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也算是基督徒了么？！

若迷 2010-5-01

柴玲信主了。这也算是她仰仗着财大气粗把卡玛告上法庭、去年又在民运界首次复出并声称要为海外民运捐款一百万以来的又一新闻吧。

继远志明、张伯伦、熊焱等著名学运领袖之后，又一位曾经蜚声海内外的“民主英雄”信主了。而且柴玲为此发表了一篇她二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超长文章——《柴玲的信主见证》（附）。看来，声称信主已有蔚然成风之势，尤其“民主阵营”中不断涌现出新的基督徒，而柴玲的信主更是让人感到似乎有些非同寻常的意义：昔日丝毫不懂什么是民主的毛共传人可以被称为民主斗士；今日丝毫不懂忏悔为何物、在法治社会反而可以利用司法来恶意缠讼争论对手的人也可以披上上帝的外衣——“民主斗士”与上帝结合了。

读柴玲的信主见证，其崇高辉煌之气扑面而来，似乎不能不让人感觉到柴玲变得比二十年前更加神圣崇高了。以本人很有限的对基督教的认识来看，她的信主见证似乎也合乎一般基督徒讲述见证的路子，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倾述过去的苦难，见证今日的幸福，以无限感激之心尽情颂扬基督对自己及家人的垂爱。

但是，尽管在柴玲的感言中有了上帝，从而使她看上去对生命的感叹显得很真诚，然而这真诚却是集中在对自己的生命上的，再加上些对自己家人的生命的真诚。除了这些颂扬感激之词之外，柴玲的长篇感言还用了大约一半的篇幅来谈论六四与她自己。毕竟，柴玲是六四焦点人物。既然柴玲少有的又谈及了六四，这就使得曾经关注柴玲以往言行的读者不由得产生好奇：信主是否会改变一个人的认识？柴玲是否能对她在六四中的某些言行稍微流露一点反省、忏悔之意？然而，这位前六四保卫天安门总指挥针对六四的所言不仅没有丝毫的重新认识，而且还在感言中仍然无处不在地流露着几乎和二十年前一样的自私、对名利的渴求、以及革命浪漫主义等等。任何一个了解一些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人都会发现，柴玲的感言中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具有的对自己和家庭以外的他人生命的真诚，尤其作为前著名六四学生领袖，她即使在主的面前也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对那些当年的死难者的哀婉、抚慰、和追悼。

先来看看柴玲的感言中有关六四的一段话，她说：“这些写在5月13号的话， 在6月3号的晚上不幸的印证了。我默默地难过的地看着我亲爱的同学们，在这样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我们不得不做出为了一个更高的理念去舍弃一切人世珍爱的时候，我还能有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他们， 我能有什么样的话语再给他们勇气和决心？在那个最后的时候，许久以前的一个蚂蚁的故事突然涌上心头，我温柔地把她分享给同学们： “从前有个山， 山上有很多蚂蚁。一天山上着火了，蚂蚁们必须转移到山脚下才能存活。他们聚成球状，穿过火海，结果外面的蚂蚁被烧死了，但里面的蚂蚁却存活下来了。今天晚上，我们就是站在祖国最前线的蚂蚁。因为我们的死亡，会换来一个自由民族的诞生…”　

柴玲今天还要复述一遍她当年讲给学生们的蚂蚁的故事，似乎那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光荣一样。可是请问，如果用聚成球状的蚂蚁来作比喻的话，那么在当时整个的六四事件中，到底谁是处在“聚成球状的蚂蚁”的最外层？谁是被烧死的“蚂蚁”？难道不是那些为了阻挡军人向天安门进发而被枪杀在东西长安街上的北京市民么？他们不正是为了保护纪念碑一带的学生而担当了最外层被烧死的“蚂蚁”吗？而最激进、对坚守广场起到最大作用的柴总指挥不是正好处在“蚂蚁团”的最里层吗？到底是柴玲保护了人民，还是人民保护了柴玲？

再看这段：“我多么希望有一天，那些从没认识过我们的陌生的中国人在享受到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所换来的幸福和自由的时候，他们能够记住我们是曾经多么地热爱着他们；我多希望在中南海里下令开枪的领导人能够感受到我们无限的爱，我多希望在广场长安街上手持屠刀的士兵们能感觉到我们无限的爱！… 感谢主，奇迹般地，我活了下来。”

“我活了下来”与柴玲二十年前的心声是一致的，她二十年前就这么说了，在对待自己生命上她并没有任何改变。当时的柴玲并没有真正打算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她说的是：“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而另一方面，柴玲又是多么渴望中国人能够记住她，即使在她安然无恙的今天，她还仍然陶醉在当年她实际上并没有付出“鲜血和生命”的幻想中。而那些真正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人们却几乎被柴玲完全遗忘了，她再也不想提及那些死难者了。然而，柴玲今天仍然要给别人讲那蚂蚁的故事，可见她在漠视他人生命这点上同她二十年前没什么不同。这是她二十年前说的：“我心里觉得很悲哀，我没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让政府最后，无赖至极的时候它用屠刀来对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他们真正才能团结起来。但是这种话怎么能跟同学们说？”

在我这非基督徒看来，基督教的最基本教义之一应该是对人的终极关怀，对死者的哀悼，对亡灵和抚慰。但是柴玲用了那么大的篇幅来谈论六四，却没有一个地方流露出她有这方面的情怀，通篇只有一处对六四的死难者有那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而且还是用来衬托她自己的！她是这么写的：“感谢主，奇迹般地，我活了下来。６月４日清晨，在多数同学决定撤离时，我们指挥部带领着最后5000名学生中的许多人，走出了广场。今天回顾，我相信我能奇迹般的生还，一定是上帝的作为！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生命最后一刻对人类的爱的体验，这一定是那些没有能够生还的同胞姐妹们最后的感觉。也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的感觉。”。请注意，柴玲在这里强调的可是她自己如何在“生命最后一刻对人类的爱的体验”，而“那些没有能够生还的同胞姐妹们”只不过是作为自己的烘托陪衬而已。这与刘晓波等历年纪念六四的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相比，与丁子霖等人十几年茹苦含辛、坚忍不拔的默默调查从而得出了一个长长的死难者名单相比，柴玲竟然连一丝哀悼之情都没有。这就是声称信了主的柴玲！

再有，柴玲直到今天还陶醉在什么鲜血和生命的革命浪漫主义梦幻中，而且当年在军队荷枪实弹端着刺刀出现在学生聚集的纪念碑一带之前，也是柴玲呼唤流血牺牲最多最高昂。可是在最危险的时候柴玲怎么丝毫也没有表现一下她的英雄气概？她如果不愿撤离而要誓死保护天安门的话，为什么不学刘胡兰走出人群？她如果主张撤离的话，又为什么不以总指挥的身份出面与部队谈判？这时她干嘛要躲在人堆里？原来这就是她用蚂蚁堆来做的形容和比喻？原来她不过是大军当前是时候处在“蚂蚁团”的最里层？

除此之外更让人无法原谅的是，柴玲的这个说法完全是歪曲历史，“我们指挥部带领着最后5000名学生中的许多人，走出了广场。”。这“我们指挥部带领着”分明是说柴玲才是学生撤离的指挥者，因为她才是总指挥，那么指挥部自然要听命于她了？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学生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撤离是刘晓波他们出的主意，再经由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君子首先取得一致后，才和柴玲他们商量。然后由侯德健、周舵等与戒严部队谈判，取得妥协之后学生们才在生死关头得以脱身保全了性命。可柴玲今天怎么反倒摇身一变突然变成了学生撤离的指挥者了？！她倒似乎是成了拯救那5000名学生的救世主了？！人信了主，可怎么也不能比没信主的时候还要无耻吧！

看来，人要不知自省是天生的，此所谓本性难移，哪怕再宣称自己是上帝的使者也绝无可能有任何改变。而柴玲的信主又一次让人们看到了再美丽再神圣的东西都可以被这些无耻之徒污染，她先污染了民主，现在又去污染基督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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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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