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女人

李公尚

六

幾天后的一個早晨，我去賓館的餐廳吃早餐，見安東尼奧一個人坐在一張餐桌旁翻看手機。他看到我，舉手招呼我過去和他坐在一起。他已經吃完了早餐，似乎正在等人，我端着早餐坐到他旁邊，對他說：“這個時間來吃早餐的人太多，還是你有先見之明，早就把早餐吃完了。”他掃視了一圈餐廳，對我說：“你看，餐廳里用早餐的人，十個裡有八個都是你們這類國際組織的人，他們來到孟加拉都是為了幫美國政府找花錢的藉口。世界就是這樣奇妙！大國出錢讓小國替他們去辦事，大國為了掩蓋不可告人的目的，出錢時就需要先把錢給各種以慈善、公益、非盈利相標榜的國際組織，通過他們再把錢轉給急需用錢的小國。你說這算不算是一種國際洗錢呢？”

我知道安東尼奧是在批評美國政府利用國際組織，支持孟加拉國民眾推翻現政府的抗議活動，於是問他；“你所隸屬的世界無國界記者組織，會不會也參與了這種國際洗錢的遊戲呢？”安東尼奧聳聳肩，雙手一攤說：“那是他們的事。我所關心的是，現在世界上將近半數人口無法取得自由報道的新聞和資訊。我要做的是，捍衛和推廣通過自由報道傳播的獨立可靠的新聞和信息。我以完全獨立的方式，探索、追求和發現世界上正在發生的真相。”

我繼續問：“聽說你正在為歐洲人權委員會撰寫今年各國迫害良心犯的指數報告，當你獲得了歐洲人權委員會資助時，你會漠視資助者的立場和觀點嗎？”安東尼奧沒有正面回答我，而是指着餐廳里吃早餐的人說：“你以為這些道貌岸然的傢伙每天去各個角落裡找妓女廝混，是為了幫助妓女們防治艾滋病嗎？不是！他們去紅燈區是為了通過挖掘艾滋病傳播現象，給孟加拉國現政府製造漠視人權的輿論，讓美國通過他們給孟加拉國的動亂撥款。”

這時托妮婭走進了餐廳，安東尼奧高舉起右手向她示意，托妮婭端着早餐走向我們，安東尼奧起身為她扶椅子讓她坐下，她坐下後和我打招呼。安東尼奧問她今天有什麼計劃，托妮婭說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的一名官員約她去參加孟加拉國衛生部舉行的報告會，報告去年孟加拉國政府使用美國總統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撥款的情況。安東尼奧聽了不屑地說：“這個搖搖欲墜的政府終於辦正事了，現在反政府浪潮越來越高，不知現政府還能支撐多久。美國人用美國總統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撥款做誘餌，引誘孟加拉國政府拒絕中國人在孟加拉國吉達港投資，孟加拉國現政府開始在美國亞太戰略中和中國一帶一路之間玩起了平衡。”托妮婭聽了笑着說：“你看問題總是一針見血。怎麼樣？想一起去聽一聽嗎？”

安東尼奧淡漠地說：“現在世界各國對艾滋病的關注越來越低，而美國政府依然每年對艾滋病救援計劃撥出一百億美元以上的巨款，這是為什麼？因為這筆以人類慈善救助為名的巨額撥款，比美國民主基金會援助的資金看上去乾淨很多，可以掩蓋美國政府干涉他國政策的真實意圖。很多國際組織為了掌控這筆錢，甘願鞍前馬後地被美國驅使。聯合國世衛組織和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是持牌上崗吃艾滋病這碗飯的乞丐，一些和艾滋病不相干的組織也都擠過來撈一把。聯合國兒童組織帶着“兒童與艾滋病”主題來了，聯合國糧農組織帶着“世界糧食與艾滋病”的主題也來了，就連聯合國維和部隊也搞了個“國際維和與艾滋病”的主題，還有聯合國氣候組織推出的“氣候變化與艾滋病”主題，聯合國糧農組織下屬的漁業組織也湊了個“漁業與艾滋病”主題，這些都是赤裸裸地來瘋搶。其他形形色色冒牌的非政府組織，諸如世界發展委員會的“發展與艾滋病”，國際和平利用外空組織的“外空與艾滋病”等等，都撲上來討錢，吃相實在難看。

托妮婭溫柔地對他說：“不要總看問題的陰暗面，國際組織也是在打工生存。如果沒有國際組織穿針引線，國際社會可能暗無天日。走吧，咱們一起去聽一聽報告會能有什麼新內容。”安東尼奧一臉鄙視說：“報告會的內容一定沒有你掌握的材料真實。你信不信？無論報告會說什麼，美國都會給孟加拉現政府一筆巨款，因為現政府順從了美國的亞太戰略，中止了讓中國人繼續租用並建設孟加拉的吉達港，堵死了中國避開馬六甲海峽，想從陸地進入印度洋的企圖。美國人通過各種國際組織來給搖搖欲墜的孟加拉現政府轉這筆感謝費，讓中國人到現在都搞不明白，為什麼他們幫孟加拉國建港口修電站的一帶一路突然被孟加拉國政府停止。”

早餐後，托妮婭約安東尼奧和我，一起去參加了孟加拉國衛生部舉行的報告會。會議中間安東尼奧沒打招呼就離開會場不知去向。午餐時托妮婭帶着我找遍了平時她常去的兩個餐廳，都沒有見到安東尼奧。她失落地告訴我，她希望安東尼奧能和我們一起去貧民窟，因為安東尼奧知道如何和那裡的人打交道。她去過幾次達卡的貧民窟，都是安東尼奧陪她一起去的。我問托妮婭去貧民窟是不是比較危險？她說倒不是怕危險，是因為安東尼奧懂一點當地話，能在貧民窟深入交流。她告訴我有一次安東尼奧見到一個只有十二歲的雛妓躺在街邊奄奄一息，起了憐憫心，就把雛妓送回住處，不顧一切對身邊的妓女們發表救世演說，結果被一群聽不懂他說什麼的妓女按倒在地，脫光他的衣服，搶走了他身上的錢。讓一夥嫖客把他抬着扔出了那片街區。我說：“看來他的深入交流效果不佳。”托妮婭說：“他是一個富有正義感和同情心的人，這幾天因為你的到來讓他更加憤俗嫉世，對我有些若即若離。”

托妮婭和我共進午餐後說先回賓館換身衣服，我猜她是想回賓館再找一找安東尼奧。我坐在賓館大廳等她，正在大廳咖啡座里看電腦喝咖啡的拉斐爾醫生抬頭看到我，熱情地舉起手和我打招呼。他聽說托妮婭要和我去貧民窟，來了興趣，說剛好他現在沒事，也想出去走一走，就和我們一起去。不一會兒托妮婭來了，邊走邊打電話，打完電話發牢騷說：“現在連我的電話都不接了，一直關機，也不知在幹什麼！”拉斐爾問清楚托妮婭是在給安東尼奧打電話，話裡有話地說：“說不定他早就去了貧民窟。他經常有事沒事就往那裡跑！”

貧民窟在達卡可以說無處不在，除了政府劃出的幾片政府部門所在的固定區域和附近富人居住的幾個區域外，周圍到處都是貧民窟。貧民窟里隨處可見形形色色的賣淫場所，這裡沒有泰國那種受政府保護的專門會所和受政府監管的定期體檢制度，幾乎所有的色情交易都可以簡單地在各個貧民窟里完成。妓女用不用安全套要視嫖客們的意願而定，大部分嫖客不願使用保險套，他們認為花錢嫖妓戴安全套是作繭自縛，影響性交的體感，錢花得不值。

拉斐爾對達卡貧民窟里的艾滋病情況很熟悉。他告訴我們孟加拉國的艾滋病沒有人們預計那麼嚴重。他以調查數據說明孟加拉國屬於艾滋病低流行國家，艾滋病毒對當地人體免疫系統的白細胞攻擊要弱得多，病毒在人體內潛伏期長，潛伏期內患者的免疫系統仍能抵抗病毒，所以患者人數只是同等人口同等面積的非洲國家的十分之一。當地艾滋病患者的初期症狀是持續低燒，乏累出汗，重複感冒等，雖不可治癒，但能通過接受抗逆轉錄病毒療法進行控制，患者無症狀存活時間比非洲艾滋病患者長，很多患者能多活長達十年以上。非洲艾滋病的初期症狀表現為劇烈咳嗽，肺部出血，皮膚潰爛，現有抗逆轉錄病毒療效不佳。托妮婭感興趣地問拉斐爾：“為什麼同樣是艾滋病，非洲和其他的地方有這麼大的差別？”

拉斐爾說：艾滋病是非洲靈長物身上的免疫缺陷病毒SIV進入人體後變異而成的。最初非洲人在捕獵並食用大猩猩時接觸到獵物的血液，導致病毒進入人體。根據世界DNA之父沃森教授的研究，非洲黑人的DNA雙螺旋結構存在末端缺陷，易被動物病毒傳感染後整合進他們的DNA。例如西非的黑猩猩傳入人體的SIV變異為HIV-1，中非的白頸白眉猴傳入人體SIV的變異為HIV-2，病毒進入人類細胞後，大肆攻擊人體免疫系統中的關鍵白細胞CD4T淋巴細胞。其他種族沒有發現DNA存在結構缺陷，所以抗病毒入侵反應不一樣。艾滋病最初在非洲流行時沒有引起多大關注，當地人把艾滋病當成急性流感對待。直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隨着國際旅行、世界貿易和人口流動傳播到世界各地後才引起恐慌。臨床發現世界很多地方血液病患者的症狀都比非洲患者輕緩，就被認為是污衊非洲黑人進化不完善的歧視性觀點。

聽着拉斐爾醫生侃侃而談，我們不知不覺走進一大片街道狹窄縱深，路面坑窪不平，路邊的水窪散發着穢氣，兩側用鐵皮和塑料板搭成層疊擁擠房子的貧民窟。這裡每個洞開的房門外面都坐着服飾鮮艷的女人，用祈盼的目光盯着路人。門前沒有女人的房門緊閉着，當房門打開時有男人從裡面走出，接着門內有女人往門外路面上倒水，水潑到乾熱的路面上生成乳白色水汽，放下水盆的女人梳着頭髮整理着衣襟走出到門外坐下。我環顧四周發現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一個身穿背心短褲，腳踩拖鞋的黑瘦的男人悄悄跟在我們身後，托妮婭和拉斐爾回頭也看到了他，這個凸齒凹腮的男人露出一口顯著的黃牙笑着緊趕幾步，走近我們，用零碎的英語問：“你們是不是記者？”拉斐爾問：“為什麼認為我們是記者？”男人指着托妮婭說：“如果不是記者，外國女人不會來這裡，你們想採訪，我給你們帶路。”

那男人殷勤地把我們帶到一座用鐵皮和塑料板搭成的帶頂的大棚里，說裡面住着很多小姐，我們可以隨便挑。這是一座長一百多米，寬四五十米，高三米的大棚，裡面被隔成很多小間，一條條狹長的走廊連接各個房間，走廊兩側無頂的房間門對着門，房內不隔音，站在走廊里就能聽到房間裡的動靜。男人說租住在這裡的女人都年輕漂亮，她們在街上招攬客人要價200 塔卡（大約合3美元），從不講價，客人同意就帶進屋裡完成交易。很多本地客人和從印度來的客人找小姐只肯出價50塔卡，這裡的小姐鄙視她們，拒絕和他們交易。拉斐爾和托妮婭表示想進去看看，男人向我們索要200塔卡介紹費。

托妮婭付了男人所要的淺，他告訴我們，這裡每個房間的門上掛有紅色布條的，是正在進行交易的，掛綠色布條的表示暫無生意。他引導着我們推開一扇掛着綠色布條的房門，示意我們進去。屋內沒有窗戶，地上鋪着氈毯和竹蓆當床。昏暗的燈光下，一個女人赤裸着全身蜷縮在半條被單下。她看到我們進門，慌亂地爬起身，用被單遮住身子去拿搭在頭頂一條繩子上色彩鮮艷的粉紅紗麗，那是她平時出門攬客時穿的服裝。男人用當地語言和她說了幾句話，然後對我們說，她上過中學，是這裡最受歡迎的小姐之一，只要給她200塔卡，她願意接受我們採訪，說完就離開了。我端詳那女人，相貌平平。她邊穿衣服邊向我們解釋：今天她已經接了八個客人，有些累，想躺下先睡一會兒。平時這裡的女人不接客時在房間裡一般都不穿衣服，光着身子出汗少，來了客人用紙巾蘸着花露水擦一擦陰部，一整天身上都不會有異味，可以免去勤洗澡的花費。有一些自動找上門的回頭客通常不在意她是光着身子還是穿衣服，有的客人進門看到她光着身子會更加興奮，能節省時間。

托妮婭從一進房間，就因受不了室內的酸腐氣味和骯髒凌亂而連連噁心，她用厚厚的紙巾捂住口鼻。拉斐爾會一點當地語言，問那個女人平時接客的情況，她告訴我們，多的時候每天能接十幾名客人，收入的一多半用來交房租。大部分客人態度都還好，有時有一兩個人讓她心生厭煩，忍一忍也就過去了。大多數客人都不使用安全套，即便她準備了，客人也不用。他們的普遍觀念是，花錢嫖妓沒有肉貼肉，錢就算白花。托妮婭勉強站在一邊聽着，終於忍受不了要嘔吐出來，蒼茫逃出房間，跑到大棚外面嘔吐不止。拉斐爾見狀跟了出去，我聽不懂那女人的話，沒有心情繼續待下去，給了她十美元後離開了房間。

我出來找到托妮婭，問她情況怎麼樣，她點點頭說沒事了。我們沿着貧民窟里彎曲狹窄的街道找回去的路，三轉兩轉走到另一條街上，看到街道兩邊挨坐着一長溜盯着我們看的女人，個個毫無表情。突然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上前和我們搭訕，問我們是不是記者，告訴我們這裡的小姐很出名，有外國電視台專門來採訪過。拉斐爾聽了用質疑的口吻問：“哪個國家的電視台來採訪過？”那女人說是日本電視台，她願意帶我們去找被電視台採訪過的小姐。

她把我們帶到一個比較像樣的房子前，讓我們進屋。托妮婭說她不想進屋，只想在外面等。我們進了屋，看到裡面還比較乾淨，說服托妮婭一起進到屋裡坐一坐。那個女人說這是她的家，她是這一帶房屋的房東，這裡的小姐們都是她的租客，叫她老闆娘。她曾經去過泰國和緬甸，見過世面。她說：“我是按照大城市的規矩教這裡的小姐們接客的，還教會了小姐們使用安全套。我勸誡她們只賣身不賣靈魂，靈魂是屬於真主的。還告訴小姐們，嘴巴只能用來讀古蘭經，不是用來口交的。”

（根據當事人回憶采寫。未完待續。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