人去核实情况，雅安好多人都知道我父亲还活着并提出了上诉，你怎么不承认呢？”弟弟急切的问。 “年轻人，你误会了，那两个年轻人是我们整理材料时，派出去了解你父亲过去情况的。”他仍然十分镇静，很有耐心的样子。 弟弟问：“为什么他们说我父亲还活着？我希望能见一见他们。” “啊！真不巧，他们刚刚出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你很难等到他们。再说，他们完全不了解情况，想当然地出去乱说，我们要认真追究他们。”现在脸上透出严肃。 那人在弟弟肩上拍了一把，脸上挂着始终不变的僵在臉上的微笑，说：“这么冷的天，你大老远地赶来，就在我们这里住上几天再回去吧”。 弟弟想：何不利用他的建议，住几天，也好想办法打听打听。可是弟弟想错了，那里大雪封山，山高林密，曲折蜿蜒的山路被白雪覆盖，把所有好的、坏的、恐怖的、血腥的变成一望无际的纯洁，根本无法认清方向，也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住宿和吃饭遇到的人不多；问他们，不是说不知道，就是顾左右而言他，看来消息被封锁了。 几天之后，父亲的消息一丝一毫都打听不到，弟弟只好回家。我们又坠进迷雾里，我不敢想父亲，不敢想如果他还活着，他正在受着怎样的折磨，他有多么痛苦。不久从雅安传来消息，有人出来证实，说父亲是他埋的。他说：他想到父亲过去是有身份的人，怕遗体被野狗刨出来吃了，就用父亲的俄国毛毯裹住遗体，挖了个很深的坑埋了。 多么好心的人啊！且不问为什么不通知家属，他的话里有太明显的漏洞。他们不知道是我亲自把父亲送出家门，父亲两手空空去了安仁镇，哪来什么俄国毛毯？如果真有什么昂贵的俄国毛毯，安仁镇当局还不早就没收了，父亲还能带着它劳改几年而完好无损？谎言是经不起检验的，说谎也必定是有原因的。这位自称埋藏父亲的“好人”，应该是针对我们去找父亲变出来的吧。我的父亲啊，你在石棉矿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屈辱、经受了怎样的秘密处置？为什么你的死亡会弄出那么多奇谈怪论？这位所谓埋葬你的人是为了遮掩你还活着的事实？还是为了掩盖你死亡的真相？不管是什么，这里面的秘密太深，而且绝不是大邑县可以操纵的。这种事牵扯到什么后台，只能留给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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