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熟悉 李公尚 我和托夫勒先生做了多年邻居，一直不知道托夫勒先生从事什么职业。经常见他开着一辆黑色皮卡车（Pick up），早出晚归，来去匆匆。有时他身着西装革履，煞有介事，有时则是一身工装，神色轻松。每次见面，他都笑嘻嘻地挥手，灿烂的笑容像冬日雪霁的阳光，明朗得刺眼。 记得第一次和托夫勒先生见面，是十年前他来征求我的签名。当时我刚搬进这所新买的房子，他作为第一位访客，按响门铃。他身穿工装，拿着一份市政厅的文件，笑嘻嘻地解释说：他家的房子要换房顶，他妻子费尔丽莎喜欢玫瑰红色的房瓦，而整个社区房子的房顶都是棕红色或枣红色的，他到市政厅资产委员会去做了评估，资产委员会认为他家的房顶换成玫瑰红色，不会影响整个社区的资产价值和邻近房屋的交易价格。但资产委员会要求他，必须征得离他家最近的十户邻居的签名同意才行。 我把托夫勒先生请进屋里，给他到了一杯热茶，他受宠若惊地说：“我是来请你帮忙的，想不到成了你乔迁之喜的第一个客人。如果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将不胜荣幸。知道吗，我曾经干过管道工。”他喝完茶，帮我检查了一下地下室里的锅炉和水电气管道，然后干净利索地帮我把车库里放工具的货架安装好。临走时，突然用中文说了声“谢谢”，看到我吃惊，他笑嘻嘻地说：“我曾去过中国，就会这一句。很抱歉我的中文不如你英文说得好。” 接下来的那个周末，便见托夫勒先生和几个建筑工人一起爬房登顶，上窜下跳地忙活了一天，换好了新房顶。此后一段时间，他每次离家前，总是下意识地回头看看他家的房顶，然后再看看邻居们的房顶。 后来我发现托夫勒先生是一个闲不住的男人，他家房前屋后的草坪，都是他起早贪晚一个人整理。我经常看到他妻子坐在门廊下，安静地看着他忙碌，他汗流夹背地干活，不时抬起头看他妻子一眼，露出欢欣地笑容。他妻子则向他抛一个媚眼，笑着越发深情地注视着他。 一次我修剪我家前院的草坪，剪到和托夫勒先生家的草坪交界的地方，顺便把他家蓝莓树丛下一段难剪的草坪也剪了。托夫勒先生的妻子费尔丽莎给我端来一杯热咖啡，说她不喜欢这些蓝莓，想让她丈夫清理掉，因为每年这些蓝莓熟了，来不及采摘，掉在地上腐烂，损害周围的草坪。我称赞托夫勒先生是个能干的人，无论什么事都自己动手。费尔丽莎说：托夫勒曾是美军驻德国一个军事基地的军事工程师，她父亲是那个基地的司令，在那里她和托夫勒相识，托夫勒和她结婚后，把她带回了美国。她至今怀念莱茵河畔的风光，因为她从小生长在那里。 第二年春天，托夫勒先生又一次拿着市政厅的文件来征求我的签名，说他妻子患有季节性花粉症，他想把后院的几颗梨树和苹果树，还有前院的两颗樱花树和蓝莓树丛全部锯掉，改造成绿茵草坪。 他家那几颗梨树和苹果树，每年都硕果累累。到了收获季节，他常在他家前草坪上插一个牌子，请邻居们到他家采摘后拿回家去。同时，也让他的两个上小学的孩子用自己的零花钱买很多小篮子，把苹果和梨摘下来后装在篮子里，到远一点的社区去挨家挨户敲门兜售。他的两个孩子常因为卖苹果和梨挣的钱抵不上买篮子的钱，就改用塑料袋装苹果去卖，但是托夫勒先生觉得这样卖给邻居，与他们家的苏格兰民族传统不符。后来，他的两个孩子就在苹果和梨没有成熟之前，爬到树上用棍子打下来，拒绝果实成熟后作赔本生意。 托夫勒先生收集齐签名，交到市政厅后，开始一个人孤军奋战。每天下班回来，他用工具把树一段一段地锯断，再装进他的黑色皮卡车运走，一直干到掌灯时分，才满怀豪情地停下来，欣赏自己的成就。他用愚公移山的方式，大约干了两个多月，终于完成了计划。随后他妻子在那片绿茵如毯的草坪上种植花卉，他常伴在他妻子身旁，一边听她唱歌，一边看她种植。 我的孩子上高中那年，市公立高中的老师们分别在开学前，到新生家庭上门家访，和家长建立联系。那次我发现托夫勒先生身着正装，一本正经地跟在几名家访的老师身后，只笑不语。几位老师都把用信纸自制的名片或写有联系方式的小卡片送给家长，谈笑风生地介绍自己所教的课程，他却只是向我笑嘻嘻地挥挥手。当时我猜，托夫勒先生可能在市公立学校工作，但不像是老师，因为想象不出他能教什么课程。倒很像是个开校车的司机。 到了选举季节，市里不同党派的政客们经常三五成群，身穿盛装，到市民家敲门，推销自己的政见。我因为从不看本市的电视台，对这类选举也毫无兴趣，所以根本不认识本市的这些政要，于是经常把他们当成商品推销员打发走。一次，我发现托夫勒先生竟然也混在一群政客中间走家串户，心想他可能是一名跟班干粗活的助选员。看到他鞍前马后的样子，更加肯定，他只配给这些政客们开车提包。碍于托夫勒先生的面子，这次我没有拒绝这群政客。我站在门外，装作感兴趣的样子，听政客们当中的一个人夸夸其谈。他谈到要解决本市市民反映强烈的高水费问题；要用建设本市道路节省下的资金在本市建立两个游泳池和一个运动场；还要提高本市警察服务市民的质量等等。我硬着头皮听完了他的讲解，他看了托夫勒先生一眼，托夫勒先生赶紧上前，代表所有政客和我握了握手，表示感谢。 每年秋天，各家照例都把落满自家草坪的树叶集中起来，堆在路边，等市政管理的树叶收集车来把落叶吸走。可那年秋天连续两周，应该每周来两次的树叶收集车却没来，秋风把堆在路边的落叶吹得到处都是，居民们就打电话询问市政厅为什么不派车把树叶弄走。市政厅回答说，垃圾处理公司的工人在罢工，市政厅正在和他们谈判。到了星期天，终于听到处理树叶的车辆呼呼隆隆开来了，我心中纳闷：垃圾处理公司的工人竟在星期天上班，谁来支付他们加班费？我跑到门外一看，见开车的竟是身着工装的托夫勒先生。他笑嘻嘻地向站在各家门外的居民们摆手致意，然后在一位随车人员的帮助下，把堆在每家门前街道上的落叶全部吸走。 我拿了鼓风机，把我家门前道路上被风吹散的落叶赶到托夫勒先生开的树叶收集车旁边，对托夫勒先生说：“祝贺你们罢工取得胜利。想不到市政厅竟然有钱向你们支付加班费。”托夫勒先生听了，笑嘻嘻地问我：“你愿意做义工吗？可以学到如何操作机械收集树叶。我们缺少志愿者。如果你愿意，可以跟着一个能开这种车的司机，到几个社区去收集树叶。”我答应了他，他立即跳下车和我握手，并在我胸前贴了一张“志愿者”的标签。 前段时间，我收到市政厅的一封处罚信，上面附有照片，指出我家房子所有窗户外的百叶窗，因没有定期刷漆，颜色已旧，资产委员会前来检查，认为我家没按照市政法规刷漆，影响房屋的交易价格和邻近房屋的整体观感，从而影响社区的资产价值。信函指出：资产委员会在一个月前，曾经给我家发出过一封要求改正的信函，但我没有理会，也没有任何改正。 我觉得有些委屈，因为我并没有收到罚款信上说的那封改正信。我拿着信函走到房外查看，发现房屋百叶窗的颜色确实脱落陈旧，二楼由于受窗外树木遮阳少，脱落程度比一楼严重，造成一楼和二楼的颜色不同。我有些不知所措，一歪头，见托夫勒先生正踩着梯子，手提一桶油漆，在粉刷他家的百叶窗，顿时觉得我并非孤立无援，看来托夫勒先生家也遇到了和我同样的问题。不同的是他家的房子是嫩黄色的，百叶窗的颜色是红色的。我家的房子是白色的，百叶窗是绿色的。 我走到托夫勒先生家的房屋前，询问有关油漆百叶窗的情况。托夫勒先生笑嘻嘻地从梯子上下来，抹一抹脸上的汗，说他妻子一个月前接到了市政厅发来的改正信，没太在意，顺手放在什么地方，就把这件事忘了。今天他接到罚款信，才知道事情严重。所以刚才赶紧去买了油漆和刷子，要赶在天黑前把活干完。 我把我没有接到改正信的情况告诉了他。他说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他建议我先去买油漆和工具，把百叶窗按照罚款信上的要求油漆完，然后拍一张改正后照片，连同罚款信函一起，拿到市政厅资产委员会去说明情况。通常，罚款处罚允许行政复议和法庭上诉。不过，他说他不打算要求行政复议或上诉，因为他没有按照改正信的要求及时改正，确实是他自己家的过错。 第二天，我按照托夫勒先生的建议，拿着百叶窗油漆后的照片和罚款信函到市政厅要求行政复议。在市政厅登记等候时，我见托夫勒先生西装革履，行色匆匆地从一间房子里走出来，又大步流星地上楼，就远远和他打招呼。他抬头朝我这边看了看，笑嘻嘻地向我和办理登记的办事员挥挥手，上楼去了。 我对办理登记的办事员说：“也弄不清这家伙到底干什么职业，总是忙忙碌碌的，不知今天又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办事员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着问：“你认识‘这家伙’吗？”我点点头说：“岂止认识，而且很熟！”她又笑着问：“你认识‘这家伙’多久了？”我回答说：“差不多有十年多了。”办事员扬起漂亮的眉毛说：“我看你并不熟悉‘这家伙’。要知道，‘这家伙’到这里来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已经当了几任市长，你还不知道他到市政厅来干什么！” 2015年10月8日 于美国佛吉尼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