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监 李公尚 几年前的一天，人事部主管舒尔曼先生给我打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我正忙，口里应着，放下电话就忘了。半小时后，舒尔曼来到我面前，笑嘻嘻地说：“我给你介绍一位北京老乡吧。”说着，转回身左顾右盼，一位隧目高鼻的男人就从他身后的门外，探头缩脑地进来，冲到我面前，双手抓住我的右手，不容我开口，热烈地说：我叫阿迪，咱们都是北京人，你要多多帮忙……. 阿迪的突如其来，大有“趁敌立足未稳，当速迎头痛击”的战略意图，搞得我晕头转向。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再看看舒尔曼，舒尔曼耸耸肩，问：“怎么，你们不是北京老乡吗？” 舒尔曼去过几次中国，每每提到北京，总是勇往直前地呈口舌之快，俨然一位中国通。阿迪看了舒尔曼一眼，赶紧用五湖四海的普通话向我解释：“我是新疆的，叫默罕默德·艾迪加，从小跟着父母在北京卖烤羊肉串。我说自己是北京人，是因为老外都知道北京，我想一见面给他们留个好印象。” 舒尔曼听不懂他的话，看了看我，说：“那好，你们聊吧，我还有事。”说完扬长而去。阿迪看着舒尔曼出门后，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面前，低声问：“这里除了你，没人懂中文吧？”我说：“这里全都讲英语，你可以讲英语，西班牙语用得也少。”阿迪摆摆手：“不是不是，我不太会讲英语，只是不想让刚才那老外听懂我对你说的话。我是来应聘卡车司机的，想到你们这里当运货司机，刚才那老外好像不相信我是中国人。” 我告诉他，我对招聘的事一无所知，因为我所在的部门从不招聘卡车司机。阿迪听了有些着急，忙问：“那他怎么把我领到你这里来？”我说：“他是人事部经理，可能是觉得我能和你更好地交流，让我详细地向你介绍我们这里的情况吧。” 阿迪听了松了一口气，说：“我请你吃饭吧，正宗的土耳其烤全羊。”我忙说：“如果你今后在这里工作了，我们有的是机会聚餐。不用这样客气。”阿迪仍不甘心，说：“如果你不吃羊肉，咱们去吃正宗的川菜也行，要不就去布什父子经常去的那家北京烤鸭。”我说：“川菜有很多材料可是穆斯林忌讳的。”阿迪说：“人出来了哪管那么多？要是全在乎，就没法活了。” 阿迪问了我一些公司的情况，沮丧地告诉我，他从小跟着父母到了北京，最初在地坛一带摆摊卖烤羊肉串，干了几年赚了很多钱，就扩展到魏公村、甘家口、天桥等地，雇人摆了上百个摊。又过了几年，他家在甘家口买了好几套房子，对外出租，还在民族饭店常年包了好几套客房，接待新疆来北京的人，几乎把北京所有的新疆烤羊肉串都垄断了，每天晚上光数钱就数到心烦。只用了十多年，他家就在乌鲁木齐盖起了商业大厦，他父母还当了政协委员。后来，他家听一些去新疆做生意的西亚人说出国生活更好，就卖了房子结束了生意，他父母和他带着他的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到了国外。可是出国多年，他们做生意一直不顺，全家人也一直都找不到像样的工作。当年离开北京时换得两百多万美元，到现在全都折腾完了…… 阿迪不停地说着，我面前的电话铃也一直此起彼伏，他看出来我很忙，但仍不愿离去。直到中午吃饭时，我请他到楼下的快餐厅一起去用餐，他才起身。几天后，阿迪不断给我打电话，询问是不是因为他是穆斯林，那些老外就不愿意雇他。他让我务必帮忙向人事部门解释，他虽然是穆斯林，但属于中国的穆斯林。中国穆斯林受汉人文化影响很大，毕竟也是中国人，不具备老外们所谓的攻击性和暴力倾向…….然而，阿迪终究没有被聘佣。 这件事过去了好几年，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前段时间，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端传来“趁敌立足未稳”的急迫：“我是阿迪啊，不记得我了？好几年前，你请我吃过饭……” 阿迪是从一个拘留中心打来的。他匆匆告诉我，他用的是监狱免费电话，不能多说，希望我去看他。他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后，我还没来得及详细询问，电话就断了。 我颇为感慨，一面之交，这么多年了，他居然还记得我的电话号码。我根据他告诉的电话号码，查到了他所在的地址。经过上网查询，获知他所在的拘留中心，是一座羁押尚未审判的犯罪嫌疑人拘留所。我猜，他现在找我，一定是让我帮他聘请律师。 我驱车前往拘留中心两次，才见到阿迪。他身穿一件上衣和裤子连在一起、胸前拉链从脖子连到腰部的无领桔黄色囚服，浓密蓬勃的胡子，遮住他整个下巴，我几乎认不出他。我从网上获知，这个拘留中心不同犯罪性质的嫌疑人，通常分别穿不同颜色的囚服，有红色、橘红色、桔黄色或绿色等，拘留看守人员通过犯人衣服的颜色，就能知道罪犯的危险程度。但我无法根据服装的颜色，弄清阿迪犯了什么罪。见面后简单地寒暄几句，我向他问起案由，他却只说“有些事情在这里一时也说不清楚，你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中国大使馆？让他们出面帮忙，我的案子就有希望了。我想你在外边，毕竟和中国使馆联系方便。” 我隐约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便问：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冤案，想让中国大使馆派员来了解你的案情并帮助你？阿迪点点个头。我问你的中国护照放在什么地方，我需要先拿着你的中国护照到中国使馆去登记报案，他们审核后才会出面。 阿迪听了，垂头丧气地说：“不拿护照不行吗？……我，我们……根本就没有中国护照，我们全家都没有。”我觉得不可思议，问：“你没有护照，是怎么来的美国？”阿迪犹豫一会儿，才有气无力地说：“二十年前，我们全家持中国签发的旅行证件，到麦加去朝圣，借这个机会我们跑去了土耳其。在土耳其生活了几年，混得很差，等我们拿到了土耳其护照后，全家又借旅游来到美国。在美国，我们找到了一个穆斯林组织，他们教我们彻底销毁土耳其护照和原来的中国旅游证件，然后帮助我们以“长期受宗教迫害、被迫刚逃出中国的少数民族”身份，向美国当局申请政治难民，获得了美国永久居留权。” 我对他说：“这事就复杂了。既然你已经成了土耳其公民，恐怕再找中国使馆就没用了。你应该找土耳其使领馆才对。”阿迪喃喃地说：“土耳其人才不管我们呢！我们在土耳其时，全家都算难民，受到很多限制，唉！别提什么西亚和中亚那些国家了。说到底，哪个国家也没有我们在中国时好。中国有少数民族政策，无论干什么都对我们少数民族优惠，我们在汉人的地方做生意，汉人都让着我们，都高看我们这些远道来的人一眼，其他国家谁管？没弄死你就算好！这些天我想了很久，我觉得我们在国外申请难民和加入土耳其国籍的事，中国国内可能不知道。我们现在仍以中国公民身份要求回中国，中国政府不会不接受吧？” 我说：“你们持中国旅游证件去中东朝圣，却以难民身份加入了外国国籍，现在你们又在美国居留，中国政府即便想接受你们，恐怕也要先了解清楚你们这些年的情况吧，你们能解释得清楚吗？”阿迪说：“我们也没什么好解释的，就是想回中国去，从头再来，好好过日子。我们在这里受的苦太多，我想就是坐监狱，也要回中国去坐”。我回答：“既然这样，我怕我不能帮你和中国大使馆联系。我只能先帮你联系律师。” 阿迪失望地说：“联系律师没用，他们个个都一样，只愿接受有名或有利可图的案子。在这里，犯人每个月被允许使用一次免费电话，挂在监狱走廊墙上的免费电话旁边，贴着很多政府免费律师的电话号码，我打电话联系过好几个律师，他们来了都只是简单地问下案情，就劝我认罪，许诺以认罪为条件帮我换取较轻的刑罚。律师们都是按照办案的数量向政府报账收费的，根本不愿意为犯人花费时间和精力。” 我向阿迪问起具体案由，他犹豫了一下，麻木地说：“探视时间快到了，等你下次来时再说吧。”果然，我们默默相对了一会儿，狱警就过来把他带走了。 我回到家查阅了有关资料，毫无头绪。一个月后阿迪又给我打电话，并约好时间让我去看他。第二次见到阿迪，他的衣服变成了橘红色，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阿迪摸着青肿的眼眶不愿回答，只喃喃说他还被换了监舍，他担心他的案情会加重。他说他刚被关进来时，住的是六个人一间的大房间，衣服是绿色的，同监舍的人彼此都还客气。一个月后他的衣服被换成桔黄色，调了监舍，换成了两个人一间。同监舍的人很粗暴，经常无故欺负他，因为那人已被关了很久，案子拖了两三年还没审理完，他已觉得没希望了。为此，阿迪不得不经常被迫对他进行还击。这个月，阿迪的衣服突然又被换成了橘红色，并被调到另外的监舍，和一个黑人杀人犯住在一起。 我问阿迪被关进来后是否出过庭，阿迪说他被关进来一年多了，只在刚进来的第三天上过一次庭，法官只是问了问他的一些个人情况信息，主要是为了核实他的身份，就把他送回来了。现在他天天都盼着早日开庭。我问起他的日常生活，他说每天都一样，早晨五点起床，六点钟吃早饭，下午四点吃晚饭，晚上九点钟睡觉。伙食基本都是土豆泥加各种豆类，每隔三四天能吃到少许香肠或鸡腿。平时待在监舍里，干得最多的就是刷洗地板、面盆和马桶。每星期有两天被分配到监狱内的其他地方去打扫卫生，这是唯一能离开监舍外出走动并和其他犯人接触的机会。 阿迪希望我去看看他的家人。他说他的父母和两个弟弟还有一个妹妹也被关进来了，但还有两个上高中的妹妹在家，现在也不知靠什么生活。我问在这里他和他的父母及弟弟妹妹们是否见过面，他说一年多了，相互之间没有任何音信。这次阿迪仍然不愿向我谈起他的案情，我也没主动问。离开时，阿迪希望我再次来看他。他说在这种地方，盼望着有人探视，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安慰。经常有人来看望，也是一种能向其他犯人夸耀的资本，让其他犯人不敢小觑。我问他是否需要我给他带点什么来，他说香烟在监狱里是好东西，但他并不抽烟。 我再次去看望阿迪时，给他带去了一条烟，因为他说过香烟在监狱里可以当作现金使用。阿迪见了高兴地手舞足蹈。我告诉他我去过他家，他的两个上高中的妹妹现在都不上学了，一个在中国餐馆里当招待，另一个在越南人开的指甲店里当学徒工。我只见过他那个在中国餐馆打工的妹妹。 两个月后，阿迪又打电话让我去看他，告诉我，他已经接到律师的信，他的案子下个月审理。不过律师告诉他，别指望一次开庭就有结果，这只是开头，可能要开庭四五次才能审完，这期间差不多需要一年多时间。除非第一次开庭，他能按照律师的要求达成认罪协议，案子才能尽快结束。阿迪说，现在他不指望别的，只希望出庭时能见到他的父母和弟弟妹妹。离开时，他让我把一封信带给他在中餐馆打工的妹妹。 我把阿迪的信交给他妹妹时，顺便请她去一家土耳其烤全羊餐厅吃了一餐饭。他的那个妹妹告诉我，他们家的案子，主要是他的父母哥哥和姐姐为了挣钱，分别帮助一个穆斯林组织从加拿大往美国转运来自中亚、西亚国家的偷渡难民，他们并没有参加任何恐怖活动。她的父母这样做是希望尽可能多挣一些钱，积攒够了就落叶归根回新疆去。但是和那个穆斯林组织有联系的一些年轻人，经常上网大骂美国屠杀迫害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起来反抗，并发表同情支持ISIS的帖子，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注意。美国联邦调查局因此查出了那个穆斯林组织偷运难民的生意，还搜查出几支没有枪证但又无法说明来源的枪支，于是他们全家和那个穆斯林组织的很多人都被抓起来了。她和她妹妹当时也一起被抓了起来，只是后来警方查清她俩都在上学，没有参与过运送难民，关了一个星期，就被释放了。 阿迪的妹妹希望我能开车带她去看阿迪。我在网上预约了探视时间，几天后，阿迪的两个妹妹都向雇主请了假，和我一起去拘留中心看望阿迪。我们到达拘留中心登记时，拘留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我们的探视已被取消。问起原因，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说：昨天阿迪和同监舍的人打架，把对方刺死了，他本人也受伤住进了医院。因此，拘留中心决定，在阿迪的案子审判结束前，无限期取消阿迪被探视的权利。 回程的路上，阿迪那个大一点的妹妹哭着对我说：阿迪打死人，一定是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再也忍受不了别人的欺负，才被迫出手的。另一个妹妹恨恨地说：我真想把身上捆满炸弹，去炸死那些…… 2016年9月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