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熟悉 李公尚 我和托夫勒先生做了多年鄰居，一直不知道托夫勒先生從事什麼職業。經常見他開着一輛黑色皮卡車（Pick up），早出晚歸，來去匆匆。有時他身着西裝革履，煞有介事，有時則是一身工裝，神色輕鬆。每次見面，他都笑嘻嘻地揮手，燦爛的笑容像冬日雪霽的陽光，明朗得刺眼。 記得第一次和托夫勒先生見面，是十年前他來徵求我的簽名。當時我剛搬進這所新買的房子，他作為第一位訪客，按響門鈴。他身穿工裝，拿着一份市政廳的文件，笑嘻嘻地解釋說：他家的房子要換房頂，他妻子費爾麗莎喜歡玫瑰紅色的房瓦，而整個社區房子的房頂都是棕紅色或棗紅色的，他到市政廳資產委員會去做了評估，資產委員會認為他家的房頂換成玫瑰紅色，不會影響整個社區的資產價值和鄰近房屋的交易價格。但資產委員會要求他，必須徵得離他家最近的十戶鄰居的簽名同意才行。 我把托夫勒先生請進屋裡，給他到了一杯熱茶，他受寵若驚地說：“我是來請你幫忙的，想不到成了你喬遷之喜的第一個客人。如果我能為你做點什麼，將不勝榮幸。知道嗎，我曾經幹過管道工。”他喝完茶，幫我檢查了一下地下室里的鍋爐和水電氣管道，然後乾淨利索地幫我把車庫裡放工具的貨架安裝好。臨走時，突然用中文說了聲“謝謝”，看到我吃驚，他笑嘻嘻地說：“我曾去過中國，就會這一句。很抱歉我的中文不如你英文說得好。” 接下來的那個周末，便見托夫勒先生和幾個建築工人一起爬房登頂，上竄下跳地忙活了一天，換好了新房頂。此後一段時間，他每次離家前，總是下意識地回頭看看他家的房頂，然後再看看鄰居們的房頂。 後來我發現托夫勒先生是一個閒不住的男人，他家房前屋後的草坪，都是他起早貪晚一個人整理。我經常看到他妻子坐在門廊下，安靜地看着他忙碌，他汗流夾背地幹活，不時抬起頭看他妻子一眼，露出歡欣地笑容。他妻子則向他拋一個媚眼，笑着越發深情地注視着他。 一次我修剪我家前院的草坪，剪到和托夫勒先生家的草坪交界的地方，順便把他家藍莓樹叢下一段難剪的草坪也剪了。托夫勒先生的妻子費爾麗莎給我端來一杯熱咖啡，說她不喜歡這些藍莓，想讓她丈夫清理掉，因為每年這些藍莓熟了，來不及採摘，掉在地上腐爛，損害周圍的草坪。我稱讚托夫勒先生是個能幹的人，無論什麼事都自己動手。費爾麗莎說：托夫勒曾是美軍駐德國一個軍事基地的軍事工程師，她父親是那個基地的司令，在那裡她和托夫勒相識，托夫勒和她結婚後，把她帶回了美國。她至今懷念萊茵河畔的風光，因為她從小生長在那裡。 第二年春天，托夫勒先生又一次拿着市政廳的文件來徵求我的簽名，說他妻子患有季節性花粉症，他想把後院的幾顆梨樹和蘋果樹，還有前院的兩顆櫻花樹和藍莓樹叢全部鋸掉，改造成綠茵草坪。 他家那幾顆梨樹和蘋果樹，每年都碩果纍纍。到了收穫季節，他常在他家前草坪上插一個牌子，請鄰居們到他家採摘後拿回家去。同時，也讓他的兩個上小學的孩子用自己的零花錢買很多小籃子，把蘋果和梨摘下來後裝在籃子裡，到遠一點的社區去挨家挨戶敲門兜售。他的兩個孩子常因為賣蘋果和梨掙的錢抵不上買籃子的錢，就改用塑料袋裝蘋果去賣，但是托夫勒先生覺得這樣賣給鄰居，與他們家的蘇格蘭民族傳統不符。後來，他的兩個孩子就在蘋果和梨沒有成熟之前，爬到樹上用棍子打下來，拒絕果實成熟後作賠本生意。 托夫勒先生收集齊簽名，交到市政廳後，開始一個人孤軍奮戰。每天下班回來，他用工具把樹一段一段地鋸斷，再裝進他的黑色皮卡車運走，一直干到掌燈時分，才滿懷豪情地停下來，欣賞自己的成就。他用愚公移山的方式，大約幹了兩個多月，終於完成了計劃。隨後他妻子在那片綠茵如毯的草坪上種植花卉，他常伴在他妻子身旁，一邊聽她唱歌，一邊看她種植。 我的孩子上高中那年，市公立高中的老師們分別在開學前，到新生家庭上門家訪，和家長建立聯繫。那次我發現托夫勒先生身着正裝，一本正經地跟在幾名家訪的老師身後，只笑不語。幾位老師都把用信紙自製的名片或寫有聯繫方式的小卡片送給家長，談笑風生地介紹自己所教的課程，他卻只是向我笑嘻嘻地揮揮手。當時我猜，托夫勒先生可能在市公立學校工作，但不像是老師，因為想象不出他能教什麼課程。倒很像是個開校車的司機。 到了選舉季節，市里不同黨派的政客們經常三五成群，身穿盛裝，到市民家敲門，推銷自己的政見。我因為從不看本市的電視台，對這類選舉也毫無興趣，所以根本不認識本市的這些政要，於是經常把他們當成商品推銷員打發走。一次，我發現托夫勒先生竟然也混在一群政客中間走家串戶，心想他可能是一名跟班干粗活的助選員。看到他鞍前馬後的樣子，更加肯定，他只配給這些政客們開車提包。礙於托夫勒先生的面子，這次我沒有拒絕這群政客。我站在門外，裝作感興趣的樣子，聽政客們當中的一個人誇誇其談。他談到要解決本市市民反映強烈的高水費問題；要用建設本市道路節省下的資金在本市建立兩個游泳池和一個運動場；還要提高本市警察服務市民的質量等等。我硬着頭皮聽完了他的講解，他看了托夫勒先生一眼，托夫勒先生趕緊上前，代表所有政客和我握了握手，表示感謝。 每年秋天，各家照例都把落滿自家草坪的樹葉集中起來，堆在路邊，等市政管理的樹葉收集車來把落葉吸走。可那年秋天連續兩周，應該每周來兩次的樹葉收集車卻沒來，秋風把堆在路邊的落葉吹得到處都是，居民們就打電話詢問市政廳為什麼不派車把樹葉弄走。市政廳回答說，垃圾處理公司的工人在罷工，市政廳正在和他們談判。到了星期天，終於聽到處理樹葉的車輛呼呼隆隆開來了，我心中納悶：垃圾處理公司的工人竟在星期天上班，誰來支付他們加班費？我跑到門外一看，見開車的竟是身着工裝的托夫勒先生。他笑嘻嘻地向站在各家門外的居民們擺手致意，然後在一位隨車人員的幫助下，把堆在每家門前街道上的落葉全部吸走。 我拿了鼓風機，把我家門前道路上被風吹散的落葉趕到托夫勒先生開的樹葉收集車旁邊，對托夫勒先生說：“祝賀你們罷工取得勝利。想不到市政廳竟然有錢向你們支付加班費。”托夫勒先生聽了，笑嘻嘻地問我：“你願意做義工嗎？可以學到如何操作機械收集樹葉。我們缺少志願者。如果你願意，可以跟着一個能開這種車的司機，到幾個社區去收集樹葉。”我答應了他，他立即跳下車和我握手，並在我胸前貼了一張“志願者”的標籤。 前段時間，我收到市政廳的一封處罰信，上面附有照片，指出我家房子所有窗戶外的百葉窗，因沒有定期刷漆，顏色已舊，資產委員會前來檢查，認為我家沒按照市政法規刷漆，影響房屋的交易價格和鄰近房屋的整體觀感，從而影響社區的資產價值。信函指出：資產委員會在一個月前，曾經給我家發出過一封要求改正的信函，但我沒有理會，也沒有任何改正。 我覺得有些委屈，因為我並沒有收到罰款信上說的那封改正信。我拿着信函走到房外查看，發現房屋百葉窗的顏色確實脫落陳舊，二樓由於受窗外樹木遮陽少，脫落程度比一樓嚴重，造成一樓和二樓的顏色不同。我有些不知所措，一歪頭，見托夫勒先生正踩着梯子，手提一桶油漆，在粉刷他家的百葉窗，頓時覺得我並非孤立無援，看來托夫勒先生家也遇到了和我同樣的問題。不同的是他家的房子是嫩黃色的，百葉窗的顏色是紅色的。我家的房子是白色的，百葉窗是綠色的。 我走到托夫勒先生家的房屋前，詢問有關油漆百葉窗的情況。托夫勒先生笑嘻嘻地從梯子上下來，抹一抹臉上的汗，說他妻子一個月前接到了市政廳發來的改正信，沒太在意，順手放在什麼地方，就把這件事忘了。今天他接到罰款信，才知道事情嚴重。所以剛才趕緊去買了油漆和刷子，要趕在天黑前把活幹完。 我把我沒有接到改正信的情況告訴了他。他說一定是什麼地方搞錯了。他建議我先去買油漆和工具，把百葉窗按照罰款信上的要求油漆完，然後拍一張改正後照片，連同罰款信函一起，拿到市政廳資產委員會去說明情況。通常，罰款處罰允許行政複議和法庭上訴。不過，他說他不打算要求行政複議或上訴，因為他沒有按照改正信的要求及時改正，確實是他自己家的過錯。 第二天，我按照托夫勒先生的建議，拿着百葉窗油漆後的照片和罰款信函到市政廳要求行政複議。在市政廳登記等候時，我見托夫勒先生西裝革履，行色匆匆地從一間房子裡走出來，又大步流星地上樓，就遠遠和他打招呼。他抬頭朝我這邊看了看，笑嘻嘻地向我和辦理登記的辦事員揮揮手，上樓去了。 我對辦理登記的辦事員說：“也弄不清這傢伙到底幹什麼職業，總是忙忙碌碌的，不知今天又跑到這裡來幹什麼？”辦事員抬起頭看了我一眼，笑着問：“你認識‘這傢伙’嗎？”我點點頭說：“豈止認識，而且很熟！”她又笑着問：“你認識‘這傢伙’多久了？”我回答說：“差不多有十年多了。”辦事員揚起漂亮的眉毛說：“我看你並不熟悉‘這傢伙’。要知道，‘這傢伙’到這裡來也不是一年兩年了。已經當了幾任市長，你還不知道他到市政廳來幹什麼！” 2015年10月8日 於美國佛吉尼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