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能打到这个程度，已经是极为难得了。统计表明，大部分的华人为原告的案子，上去没几下就会打下来。李永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权利，已经经过了几个年头的战斗。最初她的歧视案被法官一页纸给打发了。说是根据被告律师的陈述，案子不成立，BYE BYE。其后数年时间，李永在美国联邦法院、麻省州法院单刀奋战。她指控主案的联邦法官司法不当（JUDICIAL MISCONDUCT)。其后，她的上诉在第一巡回法院获得一名巡回法官的支持。从最初的新手俨然已经磨练成对美国相当了解的水平。虽然其起诉雇主的案件最终失败，但她起诉雇主的一名医生的案子，在突破重重阻击之后，赢来了JURY TRIAL的机会。

这个案子原本有多项指控，包括文化歧视等，但都已经被总结裁决去掉，只剩下一个指控：诽谤。基本指控事实是：当初李永去见这名医生的时候，正在服用止疼药，李永告诉她这是因为手指受伤了。结果，医生在给公司的报告中说，李永服药是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据此，医生做了一系列精神、情绪方面的负面结论。

李永认为这构成了诽谤，因为医生陈述的事实是虚假的。法官对此表示同意，并设定在上个星期进行JURY  TRIAL。双方到庭挑选好JURY之后，被告突然抛出一个动议，说根据案例，被告言论不构成诽谤，就算诽谤也有豁免权，不用审了。这一突如其来的偷袭，急坏了原告，经过一夜的紧张研究，终于找到了针对性的案例，证明被告医生只有有限豁免权，谎言就不在豁免之列。第二天，法官听了原告的反驳，继续庭审。陪审团有10人，全部是白人。

庭审中，原告质问被告：那种止疼药有镇定精神的作用吗？被告答：没有。问：当时李永跟你说了是因为手指割伤了吗？答：有。问：你看你当时的记录，上面明明写着手指受伤，吃了止疼药，但没有任何关于镇定精神的记录，是吗？医生泰然答道：是。

看到此，看官似乎要结论了，医生的报告不是明显的谎言吗？本来只是手指受伤，却被她说成了精神问题。

但医生随后说道：虽然我当时没写，但原告确实说了吃那个药稳定情绪的话。

对此，原告当然是完全否认，根本就没有说。但这就成了一个你说、我说，死无对证的事情，全看陪审团如何判断、站在哪一边了。

在我的知识产权案的JURY TRIAL中，也出现类似问题。被告盗用我的技术没有获得过任何明确的许可，但是被告说，我跟他们有过通讯，给了他们暗示性许可。如果陪审团相信了他们这个辩解，那侵权自然就不能成立了。判决出来后，我问陪审团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判断根据是什么，他们只是说：ANYWAY，他们做了判断。其实，说穿了就是一个相信谁说真话、谁说谎的问题。我当时还问陪审团对对方的某某证人看法如何，他们直摇头，都不愿提起。

以前有一个专家给我讲过一个他亲历的一个案子：有一家公司被控侵权后，出示了一份文件，显示在原告的专利申请之前，他们就有类似的创意了，有他们的工程师作证。原告当然不相信这份文件的真实性，最后在庭审的时候，被告工程师被各种证据所迫，最后完全崩溃，痛哭流涕，承认是公司叫他作假。在另一起专利案中，被告在提供文件资料的时候，故意插入一份伪造的文件，显示他们有过类似的创意，导致原告主动要求和解（后来发现被骗，才产生第二起官司）。在INTEL与AMD就486进行的合同诉讼中，INTEL的某人在一份内部会议记录上涂掉了一句关键的话，导致AMD败诉，几乎立刻就要关门大吉。幸好AMD律师在败诉后整理文件的过程中发现了疑点，最后案子重审，AMD才算活了过来...如果你看案例，你会发现，在利益的驱使下，伪证罪的威慑对某些人已经根本起不到作用，尤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完全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为了打赢，他们完全不惜抛弃一切道义和法律的约束。有一部电影《THE VERDICT》，就是美国法治的真实写照。

所以，要赢得法律正义，不光是要陈述真相，更重要的是要打破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