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是誰，路人皆知。

格拉古又是何許人，知者就不多了。可是，如果你知道了格拉古的故事，你或許就能理解薄熙來事件對中國潛在危險。

歷史上的格拉古比薄熙來有名多了，他們是兄弟倆，大哥提比略，小弟蓋約，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紀的羅馬，和漢代的司馬遷是同時代的人，當然他們沒有見過面。格拉古兄弟出生名門，受過良好的教育，長於雄辯，曾先後擔任保民官，為了平民的利益，尤其是土地所有權，同當時把持元老院的貴族們作了不懈的鬥爭，甚至不惜發動城市暴動，但很快被元老院鎮壓，格拉古兄弟先後死在混亂當中，他們所倡導的改革方案也因他們被殺而人亡政息，這就是古羅馬史上著名的“格拉古改革”。

從表面上來看，格拉古兄弟是有點象中國歷史上那些奮不顧身、銳意改革的政治家，雖功敗垂成，但終究青史留名。他們自己也說，“我們只有一次生命和一次死亡，兩者皆已命定，無法逃脫。我們只能共度人生，迎接死亡，來服務於人民。”這段話和司馬遷的“人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有異曲同工之妙。看來，捨身取義的理想是沒有國界的……

但是，格拉古兄弟並沒有青史留名。相反，他們是羅馬共和國晚期群雄爭霸、內戰不息的始作俑者。其原因就在於改革的手段非理性，動機不單純。

格拉古改革為窮人謀福利固然不錯，但格拉古兄弟無視貴族的利益，不知妥協，最後把很多同情窮人的元老趕向了對立面，造成羅馬民眾和精英的空前對立。當大哥提比略·格拉古動議把國有土地分給因長期戰爭而破產的窮人時，他沒有考慮土地實際上是被貴族們占據着。如果不給予補償，要讓貴族把嘴裡的肥肉吐出來阻力重重。果然，提比略的議案很快就被否決。在這時候，提比略不僅沒有想辦法去說服元老院，反而動用手中權力把羅馬的國庫封了，讓整個羅馬城的經濟癱瘓來逼元老院就範，這不是一個改革家應有的作為。設想，如果溫家寶提議政治改革得不到響應，他能下令把中國人民銀行關了嗎?

有大哥垂範，自然就有小弟效尤。提比略改革失敗十年後，他的弟弟蓋約·格拉古也當選保民官並推動了更廣泛、更激進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動用國家公款補貼羅馬貧民的糧食供應，動用國家公款雇用平民建設道路，縮短兵役期。當蓋約第三次競選連任保民官失敗時——請注意，根據羅馬傳統，保民官是不能連選連任的，蓋約當選兩次已屬違法——他的支持者居然占領了羅馬的一個山頭，還刺死了執政官（相當於現在的總統）的一個隨從。這其實已經不是什麼改革，而是武裝暴動了。

說到這裡，你也許會問，為什麼格拉古兄弟會做得那麼出格？答案是簡單的兩個字——民粹。在羅馬，作為一個平頭老百姓是很痛苦的，他們不僅要耕種農田，還要自備武器服兵役。而羅馬的對外戰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在格拉古之前，羅馬和另一個強國迦太基格打了一百多年的仗，剛剛取得決定性的勝利。戰利品都被貴族拿去了，平民卻因常年征戰紛紛破產而逃入城市淪為難民，他們渴望有人為自己說話，所以格拉古的改革對平民極具誘惑力。當格拉古競選官職，投票修法時，有無數的平民從四面八方湧進羅馬支持格拉古兄弟，一睹他們的風采。

當有民意在支持自己的時候，又有多少政治家可以有自省的能力，可以不被這種巨大的力量所裹挾？格拉古兄弟沒有能力自持。既然真理在自己這一邊，那麼任何手段都是合法的。這就是後來的英國著名的史學家吉本在《羅馬衰亡史》中所說的“從熱忱到欺詐是一個危險的滑道；……聖人也會欺騙自己，好人也會欺騙他人，良心在一個混雜着無意識的幻覺和自發的欺詐的中間地帶走向泯滅。”

格拉古兄弟只是無意識地被民眾的力量所裹挾，所醉倒，但他們以改革和為人民的名義所作的事卻後患無窮。在格拉古之前，不管平民和貴族多麼對立，矛盾總能夠和平解決，因為“平民尊敬貴族，貴族忌憚平民”。格拉古兄弟之後，矛盾空前激化。更糟糕的是，格拉古兄弟讓一群野心家知道了如何掌握人氣，玩弄民意，用群眾運動向上爬，以求最高權力。此後一百年，馬略，秦納，凱撒和屋大維一個接一個步格拉古的後塵先後以平民的保護人的民意建立獨裁，羅馬內戰不斷，羅馬共和國也就被羅馬帝國代替。羅馬共和傳統的喪失，自格拉古始。

現在，你知道我們什麼為什麼把格拉古和薄熙來並論了。我們且不說薄氏在重慶所作所為是改革還是開歷史倒車。但他操縱輿論，甚至用政績和民意為自己謀取進一步高升的方式，有點像當年格拉古的作為。薄熙來即使這是一個改革家，他開創的道路卻是藐視傳統，不擇手段的鬥爭道路。那是一條曾經讓羅馬在一千年前滑向帝制，讓法國在二百年前血流成河，讓德國在七十年前發動戰爭，讓蘇聯在二十年前分崩離析的原因。

這也是溫家寶所說的文革會重演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