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辆自行车故事（二）

红旗牌自行车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后，中国经济到1965年得到了较好的恢复，市场上基本生活用品供应比较充足，各式商品品种、规格、花色也逐渐多了一些，当然无法和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相比较。当年天津除了生产飞鸽牌自行车的飞鸽自行车厂外，还有一家红旗自行车厂，座落在天津河北区北洋桥附近，它生产红旗牌自行车。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红旗自行车厂生产条件比不上飞鸽自行车厂，红旗自行车质量不如飞鸽自行车，市场上的销售价格也低一些，两个厂家的28标准自行车售价比为145：157.5（数值可能有些出入）。可能是红旗自行车厂要追赶飞鸽自行车厂，1966年初，红旗自行车厂推出一个新品种，外观仿日本富士的26式男车，市场售价150元/辆。自己比较喜欢富士样子的自行车，所以在1966年5月就买了一辆26式男红旗牌自行车。

1966年，在中国毛主席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风暴席卷全国！那一年八月十二号傍晚，自己骑上喜欢的红旗自行车和四位同事到北洋桥会和后，五个人满怀革命激情骑自行车连夜赶往文化革命圣地北京看革命大字报。到了北京赶上瓢泼大雨，冒雨骑车先到北京大学看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及其他革命大字报，后又去清华大学和北京钢铁学院等院校参观学习。八月十六日乘火车回天津，自行车随车托运回来。从北京回来后自己将喜爱的红旗自行车存放到了堤头父母家，没有骑回九十六中学教工宿舍自己的家。

自从那年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后，全国掀起横扫牛鬼蛇神、破四旧、抄家风暴。

我的父母家难免文化大革命抄家洗礼。我父亲原是一家专做铁路机车配件私营工厂厂长。1956年该厂被公私合营，他继续担任公私合营后工厂厂长工作。因为他有原私营工厂的股份，所以我父亲成份被定为资本家。又因为父亲会日语，故在文革中父亲戴有资本家和日本特务两顶高帽。文革中，我的一个妹妹还是师大外语系学生。因此，父母家先后师大外语系和父亲工作的工厂红卫兵抄家两次。我放在家里的那辆红旗自行车自然成了被查抄物资给革命的红卫兵抄走了，从此没再回来……

巧的是我的第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和第二辆红旗牌自行车都革了命，不过飞鸽自行车是自觉革命，红旗牌自行车则是被动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