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輛自行車故事（二）

紅旗牌自行車

三年困難時期過去後，中國經濟到1965年得到了較好的恢復，市場上基本生活用品供應比較充足，各式商品品種、規格、花色也逐漸多了一些，當然無法和改革開放後的今天相比較。當年天津除了生產飛鴿牌自行車的飛鴿自行車廠外，還有一家紅旗自行車廠，座落在天津河北區北洋橋附近，它生產紅旗牌自行車。在那個計劃經濟時代，紅旗自行車廠生產條件比不上飛鴿自行車廠，紅旗自行車質量不如飛鴿自行車，市場上的銷售價格也低一些，兩個廠家的28標準自行車售價比為145：157.5（數值可能有些出入）。可能是紅旗自行車廠要追趕飛鴿自行車廠，1966年初，紅旗自行車廠推出一個新品種，外觀仿日本富士的26式男車，市場售價150元/輛。自己比較喜歡富士樣子的自行車，所以在1966年5月就買了一輛26式男紅旗牌自行車。

1966年，在中國毛主席發動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革命風暴席捲全國！那一年八月十二號傍晚，自己騎上喜歡的紅旗自行車和四位同事到北洋橋會和後，五個人滿懷革命激情騎自行車連夜趕往文化革命聖地北京看革命大字報。到了北京趕上瓢潑大雨，冒雨騎車先到北京大學看毛主席的“我的第一張大字報”及其他革命大字報，後又去清華大學和北京鋼鐵學院等院校參觀學習。八月十六日乘火車回天津，自行車隨車託運回來。從北京回來後自己將喜愛的紅旗自行車存放到了堤頭父母家，沒有騎回九十六中學教工宿舍自己的家。

自從那年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後，全國掀起橫掃牛鬼蛇神、破四舊、抄家風暴。

我的父母家難免文化大革命抄家洗禮。我父親原是一家專做鐵路機車配件私營工廠廠長。1956年該廠被公私合營，他繼續擔任公私合營後工廠廠長工作。因為他有原私營工廠的股份，所以我父親成份被定為資本家。又因為父親會日語，故在文革中父親戴有資本家和日本特務兩頂高帽。文革中，我的一個妹妹還是師大外語系學生。因此，父母家先後師大外語系和父親工作的工廠紅衛兵抄家兩次。我放在家裡的那輛紅旗自行車自然成了被查抄物資給革命的紅衛兵抄走了，從此沒再回來……

巧的是我的第一輛飛鴿牌自行車和第二輛紅旗牌自行車都革了命，不過飛鴿自行車是自覺革命，紅旗牌自行車則是被動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