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玲也算是基督徒了麼？！

若迷 2010-5-01

柴玲信主了。這也算是她仰仗着財大氣粗把卡瑪告上法庭、去年又在民運界首次復出並聲稱要為海外民運捐款一百萬以來的又一新聞吧。

繼遠志明、張伯倫、熊焱等著名學運領袖之後，又一位曾經蜚聲海內外的“民主英雄”信主了。而且柴玲為此發表了一篇她二十年來從未有過的超長文章——《柴玲的信主見證》（附）。看來，聲稱信主已有蔚然成風之勢，尤其“民主陣營”中不斷湧現出新的基督徒，而柴玲的信主更是讓人感到似乎有些非同尋常的意義：昔日絲毫不懂什麼是民主的毛共傳人可以被稱為民主鬥士；今日絲毫不懂懺悔為何物、在法治社會反而可以利用司法來惡意纏訟爭論對手的人也可以披上上帝的外衣——“民主鬥士”與上帝結合了。

讀柴玲的信主見證，其崇高輝煌之氣撲面而來，似乎不能不讓人感覺到柴玲變得比二十年前更加神聖崇高了。以本人很有限的對基督教的認識來看，她的信主見證似乎也合乎一般基督徒講述見證的路子，從自身的體驗出發，傾述過去的苦難，見證今日的幸福，以無限感激之心盡情頌揚基督對自己及家人的垂愛。

但是，儘管在柴玲的感言中有了上帝，從而使她看上去對生命的感嘆顯得很真誠，然而這真誠卻是集中在對自己的生命上的，再加上些對自己家人的生命的真誠。除了這些頌揚感激之詞之外，柴玲的長篇感言還用了大約一半的篇幅來談論六四與她自己。畢竟，柴玲是六四焦點人物。既然柴玲少有的又談及了六四，這就使得曾經關注柴玲以往言行的讀者不由得產生好奇：信主是否會改變一個人的認識？柴玲是否能對她在六四中的某些言行稍微流露一點反省、懺悔之意？然而，這位前六四保衛天安門總指揮針對六四的所言不僅沒有絲毫的重新認識，而且還在感言中仍然無處不在地流露着幾乎和二十年前一樣的自私、對名利的渴求、以及革命浪漫主義等等。任何一個了解一些基督教基本教義的人都會發現，柴玲的感言中沒有一個真正的基督徒應該具有的對自己和家庭以外的他人生命的真誠，尤其作為前著名六四學生領袖，她即使在主的面前也沒有表現出哪怕一絲一毫的對那些當年的死難者的哀婉、撫慰、和追悼。

先來看看柴玲的感言中有關六四的一段話，她說：“這些寫在5月13號的話， 在6月3號的晚上不幸的印證了。我默默地難過的地看着我親愛的同學們，在這樣生命的最後一刻，在我們不得不做出為了一個更高的理念去捨棄一切人世珍愛的時候，我還能有什麼樣的語言來安慰他們， 我能有什麼樣的話語再給他們勇氣和決心？在那個最後的時候，許久以前的一個螞蟻的故事突然湧上心頭，我溫柔地把她分享給同學們： “從前有個山， 山上有很多螞蟻。一天山上着火了，螞蟻們必須轉移到山腳下才能存活。他們聚成球狀，穿過火海，結果外面的螞蟻被燒死了，但裡面的螞蟻卻存活下來了。今天晚上，我們就是站在祖國最前線的螞蟻。因為我們的死亡，會換來一個自由民族的誕生…”　

柴玲今天還要複述一遍她當年講給學生們的螞蟻的故事，似乎那是什麼值得誇耀的光榮一樣。可是請問，如果用聚成球狀的螞蟻來作比喻的話，那麼在當時整個的六四事件中，到底誰是處在“聚成球狀的螞蟻”的最外層？誰是被燒死的“螞蟻”？難道不是那些為了阻擋軍人向天安門進發而被槍殺在東西長安街上的北京市民麼？他們不正是為了保護紀念碑一帶的學生而擔當了最外層被燒死的“螞蟻”嗎？而最激進、對堅守廣場起到最大作用的柴總指揮不是正好處在“螞蟻團”的最裡層嗎？到底是柴玲保護了人民，還是人民保護了柴玲？

再看這段：“我多麼希望有一天，那些從沒認識過我們的陌生的中國人在享受到我們的鮮血和生命所換來的幸福和自由的時候，他們能夠記住我們是曾經多麼地熱愛着他們；我多希望在中南海里下令開槍的領導人能夠感受到我們無限的愛，我多希望在廣場長安街上手持屠刀的士兵們能感覺到我們無限的愛！… 感謝主，奇蹟般地，我活了下來。”

“我活了下來”與柴玲二十年前的心聲是一致的，她二十年前就這麼說了，在對待自己生命上她並沒有任何改變。當時的柴玲並沒有真正打算付出自己的鮮血和生命，她說的是：“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樣的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

而另一方面，柴玲又是多麼渴望中國人能夠記住她，即使在她安然無恙的今天，她還仍然陶醉在當年她實際上並沒有付出“鮮血和生命”的幻想中。而那些真正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人們卻幾乎被柴玲完全遺忘了，她再也不想提及那些死難者了。然而，柴玲今天仍然要給別人講那螞蟻的故事，可見她在漠視他人生命這點上同她二十年前沒什麼不同。這是她二十年前說的：“我心裡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的時候它用屠刀來對着它的，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們說？”

在我這非基督徒看來，基督教的最基本教義之一應該是對人的終極關懷，對死者的哀悼，對亡靈和撫慰。但是柴玲用了那麼大的篇幅來談論六四，卻沒有一個地方流露出她有這方面的情懷，通篇只有一處對六四的死難者有那麼輕描淡寫的一句話，而且還是用來襯托她自己的！她是這麼寫的：“感謝主，奇蹟般地，我活了下來。６月４日清晨，在多數同學決定撤離時，我們指揮部帶領着最後5000名學生中的許多人，走出了廣場。今天回顧，我相信我能奇蹟般的生還，一定是上帝的作為！但我永遠不會忘記，在生命最後一刻對人類的愛的體驗，這一定是那些沒有能夠生還的同胞姐妹們最後的感覺。也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後的感覺。”。請注意，柴玲在這裡強調的可是她自己如何在“生命最後一刻對人類的愛的體驗”，而“那些沒有能夠生還的同胞姐妹們”只不過是作為自己的烘托陪襯而已。這與劉曉波等歷年紀念六四的文章中所表現出的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懷相比，與丁子霖等人十幾年茹苦含辛、堅忍不拔的默默調查從而得出了一個長長的死難者名單相比，柴玲竟然連一絲哀悼之情都沒有。這就是聲稱信了主的柴玲！

再有，柴玲直到今天還陶醉在什麼鮮血和生命的革命浪漫主義夢幻中，而且當年在軍隊荷槍實彈端着刺刀出現在學生聚集的紀念碑一帶之前，也是柴玲呼喚流血犧牲最多最高昂。可是在最危險的時候柴玲怎麼絲毫也沒有表現一下她的英雄氣概？她如果不願撤離而要誓死保護天安門的話，為什麼不學劉胡蘭走出人群？她如果主張撤離的話，又為什麼不以總指揮的身份出面與部隊談判？這時她幹嘛要躲在人堆里？原來這就是她用螞蟻堆來做的形容和比喻？原來她不過是大軍當前是時候處在“螞蟻團”的最裡層？

除此之外更讓人無法原諒的是，柴玲的這個說法完全是歪曲歷史，“我們指揮部帶領着最後5000名學生中的許多人，走出了廣場。”。這“我們指揮部帶領着”分明是說柴玲才是學生撤離的指揮者，因為她才是總指揮，那麼指揮部自然要聽命於她了？而事實完全不是這樣的。學生在最後的關鍵時刻撤離是劉曉波他們出的主意，再經由劉曉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君子首先取得一致後，才和柴玲他們商量。然後由侯德健、周舵等與戒嚴部隊談判，取得妥協之後學生們才在生死關頭得以脫身保全了性命。可柴玲今天怎麼反倒搖身一變突然變成了學生撤離的指揮者了？！她倒似乎是成了拯救那5000名學生的救世主了？！人信了主，可怎麼也不能比沒信主的時候還要無恥吧！

看來，人要不知自省是天生的，此所謂本性難移，哪怕再宣稱自己是上帝的使者也絕無可能有任何改變。而柴玲的信主又一次讓人們看到了再美麗再神聖的東西都可以被這些無恥之徒污染，她先污染了民主，現在又去污染基督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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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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