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李公尚

我们“上山下乡”的第一年冬天，县里利用农闲兴修水利。各公社派伕出役参加“水利会战。”赵庄大队派出四十名民工。当时出伕一天，大队记一个工，公社补助一斤粮食，县里补助一斤粮食。这对靠挣工分分粮，粮食不够吃的知青们来说，吸引力很大，许多知青报名出伕。

腊月初一那天，我和三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被大队选拔参加了出伕队，扛着红旗，推着独轮车，载着工具和行李，浩浩荡荡奔赴四十里外的水利工地。那是个火热的年代，冰天雪地中红旗招展，锣鼓震天。参加会战的民工你追我赶，昼夜奋战。

腊月二十八那天，天降鹅毛大雪，工地上依然热火朝天。入夜后，一名民工不幸连人带车滑下了水库大坝，工地指挥部立即下令夜班民工停工。第二天千里冰封，水利指挥部让工地上的三千多名民工全部回家过年，节后初十返回工地。

当晚，我们八名知青返回大队，发现大队“知青点”的食堂已经关伙。其他知青早已带着生产队分的东西，各自回家过年了。当时“知青楼”还没建，我们分别住在社员家里，房东社员们见我们回来，就把做好的饭送到我们屋里。

我们端着各家房东送的食物，到一个叫王刚的知青住处商量怎样过年。王刚是出伕队知青组组长，面对屋外铺天盖地的大雪，一筹莫展。年三十那天，我们吃完社员们送的东西，心里开始恐慌。我提议把知青点的食堂打开，我们自己开伙做饭。一名叫林悦欣的女知青赞同说：“对！向队里借油借面，我会炸麻花。能借到肉，我还会炸丸子炸肉包饺子。等食堂开伙后再还队里。”其他知青不置可否。

屋外寒风呼啸，我们坐困愁城。快中午时，我的房东赵维林提着一屉刚做好的热豆腐来找我，一进门就说：“到处找你找不到，刚才听说你在这里。吃豆腐要吃烫，娶媳妇要娶胖。我刚作出来的，还烫嘴呢。”

赵维林打开笼屉，把豆腐切成块，分给大家。笼屉里还有一碗酱油和醋，用来蘸豆腐。我们知道，平时社员从不舍得买酱油和醋，这是专为我们买的。一名叫吴晓萍的女知青捧起热豆腐，失声痛哭。赵维林惊得目瞪口呆。吴晓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想家！我要回家。”其她三名女知青见了，也嚎啕大哭，泣不成声：“要回家，就要回家。”有两名男知青受了感染，跟着掉泪。

大队支书和几名队干部来找我们，安排我们下午分别到他和几名队干部家去吃年夜饭。听到哭声，赶紧推门进屋。见状，沉默了一会儿，安慰说：“第一次在外过年，总会难受，过了年就好了。这里就是你们的家，社员们都把你们当成家人。”社员们听到哭声，也纷纷赶来。屋外雪地上站满了人，低声议论：“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哪能不想家！”我们几个人的房东，在一旁和一些社员商量：让我们八人从初一到初五，分别轮流在各家过年。

社员们陆续离去后，赵维林又回家给我们拿来刚做好的热馒头和猪头肉冻，还提了一罐热豆浆。四名女知青不吃，哭着说：“什么都不要，就是要回家。”赵维林说：“天都这时候了，大雪封路，几百里路怎么回家？”王刚看了看外面，说：“我们可以步行二十多里路，走到火车站，扒火车回家。”吴晓萍受到了鼓励，说：“对！我姐姐在东北建设兵团，有好几年都扒火车回家。她说只要扒上回家方向的火车，总能到家。因为咱们那里是省会城市，经过的火车都在那里停下来加煤加水。”

赵维林指着馒头和猪头肉说：“那也要先吃饭才行，哪有空着肚子走的？”知青们听了，开始狼吞虎咽。他默默地坐在一边，看着我们吃完，收拾东西走了。王刚说：“要走，就趁现在队干部还没来叫咱们，立即收拾东西走。”林悦欣说：“大家最好别带很多东西。万一走不了，再回来，带东西多了是累赘。”吴晓萍说：“走不了我也要走。坐上火车拉到那里算那里，就是要饭，也要回家。”

于是我们悄悄回到各自住处，带上简单的行李，到村头集合。我们八个人刚集合齐，就见一些社员招呼着朝我们赶来。吴晓萍坚定地说：“不要紧，不管他们怎么留，我们就是要回家。只要坚决走，谁也挡不住我们。”

跑着赶来的社员，是我们几人的房东，听说我们要走，提着鸡蛋、年糕、烧饼、山楂、柿子、地瓜糖等来送我们。林悦欣的房东把一筐鸡蛋挂在她肩上，再三嘱咐：“要是没钱买车票，就把鸡蛋卖了，早点回家要紧”。赵维林把一只“吱儿吱儿”叫的母鸡拴了双腿，挂在我背上，说：“咱这里穷，别的拿不出手。但是再穷，回家哪有不带东西的？就是走亲戚也不能空着手，让人家笑话！”

社员们送了我们一程，一再嘱咐，走不了就回来。我们挥泪告别，冒着寒风匆匆赶路。走了七八里路，身后传来“突突突”的拖拉机声，我们转身朝后看，是三队的手扶拖拉机追上来。民兵连长成志海开车，三队的队长，兼大队参加水利会战的出伕队队长赵维勤坐车厢里。我们担心是大队支书让他们来追我们回去，就拼命朝前跑，赵维勤高喊让我们站下。拖拉机追上我们，成志海说大队支书派他俩送我们去火车站，刚才出村时拖拉机陷进雪里，他俩费了半天劲才开出来，所以来晚了。

我们高兴地上了车，拖拉机加大马力朝火车站驶去。到了火车站，赵维勤坚持要送我们上车。他让成志海等着，他提着我们的东西送我们进站。站里有很多知青在等着扒火车回家，有些人一大早就来了。他们也都是参加县水利会战的。我们看了列车表，心里开始紧张。那天朝我们回家的方向，只剩下最后一列客车，到站只停一分钟，大家担心挤不上去。等了两个小时，列车进站了，上百名知青一下围住各车厢的车门。列车里人满为患，车厢里的列车员见站台上全是知青，知道都没买票，就不开门。知青们拼命地拍打着车门和车窗，苦苦哀求开门。

列车开动了，站台上传来惊天动地的哭声，知青们个个哭喊着要回家。列车开走后，知青们聚在站台上不散。站长出来，劝大家到候车室去。吴晓萍挤到站长面前，突然跪下，把带的一篮子鸡蛋举过头顶，哭着求他送大家回家。其他知青见了，也呼呼拉拉跟着跪了一地，举起所有带的东西，哭声震天。

被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的站长见状，手足无措。流着泪说，他理解大家的心情，他的儿子下乡插队，现在也没回家过年。他劝大家到候车室去，他回家发动家人和其他车站人员的家属给大家包饺子，保证大家年三十吃上饺子。那年代，全国两千二百万知青上山下乡，城无不农邑，户无不农丁。孩子连着家长的心，知青牵着社会的情！

突然，一名知青跑来，说车站外一条岔路上，停着一列货车，已挂上了车头，是朝我们回家的方向去的。知青们听了，轰地起身，争先恐后，朝着站外那条岔路上跑。站长和工作人员大惊失色，急忙阻拦，无济于事。

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回家的心。我们八名知青，在赵维勤的帮助下，终于赶上那辆即将开动的火车。刚爬上一节运煤的车厢，火车就开动了。爬上车的知青们无不兴高采烈，笑着叫着喊着跳着，额手相庆。火车开动后，我们才发现，赵维勤帮我们把东西提上车后，没来得及下车。他见我们惊愕，安慰我们：“不要紧，火车到前面停下后，我再想办法回家。”

三个小时后，火车才停下。赵维勤脱下自己身上的棉袄，披在一个咳嗽不止的女知青身上，嘱咐别嫌棉袄有烟味，回来时别忘了带回来。他穿着绒衣爬下车厢，消失在凛冽的暮色中。火车再次开动时拐了弯，离我们回家的方向越开越远，大家发现后一片恐慌。有的知青想趁火车还没加速，叫嚷着要跳车。有的知青拿出手电朝火车头打信号，让火车停下来。火车无动于衷，呼着热气，埋头猛劲地向前跑。

火车再次停下时，天已全黑。浑身冻得发抖的知青们，不知到了什么地方，揉着惺忪的眼，拿着随身的东西，纷纷跳下车。都怕下不及车，车一开被拉的更远。下车后，百十名知青默默地沿着铁路往回走，不断有火车长鸣汽笛从我们身旁呼啸驶过，为了躲避火车，很多知青滑下路基摔伤。走到铁路分叉的地方，大家不知该朝哪个方向走，就离开铁路去找公路。越来越多的知青在沿路村庄停下休息，我们八个人始终没有停下。突然，我听到背上咯咯一声叫，想起赵维林送我的母鸡，赶紧拿到胸前一看，母鸡还活着，就把它抱进怀里，母鸡的体温在我怀里散发开来。

一位个头很高，身体很壮的男知青，不知是哪个公社的，带着一群知青从我们身后大踏步赶上来。这名男知青见了走不动的女知青，不管认识不认识，上前就把她身上的物品拿过去，默默放在自己背上，也不说话。他的背上看上去像驮了一座山。很多女知青跟在他身后，有的女知青要休息，让他把东西拿下来，他头也不回，把所要的东西拿下来递过去。大约又走了一两个小时，吴晓萍摔了一脚，右脚扭伤了，我们只好停下休息。在路边雪堆上坐了一阵，吴晓萍坚持继续走，我们就帮女知青拿东西，女知青轮流搀着她，相互鼓励：走一步，离家近一步。家里有暖和的炉子，热腾腾的饺子……

四周的黑暗仿佛无穷无尽，我们休息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渐渐觉得走不动了。这时我们听到远处的村庄开始放鞭炮，猜想已到年五更了，就朝村里走去。进了村，看到一个亮灯的大屋，闻到牲口的气味，猜想那是饲养棚，就走进去。正在给牲口拌饲料的饲养员，看到我们个个青面獠牙，大吃一惊。听说我们是回家过年的知青，就赶紧点火让我们取暖，烧水给我们喝。我们艰难地脱下湿透后冻成冰的鞋，放在火边烤，用针挑破脚上的血泡。饲养员告诉我们，这里离我们要去的地方还有一百三十多里路。我们看着饲养棚里的一只马蹄表，计算了一下，下车后已经走了九个小时，赶了八十多里路。

渐渐地，我们挤在火堆旁睡着了。醒来时已是中午，饲养员和两名队干部，正坐在火堆旁往火里添柴草聊天。见我们醒来，就指着火堆旁的一个大盆里盛的饺子和年糕说：“社员们送的，趁热吃吧。大年下，家家都有吃的。要在平时，可没有饺子吃。吃饱后，队里套上骡车送你们一程。”

饲养员打了一桶井水，放在火上热着。我们轮流洗了脸，开始吃饭。临走时，我把那只母鸡送给饲养员，队干部抱起来看了看，笑着说：“还是只生蛋的鸡，你养的？”我说：“离开大队时，社员送的。”队领导听了沉默了一会儿说：“社员平时用个油盐酱醋，全靠拿鸡蛋去换。大年下，送只母鸡，是稀罕东西。你还是带着吧。路还很远，实在遇到难处了，换几个钱，兴许能帮上忙。” 说着，把鸡放在地上，顺手抓了一把饲料喂鸡。

队干部把我们送到二十里地外的火车站，我们见了朝回家方向去的火车，就爬了上去。火车等了很长时间才开，走了两个多小时，到了离省城还有三十里的地方加煤加水。我们接受上次的教训，爬下火车，步行回家。

此时已是年初一的傍晚，吴晓萍的脚肿得无法继续走路。我们几个男知青要轮流背着她走，她不肯，让我们先走，到她家去找她爸爸来接她。我们说，那也要先到前面，找一户人家把你安顿好。我们把她背到前面一个镇上，敲开一户家门。

开门的是个公社邮政员，听说了我们的情况，把我们让进了他家，让家人给我们端来饺子和馒头。我们不好意思多吃。那年代每家粮食定量供应，我们这么多饿极了的人，一次要吃掉他们全家半个月的定量。我把怀里的母鸡送给他，他抱起来看了看，递给家人，拿到后院和他家养的鸡放在一起。一会儿，他和家人商量，当晚骑自行车送吴晓萍回家，其他人在他家住一晚上再走。

那是一个史无前例人人助人为乐、国民同甘共苦的时代！人们物质贫乏，精神富有。邮政员骑车带着吴晓萍走后，我们决定立刻动身往家赶。邮政员的家人给我们带了一些馒头和炸麻花，再三嘱咐：累了就找马车店住，马车店都是公社办的，送给店里几个馒头，就能住上一夜。

午夜时，我们终于看到了省城的街灯。那街灯像远远的银河，忽远忽近地飘荡在我们心里，产生出无数美丽的遐想。家，是每个人的归宿。

过了年初九，我和王刚、林悦欣等知青返回大队前，相约去看望吴晓萍。她扭伤的脚，需要静养一个月。离开她家时，她妈妈送给我一只母鸡，我仔细一看，正是赵维林送给我的那只。她妈妈说，这是邮政员那夜送吴晓萍回家时带来的。邮政员说，孩子下乡不容易，他也有一个女儿在公社插队。他让把母鸡带回村养着，不要吃肉。在农村没钱用时，卖个鸡蛋就能救急。

我回到大队，把那只母鸡送还给房东社员赵维林。赵维林抱着母鸡抚摸了一会儿，说给赵维勤送去，让他熬鸡汤喝。于是和我一起去赵维勤家。

除夕夜赵维勤下了火车，在路上被冻病了，身上分文没有。拣了几个破麻袋披在身上，沿路乞讨，走了两百多里，昨天才回到家。

几天后，那只母鸡又回到了赵维林家。

                                      2015年2月14日

                                       于美国佛吉尼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