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燈區情人 李公尚 十一 紐約警察局門外臨街的大型電子廣告牌上，滾動着變換奪目的警示標語：“看到不順眼的事，請立即報告（If see something, Say something.）”，“相互監督，人人得利（Neighbor watching, Neighbor fitting.）”，“迅速報告，獎金早到（Your report soon, maybe reward soon.）” 美國這種鼓勵人人告密的文化早已深入人心，每個孩子從小就被教育要向權威當局報告自己看不順眼的事。所以美國人都愛管和自己無關的“閒事”，聽到鄰居孩子哭，大人吵，聚會鬧，狗叫貓跳，都會報告警察。我從這個電子廣告牌下面穿過，走進警察局，懷着極大的悲痛去查找江霞的骨灰。找到後，作為委託人申領了出來。然後又到兒童保護組織去申請領養那個孩子。那是我和江霞的孩子。辦完這些相關手續，我去監獄再次會見老栓，希望讓他知道這些事。 監獄負責人把我帶到他的辦公室，不知所云地問我：“你要會見的這名犯人，是你案件中的關鍵證人嗎？”我回答說：“我已不是第一次來和他見面了。這起虐待兒童案發生時，他仍然是受害者的父親。我需要證明他們之間的法律關係和一些關鍵問題。” 監獄負責人員翻看着上次我來和老栓見面的記錄，說：“當然，我們知道，因為你是他被關進來後，唯一一個來和他見過面的律師。”我問：“過去他從沒有找過律師嗎？”監獄負責人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只是問：“今天你一定要見他，是嗎？”我說：“根據案件調查進展的需要，是這樣。”監獄負責人聽了，沉默了一會兒，說：“當然， 這我理解。作為這裡的負責人，我只是想讓你知道，這名犯人是一個極度危險的罪犯。” “他曾殺害過兩名警察，很多媒體都報道過。”我說：“我看過這些報道，確實給人印象深刻。” “我的意思是說，”這位負責人猶豫不決地說：“今天，你和他會面，可能有些困難。” 我不理解他的意思，問：“你是說，因為他極度危險，即便是案件調查需要，作為政府律師也不能和他見面，是嗎？”“當然不是那個意思。”這位負責人聳聳肩說；“只是，實際上，他沒法見你。或者說你也不方便見到他。” 看着這位負責人顧左言他的樣子，我想了想說：“既然是這樣，那就請你給我出具一份不允許我和他會見的文件，我回去寫份報告交給法庭”。 負責人說：“其實，也不必那麼麻煩，你一定要見他，我們可以安排。只是，他可能無法和你交談。”我窮追不捨地問：“你是說，你們不允許他和我交談，是嗎”“不是我們不允許他交談，是因為——”他攤開雙手，說：“我不得不承認，最近我們這裡發生的一點事故，會讓你感到不方便，也讓我們感到難堪。我們正在處理，但在處理完畢之前，還不希望外界知道。” 我看着這位負責人的眼睛問：“你的意思是說，你們有些事情需要隱瞞，是嗎？”“呃，這個嘛，當然這關繫到我們的名聲。”這位負責人再次攤開雙手：“不過你剛好是關聯案件的律師，情況就不同了。我們只是希望你在了解了有關情況後，把與你辦理的案子無關的情況，暫時放在一邊，由我們來處理和對外界公布。” 這位負責人陪同我先去看了一段監視錄像，錄像是昨天拍攝的。從監視畫面上看到，昨天中午，監獄的兩名監管人員到老栓的囚室去，給他身上背的電擊裝置更換電池，當一名監管人員把連在他身上的電極導線取下來，準備在他身上移換位置的時候，老栓突然奪過導線勒住了其中一名監管人員的脖子。另一名監管人員趕緊使用遙控器操作電擊裝置，被勒住脖子的監管人員首先遭到了電擊。他掙扎着試圖去搶另一名監管人員手中的遙控器，在他抓住了那名操縱電擊遙控器的監管人員胳膊的同時。那名操縱電擊遙控器的監管人員在慌亂中加大了電擊器的電流，瞬間，兩名監管人員和老栓一起，同時遭到強烈電擊。從監視畫面上看到，他們三人的身上先後往外冒煙，很快三個人一起倒在地上。 負責人關閉錄像後說：“我們不得不說，這是一起不幸的意外事件。目前他們三人的遺體，我們正在用不同的方式處理。我向你保證，你作為政府律師，是第一位了解了這起不幸事件的監獄外部人員。我們不想這起不幸事故，被媒體添油加醋地去捕風捉影。你知道，我們使用這種電擊裝置對付危險犯人，本來就受到外界很大爭議。實際上，我們一直是在秘密使用。現在，我們使用的這種同一台電擊裝置，一次同時擊斃了三個人，說明我們可能涉嫌一直在使用犯罪手段進行犯罪。” 老栓沒有留下任何遺物。但我必須承認，他最大的遺物，是他把我的孩子交回到我的手中。幾個星期後，我作為代理人，把他的骨灰領出來，和江霞的骨灰埋葬在一起。 呂雯因為虐待兒童罪，冒充她人身份罪，欺騙政府罪，非法移民罪受到起訴。最終被判刑三年六個月和刑滿後驅逐出境。呂萍花因協助冒充她人身份罪，欺騙政府罪，非法移民罪，賣淫罪被判兩年六個月刑滿後和驅逐出境。 一年後，呂萍花和呂雯經過監獄當局評估，假釋後不會對社會造成顯著危害，先後被假釋。但移民局卻因為遣返手續問題，仍然無法將她倆立即驅逐出境。她倆被假釋後，只能繼續“黑”在美國。為了生活，呂雯很快和呂萍花一樣，在紐約做起了“皮肉生意”。因為服務的客戶不同，她仍然瞧不起她母親呂萍花。面對殘容漸衰、身體多病的母親，她認為呂萍花成了她的累贅，依舊不願意和她住在一起。 不久，我接到呂雯的電話，她在電話里哭訴說：“我想簽認罪協議，從這裡快點出去。”電話是她從羈押所打給我的。這些年來，我遇到的一被捕就立即主動要求籤認罪協議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呂萍花，一個是呂雯。這母女倆好像形成了遺傳。只是呂雯缺少她母親呂萍花那種為了孩子，含辛茹苦臥薪嘗膽的胸懷。這次是她被假釋出獄後第三次被捕，每次都是哭着打電話讓我去儘快保她出來。 我去羈押所和她會面，她說她的性格和裡面的所有人都合不來，所有的人都欺負她，讓她受不了。我安慰她我會儘快起草一份認罪協議。她哭訴說：“紐約的警察最壞，專門欺負沒有合法身份的人。有一個叫拉巴吉的印度裔警察，經常化裝成嫖客釣魚執法，我們都知道他的身份，所以一見到他就都躲開。他為了完成每個月的指標，就盯上了我。我不理他，他就亮明身份，說我正在勾引他。他說只要我幫他找出一個正在拉客的妓女，就放過我。後來，他睡了我，還是把我抓了進來。我覺得委屈，和這裡面被關押的其她人說了，想不到那些人就偷偷去報告監管人員，監管人員就處處和我作對，報復我。後來，那個叫拉巴吉的警察還來到羈押所，把我帶到一個小房子裡，用電警棍電我。” 我聽了無言以對。呂雯說：“這次出去後，我想回中國去。我想加入‘自願遣返離境’計劃，自動離開美國回中國去。你看能行嗎？”我說：“你還在假釋期間，這個我要查一下有關規定。如果是自行離境，美國政府通常是鼓勵的。”呂雯說：“我剛來美國時，我媽讓我申請政治避難，移民律師就教我對移民局說：遊學團處處監視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的中國護照被遊學團扣下了不給，我從遊學團逃出來時沒有護照。其實，我的中國護照一直被我媽藏起來了，到現在可能還沒過期，估計還能用。” 我說：“你回中國去，這可能還要看中國那方面對你的情況認同不認同。”呂雯說：“我問過很多和我情況差不多的人，都說只要護照沒過期，回中國應該沒問題。很多偷渡來美國的人在這裡呆不下去了想回去，都是這樣的。”我說：“也好，只要你想好了，我就儘快幫助你早點離開這個地方，到了外面你再考慮回中國的事。”呂雯說：“我已經考慮過了，我和我媽媽不一樣，她想回去，也沒人要她了。可我不同，我賴在這邊不走，永遠也不會有出頭之日。這邊的人知道你沒有合法身份，誰都可以欺負你，受了欺負你也不能報警，因為沒人相信一個有案底的非法移民說的話。回了國，我在這邊的事國內都不知道，我又有這邊的大學文憑，還能重新開始生活。中國對從國外回去的人，一般都很寬容。” 我去見呂萍花，把我和呂雯見面的事告訴了她。她怔怔地聽完，半天才說：“看來，我讓她來美國，是害了她。現在的孩子和我們那時不一樣了，現在國內的生活並不差，很多年輕人並不一定都願意出國，很多都是被父母連哄帶逼搞出來的。做父母的把國外想象得太好，對孩子們把外國描繪得也太好了。我現在也常想，如果可能，我也回去算了。唉！年齡大了，該折騰的也都折騰過了，最後總的有個歸宿吧！在這裡這種樣子，再下去還有什麼意思呢？就不知孩子她父親那邊，還能不能……” （完） 2018年12月25日 於美國華盛頓D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