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美国政府要求中国保护知识产权，我忍不住要斥责伪君子了。 

三年多前，我发现一家NASDAQ上市公司可能侵犯了我的一个称为PowerRPC的软件的版权。于是我向该公司的相关开发主管提出询问，简单地说，就是他们有没有用PowerRPC，如果用了，用在何处、拷贝了多少。此人迟迟不答，后来我打电话过去，对方说已经交由上级处理了。过了几个星期，我突然收到一个EMAIL，此人称是该公司的副总，说正在就我的询问进行调查，但字里行间，充满了闪烁其词。我立刻给该公司CEO去信，要求尽快给我答复。这个副总又给我写了多封EMAIL，说他们公司跟我没有签署合约，我有什么资格要他们提供数据等等，基本是连蒙带骗的味道。我已经有一定证据，因此，我在回信中强调，我需要他们尽快做出回答。此人又回应道，他还在收集数据，一旦完成就会给我。 

又过了两个多月，终于收到了这个副总的一个EMAIL，说已经查明，他们在过去几年里，一共发布了953个PowerRPC拷贝。他们现在已经把软件替换，再也不需要这个软件了。这个邮件，一看就是在撒谎，于是我迅速在美国北加州联邦法院起诉该公司。被告立刻雇佣了硅谷一家律师楼（FENWICK & WEST LLP）应诉。 此后，法院根据各种理由将我的诉讼打回。但经过多次周折、耗费大量资源之后，终于进入实质诉讼阶段。

被告的应对方式，第一就是撒谎，第二还是撒谎。他们递交一系列宣誓作证的证词，说什么从头到尾只有一个程序员使用了我的PowerRPC软件，而且他们是有许可的，是作为一个英国公司的代理商。他们要求法官中止案件的取证程序，先裁判他们要求撤诉的动议。法官立刻同意，暂时不准我们就侵权向被告要求取证。 

在法律程序上，我们要反对被告的撤诉动议必须提供证据，而法庭已经不准我们就其侵权取证，我们的难度可想而知。这时，我开始寻求与被告以前的一些员工取得联系。其中有两个人是被告解雇的。一个是搞销售的，一个正是对方侵权产品的设计师、关键程序员。两人都表示愿意提供证据、证词。特别是那个设计师，相当有正义感，甚至认为该公司的行为构成犯罪。 

而此时，美国联邦法庭对被告要求总结评判的动议迟迟不作结论。时间到了2009年中，突然有一天，被告可能嗅觉到了什么，他们发来一封信，说他们的产品除了拷贝PowerRPC之外，还拷贝了我的另一款称为JRPC的软件。信中解释到，这是他们最近才发现的、以前一无所知，发现后，第一时间就通知我们了。

在这种情况下，美联邦法庭驳回了被告要求总结评判的动议，我的案子才开始进入全面的取证阶段。从取证的资料和后来JURY TRIAL的作证看，对方的撒谎成性可以说是令人发指。真实的情况如下。

早在2001年，被告就开始使用我的PowerRPC和JRPC开发一款高端软件产品，其客户主要是大的银行、电信企业等，包括T-MOBILE, UPS，AIG，CITICORP，RBS (Royal Bank of Scotland)等。PowerRPC是用于客户与服务器之间传递数据、指令等。JRPC用于一个该系统的管理控制平台。可以说是关键的几个部件。被告软件客户端用的PowerRPC runtime还是一个1997年的版本（被告都无法或者不愿说明他们从哪里弄到这个程序的）。而JRPC实际上是一个试用版（但被告的程序员将该软件的许可控制部分代码进行了反编译），它在运行的时候，会在服务器日志里产生一个警告信息：这是试用版，没有许可，不得用于商业用途。这个JRPC估计是他们从网上下载的试用软件。我搜寻过去的EMAIL发现，被告曾经询问过我的产品价格，但是从未购买。

2006年，被告又用JRPC开发了另一款关键产品，被告的CEO还在季度报告会上吹嘘了该产品的重要性。而该产品的设计师就是我找到的那位前员工。他在庭审时作证说，他是到被告公司就职的时候，大家都已经用上了我的软件，他并不知道没有许可。他还说，他好像曾经提出过疑问，但其老板说没事。

至少在2007年4月，我怀疑被告侵权之前，它们的一个客户--德国银行(DEUTSCHE BANK AG)--在运行侵权软件的时候，那个JRPC的警告信息就被被告的印度员工发现了并作为问题提出来，于是被告内部在EMAIL中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被告的印度员工做出的结论是，他们没有JRPC软件许可。被告的美国开发主管在EMAIL中似乎也承认了这一点。这是我看到的部分取证挖掘出来的文件，至于下文就不知道了。但由此可见，被告所谓到2009年中才发现他们用了JRPC的说法是多么的无耻。（为了逃避侵权责任，被告及其律师还采取了一系列的狡辩，包括说的软件版权无效。但陪审团没有采纳被告的各种辩解。）

至于我在2007年8月向被告提出质询时，我的EMAIL其实被立刻转到了被告的上层主管。相关的EMAIL，被告以涉及律师-客户特权为由拒绝交出，我们去法院要求按CRIME-FRAUD EXCEPTION处理，结果法官站在被告一边，所以之后他们的内部资料，就无法得知了。但有一点，早在2007年9月，被告就完成了那个所谓953个拷贝的调查（根据其部分客户的回应），但却欺骗我说还在调查之中。为什么呢？

根据被告CEO的作证，他收到我的信后，立刻招来手下开会，下令用开放源代码产品替换我的PowerRPC和JRPC技术。庭审时，我们问他，那你怎么能说直到2009年才知道用了JRPC呢？他说，下面的人可能知道，我确实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可他却知道能有开放源代码的替代品。

但被告寻找替代技术的过程并不顺利。我的技术里有一些功能是独有的，而他们用到了这些功能。当时他们正与VODAFONE协商一宗高达2600万美元的交易，其中我的技术当然还是关键的部分。对方的副总告诉我他们不再需要我的软件的那天，正是他们与VODAFONE协议签字完毕的那天，而且给VODAFONE的产品还是包含我的技术。通过欺骗性拖延，他们获取了又一笔基于侵权的非法利润，而同时进一步损害了我的知识产权。

我们在取证中拿到一些被告的EMAIL，发现被告的产品开发主管和十几名开发人员通过EMAIL把PowerRPC与JRPC传来传去，有几名是美国人，其余是印度人。在庭审时，这名产品开发主管供认：他们本来是把我的软件开发工具放在被告公司内部网络上，方便大家自由下载。但由于印度到美国的网速较慢，所以很多情况下，他们用EMAIL把我的软件发给印度的开发人员，这样还快些。在此之前，在被告要求法庭撤诉的时候，这名主管递交了一封宣誓证词说，整个公司只有一个人拷贝了PowerRPC开发工具。

对方侵权的后果是，我熬夜开发出来的技术被无限制地交给了全球300多家大公司。由于侵权产品是用于客户管理，而这300个公司的客户数量数以亿计。从这个角度，客观地说，欧美乃至整个西方经济的一个相当部分是建立在偷窃的技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