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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苛求莫言（《加拿大都市报》2012-12-14）
石夫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在海内外同胞中引起不少争议。其中牵涉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体制内和体制外作家的异同、言论自由的状况；莫言个人领奖前后的言论等等，不一而足。但不能否认，莫言获奖之所以引起广泛争论，根子正在于中国的国情——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党国”，令一切都逃脱不了党国政治的污染。
莫言获奖的消息一出，不少海内外同胞和国际传媒，立即联想起至今身陷囹圄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有了刘晓波这个“参照物”，莫言立即就被置于万千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大概是他与历届其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处境的最大不同之处。获奖消息宣布之初，莫言曾在家乡山东高密对媒体表示，希望刘晓波早日重获自由。但莫言最近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期间，再二、再三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就坚拒回答了。他对刘晓波的立场前后反复，也引起巨大争议。
莫言是作家，获得的是文学奖。刘晓波是异议作家，获得的是政治含义颇浓的和平奖。照说两人各获其奖，井水不犯河水。但刘晓波属于习总口中那种“吃饱了没事干”的家伙，参与起草了什么《零八宪章》，公然要求言论自由、人权和自由选举。党国忍无可忍把他捉将起来，判了11年重刑。于是中共以言治罪的劣迹，就要由莫言在世界舆论面前为之遮掩了。莫言贵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被迫要淌党国政治的污水。
当然，莫言早有遭人诟病之处。如2012年5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百名作家分段手抄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莫言是写手之一；2009年底刘晓波被关后，有学者发起“行为艺术”活动，以电话采访知识分子对当局此举的看法，莫言以家中有客人为由拒绝发表评论；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以官方作家身份出席的莫言，因异议作家戴晴、贝岭出席而退场。因而不少人把莫言看成中共党文化体制的代表。
但莫言作为体制内的作家，并不等同体制本身。他的作品描绘了中国几代人的苦难，不乏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揭示苦难就是一种批判，应当承认莫言从文学的角度，批判了毛皇党国的黑暗时代。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授奖词所说，莫言的作品“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报里的快乐历史”。他“描述了大跃进和1960年的大飢荒”，反映出“毛式恐怖之下”……“猪圈式的生活”；“令20世纪中国的残酷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现”，……展示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怜悯的国度”；“对50年来的宣传进行修正，并令人信服”。
中共官方传媒热捧莫言，却不敢全文报道授奖词，正因为中共至今未能和那段不堪回首的黑暗历史划清界限。按照党国中宣部一贯的行事手法，可以推测莫言在出发领奖前，免不了要“和组织统一口径”，那么他之后的言不由衷就不足为奇了。他在瑞典是否有批判体制的条件呢？答案是有的。尤其他已经拥有了文学奖光环，党国断不敢以第二个刘晓波对待他。但遗憾的是，他的道德勇气仍嫌不足。如他在题为“讲故事的人”的获奖演说中，一开头就提到童年和母亲刻骨铭心的挨饿经历，却没有捅破最后一层纸，点出那正是饿殍遍野的毛氏党国大饥荒年代。莫言毕竟是体制内的作家，不是和党国撕破脸的异议作家，大家对他不必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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