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一日 李公尚 收到郵局寄來的傳票，我才知道市政廳還有一個“公民獄政評議會”的設置。傳票（Summon with a subpoena）要求我在兩個星期後的星期二上午八點，自帶乾糧，去市政廳參加兩天會議，會議內容是通過考察和討論，對附近的監獄現狀提出意見。我同樣也不知道在我住的附近還設有監獄。全市只不過兩萬名居民，怎麼能養得起一座監獄呢？ 我就此事打電話詢問一位律師朋友，他告訴我，我收到的是一份要求市民履行義務的行政法律召書，和市法庭發出的要求市民履行陪審員義務的司法法律召書相類似。不同的是擔任陪審員要經過原告和被告律師的共同認定，最終由法庭決定是否能履行義務，而擔任評議員則不需要這一過濾程序，就像接到應徵入伍通知一樣，必須去履行兵役義務。說完，律師朋友祝賀我說：看來你是一位“模範公民”，也就是說，你在該地必須居住滿十年以上，居住期間沒有任何違警記錄，未欠政府任何稅費，信用記錄良好，才有可能被選拔。各地選擇“評議員”的情況大同小異，都是在“模範公民”中隨機抽選。能經過這樣一種過濾性的抽選，你應該感到是一種榮譽。 聽了律師朋友的話，我立即上市政廳網站查詢有關資料。過去我只知道在市法庭旁邊有一座拘留所，是拘留未獲保釋的候審人員和行政違法人員的，如街邊醉酒者、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或沿街乞討的流浪者等。一查發現在離我家車程約一個小時的地方竟然有兩座監獄，一座是成年人監獄，另一座是未成年人監獄，未成年人監獄的名稱比較柔和，叫“少年教養所”（Youth Detention Center），名字下面還有一行小字類似註解：“少年矯正設施（Secure residential facility for young people）”。但確實因為我所居住的市太小，財政負擔不起監獄費用，就和鄰近的兩個縣市共同出資支撐。鄰縣是全美國最富裕的縣之一，比我所住的市大得多，那裡居民多，企業多，稅收也多。另一個相鄰的市，也比我住的市大，這兩個縣市承擔了這兩座監獄四分之三的費用。 到了我該去履行義務的那一天，我持傳票去工作單位請了假，按時去市政廳報到，到了市政廳才知道，“公民獄政評議會”由二十四名市民組成，我所住的市只占其中的六個名額，我作為市里抽選出的六名評議員之一，被要求去鄰縣的縣議會履職。臨行前市長助理告訴我們：“目前我們市被關在監獄裡的總共不到六十人，其中包括十九名未成年人，最長的刑期也沒有超過六年的，這說明我們市是全美國犯罪率最低的模範市。市里進監獄的人少，市政廳曾向兩個相鄰的縣市提出按在押人數比率出資，未被他們接受。因此算下來，我們市對監獄的投資並不少。你們去考察監獄時，要訪問我們市裡的在押人員，他們有投訴，你們要在評議會上提出來。” 到了鄰縣的議會，我出示本市的傳票和本人身份證後，獲准進入評議會辦公室。二十四名評議員齊聚，被分為兩組，一組先考察成年人監獄，後考察未成年人監獄；另一組先考察未成年人監獄，然後再考察成年人監獄。我從領到的相關文件中獲悉，這兩所監獄都是由私人承辦的。 “公民獄政評議會”每兩年重新審批一次監獄的專營權。由申請專營的各私人保安公司先對專營權進行投標，再由評審委員會的專家，即縣議會的司法委員和聘請的專業人員，組織被抽選的市民評議員分別去參觀兩所監獄，然後作每屆的監獄預算、財政、安全、績效等工作報告，同時向評議員們介紹參加新一屆專營權競標的其他各私人公司的情況，經過充分討論後，二十四位評議員以無記名方式對下一屆監獄專營權進行投票，最後由縣議會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結果，決定其中一家公司獲得專營權，也就是獲得由三個縣市政府聯合出資的專項撥款來經營監獄。但無論哪家私人公司獲得對監獄專營，監獄裡原有的監管、懲教、警衛等工作人員通常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我先去考察未成年人監獄。這是一座低度設防的獄所，在押人員四百多名，其中男性占百分之八十六，有色人種占百分之八十八。分為三個監區：一監區是十二歲到十五歲的男犯人，二監區是十六歲到十八歲的男犯人，三監區是十二歲到到十八歲的女犯人。三個監區相連，用鐵欄杆和鐵絲網分割開來，相視可望，相呼可應。不同監區的犯人所穿的囚服顏色不同。 進了監獄會議室，先觀看由上一屆公民評議會視察監獄時拍攝的錄像紀錄片，兩名獄警陪同我們觀看，如果有問題，記錄下來，影片放完後向陪同的獄警提問。獄方估計我們對監獄的考察印象可能會影響我們對監獄的評分，並最終會影響對專營權的投票結果，所以對我們進入監獄只提出一些基本的安全注意事項，例如與犯人談話時應保持兩米以上的距離，其他未作任何限制。 看完紀錄片，我們集體參觀獄所的設施，如宿舍、食堂、教室、浴室、洗手間、勞動場所和娛樂場所等，然後解散隨便找犯人交談，陪我們進入監舍的獄警們則遠遠地站在一邊觀望，以備一旦有突發事件出現時，隨時採取應急行動。我們去考察前，監獄當局已作了充分準備，那天犯人們全部放假，不集合，不上課，也不工作，但被要求全部到室外的操場上活動。 在一監區操場的一個角落裡，我看到一位後背印有406號的十四五歲的白人少年犯，正趴在水泥地上用彩色粉筆作畫。他畫了一具骷髏在和從水塘里爬出來的幾條鱷魚交戰。他的畫栩栩如生，無論透視、比列還是色彩都一絲不苟。對畫的不滿意的地方，他不厭其煩地用沾了水的刷子塗乾淨後重畫。我在他身邊看了一會兒，稱讚他畫得生動逼真，他不理我。直到我用他放在地上的白色粉筆給他畫的一條張着血口的鱷魚眼角上添了幾滴淚水，他才抬起頭看了看我，然後低頭用沾了水的刷子把那幾滴淚水塗掉，等水跡幹了，他自己畫上了幾滴和我畫的一樣的淚珠。 他是一個有藝術天賦的少年。他對我說他每天都在室外活動時間，來這個地方作畫，腳下這個十平方米大小的區域是屬於他的。他的案情是在他十歲時他媽媽找了一位男朋友，他媽媽的男朋友從一開始就不喜歡他，經常挑撥他媽媽和他之間的關係。他十二歲那年，他媽媽生了一個異父同母的弟弟，嬰兒兩個月大時，一次他媽媽的男朋友因為嬰兒被貓抓傷後流血，他在一邊看着而不去告訴他媽媽，打了他兩個耳光。那天夜裡，他趁她媽媽和媽媽的男朋友睡熟後，悄悄潛進嬰兒的睡房，把嬰兒從窗口扔到了樓下。他被判四年監禁。 在二監區，我和一位叫詹森的評議員接觸了一名胸前號碼為302的黑人男孩兒，年齡大約十六七歲。他瞪着敵視的眼睛盯着我們，我們還沒開口，他就劈頭蓋臉帶着攻擊性喝問：“你們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我告訴他，我只想和他談談，想知道他對目前的生活條件和環境是否滿意。他仇視地盯着我看了一會兒，又惡狠狠地盯着詹森，突然伸出一隻手，向詹森要煙抽，他從詹森身上聞到了煙味。 我們進入監獄時，監獄當局只讓我們把身上的金屬類物品和電話等留在辦公室，沒有要求我們把全部隨身物品都留下，詹森身上確實帶了煙。他從衣兜里拿出一支煙遞給302號男孩兒，302迅速藏進衣兜里。霎時呼啦啦圍上來四五個黑人男孩兒，爭着向詹森要煙。詹森把煙分發給他們，沒等分完，302敏捷地伸手把詹森手中的整包煙搶了過去，藏進衣服里。 302號和其他幾名索取了煙的男孩兒，不無誇耀地分別向我們講訴他們各自入獄的原因和在獄中的生活情況。兩年前，302和另外兩名黑人男孩兒在他所住的街區，襲擊了一名去該街區送外賣的泰國裔男人。當時送外賣的泰國裔男人提着外賣上樓去找客戶時，汽車沒有熄火，也沒有鎖車門，302號和另外兩人進入他的汽車搜索錢物，當看到送外賣的人回來後，他們來不及下車逃走，就慌忙開着他的車離開，慌亂中撞上了路邊的其它車輛，送外賣的男人追上他們，他們下車用刀把他捅傷後，逃回家裡。 遠處，監管和警衛人員都在密切注視着我們這邊，對我們這邊發生的一切應該看得一清二楚。當我們和這幾個男孩兒交談完離去時，幾名監管人員在我們身後向他們走去，把他們身上藏的煙全部搜了出來沒收。 未成年人監獄中的犯人很大比例都出身於單親家庭，兄弟姐妹多，母親沒有穩定的工作，全家靠政府救濟度日，從小生活在你爭我搶的環境中，很多人從沒見過自己的親生父親。他們很多人犯罪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犯罪，而只是以為在搞一場惡作劇。他們其中有人的父母，未成年時就曾是這座監獄裡的熟客。 在二監區連接女少年犯人監區的鐵絲網邊上，有四五個黑人少年衝着鐵絲網另一邊幾個女少年犯站立的方向，掏出各自的那話兒緊鑼密鼓地擺弄。鐵絲網另一邊的不遠處，那幾名女少年犯見了，搔首弄姿地和他們遙相呼應，咂嘴吐舌地高喊着：“嗨！這邊，朝我弄！貝貝，衝着我弄出來！”她們的口哨聲、起鬨聲和笑罵聲，引起了站在離她們不遠處的兩位女監管人員的注意，她們手按着腰間的警械，順着這群女少年犯起鬨的方向朝二監區看去，看到鐵絲網另一邊幾個男少年犯毫無掩飾的赤裸裸的動作，早已見怪不怪，只是笑着把目光轉向其它地方。 監管人員的責任，更多在於防止犯人之間發生發生鬥毆、推搡甚至擁抱等身體接觸。監獄裡實行人與人之間“無碰觸（No touching）”交往方式。任何身體接觸，都被視為具有攻擊性。幾星期前一位黑人女少年犯因為打了獄中另一團伙的一名女少年犯一個耳光，被關進黑暗無光只有四平米的單人囚室里五天，出來後就痴傻了。 午飯時，每名市民評議員被要求坐在各自的車裡吃各自帶的午餐，然後休息半小時，下午繼續按照安排好的行程進行。至此我明白了傳票上要求“自帶午餐”的用意，是不允許評議員們接受監獄方面安排的午餐，也不許午休時和其他投標公司的人員有所接觸。甚至休息時各評議員之間相互談論有關這次考察、評議的話題，都是不允許的。 在成年人監獄，我們集體參觀完部分監獄設施後，就不能像在未成年人監獄那樣不設防地隨便和犯人接觸了。這座幾千人的監獄是高度設防的獄所，我們和成年人犯人交談的方式是根據監獄電腦中呈現的名冊和相片，任意挑選某個犯人，然後由獄警把他們分別帶到會客室，獄警離開，我們和犯人單獨交談。成年人監獄仍然是有色人種和男性占絕大多數，給人突出的印象是，成年人監獄分為互不相連，戒備森嚴的男女兩個監區，除了性別，所有犯人無論重犯輕犯和刑期長短，都關在一起。 我約談了一位刑期只有一年的拉美裔犯人。他告訴我幾個月前，他在他經營的家庭小型便利店門外卸貨時，看到兩個黑人從他家的小店裡跑出來，隨後他妻子捂着流血的頭追出店門，呼喊歹徒搶走了店裡收銀台的錢。他見那兩個歹徒上了車，倉皇開車逃竄，立即開車前去追趕，同時邊開車邊打電話報警，告知歹徒逃竄的方向。接到報警的警察警告他不要繼續追蹤，並警告他開車打電話屬於違法，將對他進行處罰。但這名拉美裔店主不甘心就此罷休。因為一年前他的小店被搶過一次，當時他報警後，警察來了只是對發生的情況作了記錄，然後出具一份證明，讓他到保險公司去索賠。他的小店因本小利微，除了投保強制險外，沒有投保有關搶劫和偷盜的險種，保險公司不予理賠，事後警察一直沒有破案，所以他這次堅持開車繼續追蹤歹徒。 他緊緊咬住逃竄歹徒的車輛不放，在追蹤過程中故意超速，希望能引起途中警察的注意，將他和他所追蹤的歹徒車輛截停。他追了十幾英里後，終於遇到了兩輛截查超速的警車，拉着警笛追了上來，讓他靠邊停車，他怕歹徒的車輛趁此逃逸，沒有理會，加快速度直接朝着前面開始發慌減速的歹徒車輛撞了過去。結果他和兩名歹徒都受了傷。歹徒的車輛被撞停後，他和兩名歹徒同時被警察逮捕。後來他以危險駕駛致人傷害罪被判一年徒刑，兩名歹徒以故意傷害生命、多次搶劫他人財物、多次偷竊車輛、非法占有他人財產、蓄意超速駕駛危害交通等罪名，分別被判處八年和十年監禁。他們三人被關在了同一座監獄，那兩名歹徒在監獄裡見到他，就像老鼠見了貓，從心裡害怕他敢拚命的愣勁兒。 我還約談了一對黑人母女，母親三十八歲，女兒二十二歲。她倆住在同一間囚室里，後來由於犯罪率不斷增加，監獄爆滿，獄方只好把原來住兩人的囚室改住三人。這對母女住的囚室被安排進一名刑期較長的女犯人後，她們母女倆就經常藉故對新來的女犯人尋釁滋事。後來獄方乾脆把監獄中不服管教的女犯人安排到這對母女的囚室，讓她倆去折磨不聽話的女犯人。我在監獄的電腦中看到這對母女倆的名字下面都作了特殊的標記，特意約談了她倆。 那位母親拽着肥胖的身軀，撇着外八字步，一扭一扭地走進會面室。大嗓門一進門就沒頭沒腦地砸過來：“想知道我的故事嗎？告訴你，操他媽（fuck damn）我這輩子誰都不怕。我見過操他媽的事情多了！”她女兒引以為豪地告訴我，她倆在被捕前將近兩年的時間裡，多次在深夜化裝成男人，戴上面具持槍去搶劫加油站的便利店。她們搶劫前通常先去偷一輛停在路邊的車，她從小就知道如何撬開車鎖和接通發動機。她倆以偷來的車作掩護，開到便利店裝作加油，確定店裡沒有其他顧客後，就持槍闖進店內，直接衝着櫃檯後售貨員身邊的貨物先開兩槍，然後揮槍讓售貨員把收銀台里的錢全拿出來。售貨員被突如其來的槍擊嚇得驚慌失措，無不乖乖地把錢櫃裡的錢全部交出來。她們每次搶劫不超過幾分鐘，整個過程不說一句話。得手後就開着偷來的車去她們事先停放自己車的地方，然後丟棄，換開自己的車回家。地方電視台報道過她倆作的案，警察從加油站的監控錄像里查看整個作案過程時，無論如何都沒想到這是她們這對女扮男裝的母女干的。 這對母女抱怨監獄裡擁擠，說原來一間囚室只住她們母女兩人時，她們並沒有真正覺得是在坐監獄。她們過去住在自己家裡，周圍貧民區的環境並不比監獄好多少。住監獄不交房租，不用做飯，她們更像是在度假。目前監獄給她們母女住的囚室增加了人，等於破壞了她們的家庭生活。 監獄擁擠、設施陳舊，人手不足，確實是我們這次考察得出的結論。但這些制度性的缺陷，不是每兩年換一屆專營公司就能解決的。獲得專營權的公司每屆專營兩年，經常算計下一屆還能不能繼續保持專營，因此每個公司都沒有一個長期發展計劃，更不會制定發展性戰略規劃。相反，每屆獲得專營的公司，都唯利是圖，儘量把當年獲得的經費花完分光，不願為下一屆專營公司留絲毫餘地。有時甚至換了專營公司，連帶一些規章制度和運營模式都會作出相應的改變。而每屆縣議會每次都借審批專營權之際試圖壓低竟標價格，使新獲得專營權的私人公司舉步維艱，只能一屆一屆地維持現狀，致使監獄運作逐漸衰敗下去。 第二天市民評議員對監獄評分、對議會司法專員作的獄政工作報告進行討論並提出意見，同時對參加新一屆監獄專營權競標的各公司進行評議，最後進行無記名投票。按照過去以往的情況，通常目前正在對監獄進行管理和運營的公司，繼續獲得專營權的可能性比新參加競標的公司要大，除非正在專營的公司覺得繼續運營已無利可圖，或者虧損嚴重，放棄競標。果然，投票結果是目前正在承辦監獄的公司超過了半數得票。 由市民評議會投票決定每屆專營權的歸屬，就像由選民選舉每屆政客一樣，有多年的歷史。不僅是對監獄，只要有利可圖的行業，如由政府補貼的市內公共汽車線路、老年休養院、國家公園等，政府都實行專營權由市民評議表決機制。其實這種多年一貫制有其先天性的不足和實施中的無奈，從而積澱了制度性的弊端。被隨機抽選的評議員，大都是背景各異的普通市民，對某項專營事業毫無專業知識，甚至對專營權的性質聞所未聞或毫無興趣，全憑市民評議員兩天來獲得的觀感印象和司法專員的推介，根據“自己的公民意識和社會良知“對專營權進行表決，顯然難免偏頗。這種看似民主決策的形式，實際上過分強調了民主程序，而忽略了實際效果，仿佛把被臨時抽選的評議員當成了民主道具和背景，最終免不了落入由議會幾個司法專員背後操縱的老套。實際情況也是，最終獲得專營權的私人公司，大都是依照司法專員們流露出的意向選出的。 2021年4月22日 於美國弗吉尼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