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顏知己

李公尚

我在華盛頓DC上飛機前，給加賀發了一條短信：“來加州了。”沒期待會有回音。電話號碼是多年前的，後來沒用過。可能她早就換號碼了，也或許她早已經離開美國回日本去了。想不到一分鐘不到，“噹啷”一聲回復就來了：“加州什麼地方？多年不見，想不出再見會是什麼樣呢。”我頓時惶恐起來，這是希望再見，還是婉拒再見？我去洛杉磯開會，她住在舊金山，真要見面恐怕並不容易。我回覆說：“到洛杉磯出差，飛機當地時間下午五點到。在加州只待兩天。”加賀問：“旅館定了嗎？”我回復；“還沒有，到了後再說。”加賀回復；“靠近市中心的那個川田旅館讓人常思不忘呢。住在洛杉磯的日本村，有故地重遊之感啊，旁邊那個千穗小館，有你喜歡的料理呢。”

加賀的執拗，依然如故。

一九八十年代，中日關係處於蜜月期，兩國共同成立了“二十一世紀中日（日中）友好委員會”，由兩國的國家領導人共同擔任該委員會的主任。一九八七年我作為工作人員，被派到東京的日方委員會去工作，隨即，日方就派了曾在北京大學學過中文的加賀小姐和我一起工作。從此，無論我在辦公室還是外出，加賀都形同影隨，陪同在側，東京自不必說，大阪、京都、奈良、名古屋、廣島、長崎、沖繩、仙台、北海道等地，都留下了許多共同的回憶。有人提醒我；加賀是受日本政府指派監視我行動的，她把我的言行和活動的每個細節都記錄下來，向日本有關部門匯報。我聽了，對加賀多有提防。一次外出我想甩掉她，就對她開玩笑說；“你看，我無論去哪，你都跟着，真像影子。”加賀聽了彎腰深鞠一躬說；“很高興和你在一起呢，給您添麻煩了。”我說：“可是你沒有我的影子高啊。”加賀聽了，面有慍色，再次深深鞠一躬說：“給你添麻煩了，實在對不住得很。”我用手在牆上比劃了一下，說：“等你長到這麼高，咱倆走在一起才般配呢。”加賀聽了，強作歡顏的臉上呈現出掩飾不住的輕蔑，雙眼直視着我，壓低聲音說；“太過分了吧，沒人喜歡這種玩笑呢。”說完深鞠一躬，轉身走了。

日本女性的平均身高是一米五七，加賀身高一米六四，在日本來說算是高個。當時在東京日方委員會裡工作的日本女性，都是日方招聘的受過高等教育，年輕貌端的未婚女性，她們被一對一地分配到每個中方人員身邊，據說是為了“對等”。因為在中國，中方對日方在中國的工作人員也都實施跟蹤監視。但是，日本採用的這種“盯人戰術”，比中國採用的“外緊內松”的監視跟蹤有效得多。

加賀小姐秀外慧中，每天身着不同顏色的西裝上衣和短裙，足蹬肉色絲襪和不同顏色的高跟鞋，胸前佩戴“JIAICA（日本外務省協力團）”的徽章，全身散發着整潔清新的氣息出現在我面前，未語先笑地深鞠一躬，柔情蜜語地說：“早上好！又和你在一起了，真高興啊！”然後開啟我們一天的工作。當時中國政府向日本派出的工作訪問團和友好代表團不斷增加，我在日方委員會裡的工作，轉向去協調日方為中國代表團安排的訪日行程，保障高層代表團的出訪安全，參與中日雙方的交流活動等。為此，需要經常到日本各地去和日本各界人士廣泛接觸，加賀小姐受指派和我在一起工作，為我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和加賀小姐相朝夕相處的久了，我深深感受到她身上體現出的日本女性具有的溫良恭儉讓，同時也察覺出她隱藏在溫柔外表下外謙內剛的性格。工作中，彼此難免出現分歧，每次產生看法相左或者意見不同，她都微笑着沉默不語，然後錦里藏針不動聲色地暗中較勁。

一次，她和我一起到一個中國代表團住地去回訪即將要回國的代表團成員，在和代表團的團員們見面時，我注意到很多團員的目光都有意無意地盯着加賀短裙下面穿着長絲襪的雙腿打量，加賀似乎也察覺到了這點。不一會兒，她起身說聲“對不起”離開房間出去了，會客室里立刻輕鬆活躍起來，有人議論：“日本女人的小腿太粗，大腿太肉，真像大根。”“大根”是日語“大白蘿蔔”的意思。很多中國人來到日本學了這個日語單詞，就用來指代日本女性的雙腿。接着有人調侃說：“日本女人的大根都長成內八字，走起路來，就像兩條大根中間夾着什麼東西害怕掉下來。”這一句引得哄堂大笑，有人補充說：“不是怕掉下來，是怕你不知道她夾的那東西太珍貴。”又是一陣鬨笑。我不希望這種玩笑繼續下去，就解釋說：“日本人從小就跪坐在榻榻米上，跪久了腿就直不起來了。”這時，加賀小姐和一位女服務員，推着裝有水果盤的小車進了房間，大家立刻收斂了笑聲，但仍有人低聲用中文調侃：“又來了兩條大根。”頓時引起一陣笑聲。

加賀和服務員彬彬有禮、笑容可掬地把每份果盤送到每個團員身邊，逐一鞠躬，示意笑納。在代表團成員享用果盤時，加賀用中文問我；“飛機航班應該沒有變化吧。”說着，她打開電視機，查找電視航空頻道滾動播出的機場航班表。那時，人們還沒有手機和便攜式電腦，查詢航班很多是通過電視頻道。加賀逐個頻道地尋找，當她轉到新聞頻道時，電視裡正在播放日本海上自衛隊在沖繩縣那霸附近的海面上，截獲了一艘來自中國福建的偷渡船，船上載有兩百多名中國偷渡客。電視畫面上顯示天下着大雨，日本海上自衛隊不許風雨飄搖中的偷渡船靠岸，船上兩百多名偷渡客都跪在甲板上，雙手作揖哭喊着，苦苦哀求。在座的代表團團員們看到這段新聞視頻，個個垂頭喪氣，沉默不語。加賀見狀，裝得像做了錯事的孩子，一邊道歉，一邊迅速把電視調到航空頻道。同時用日語輕聲自言自語說：“真可憐！全身都濕透了，那麼冷，還跪在甲板上。跪久了腿就會直不起來的呢。”這話顯然是說給我聽的。我知道日本人都有個習慣，他們在進入每個房間前，總要屏聲靜氣地先在門外聽一聽房間內的情況，然後才進門。加賀剛才進入會客室前，一定是聽到了代表團團員們說的玩笑話。那天日本電視台播出的截獲中國偷渡船的新聞，從早晨就開始滾動播出，加賀顯然是在借查找航空頻道信息，讓代表團成員和我都看到這條新聞，從而感到難堪。

以後幾天，加賀知道我對此事耿耿於懷，試圖緩和氣氛，就蒸煎了一杯她家鄉產的靜岡玉露香茶送到我桌上，柔聲細語說：“這些天給您添麻煩了，真過意不去，想不到會引起不愉快呢。”我明知故問：“你指的是什麼？”加賀趁機避重就輕地轉移話題說：“我是指，看慣了，中國女人和日本女人的腿都一樣好看。主要看你是否喜歡那個女人。”我開玩笑揶揄她說；“你的腿很美。能引起那麼多男人關注。真是讓人嫉妒啊。”加賀聽了，大驚小怪地說：“啊！你真是這樣想的嗎？想不到你會喜歡呢！我真是太幸福了！”說着，她立定站直，拿一張空白複印紙，夾在她兩條腿的膝蓋中間，說“你看！如果腿不直，根本就夾不住。”站直身子用雙膝夾紙，是很多日本女人證明自己不是羅圈腿的做法。第二天上班，我走進辦公室，看到幾個日方的女工作人員站在複印機室里，試着用雙膝夾複印紙。見了我，個個用手捂着嘴低頭偷笑，我很奇怪她們在笑什麼。很快就聽到兩位女工作人員低聲議論：“他喜歡加賀的腿呢，加賀真幸福啊，有男人喜歡她了，不知道加賀的腿是不是讓他摸過呢。”我聽了追悔莫及，加賀竟然把我和她的玩笑話傳得滿城風雨。

隨着中日政府間的交流不斷擴大和深入，日方適時提出了為貫徹“日中不再戰”和“日中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國策，日中之間應深化民間交流。希望中方允許中國訪日代表團成員到日本後，能去日本人家裡住幾天，和日本家庭同吃同住同交流，最好不少於一個星期，以促進中國人民對日本人民的深入了解，消除民族隔閡。後來甚至還有日本學者提出“鼓勵日中通婚”，“實現日中合併”的觀點。於是，一段時間內，考察篩選日本民俗家庭，成了中方工作人員參與的工作之一。

我到福岡、長崎、佐世保等地去考察民宿家庭，加賀自然陪同前往，以方便和當地的日中友好後援會聯繫。在確定日方提出的候選民俗家庭時，我掌握幾項原則：不選家裡有曾參加過侵華戰爭人員的家庭；不選家裡有日本右翼分子的家庭；不選家裡有黑社會成員的家庭；不選家裡有大財閥大資本背景的家庭。在所有選出的日本民俗家庭中，我們都必須逐一去這些家庭中拜訪和考察。

佐世保曾是日本近代歷次侵華戰爭中日本海軍出發參戰的主要港口，給中國人民留下了不愉快的回憶。鑑於此，我提議把中國代表團去佐世保民宿的計劃，改為去離佐世保不遠的大島民宿。日方遂以“不方便”為由，不同意這個方案，因為那裡的大島造船廠是日本著名的造船廠，很多國家都派有科技人員在那裡訪問、學習和工作。當時日本造船業世界排名第一，造船噸位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四十，大島造船廠除了建造民用船隻，還為歐美國家秘密建造軍艦，於是加賀暗中阻撓我去大島的考察。後來我經過與日方反覆協商，日方最終同意了我的提議，我就先行住進了造船廠一位叫木村的工程師家裡，分頭去各處拜訪和考察能接待中國代表團的日本家庭。加賀小姐當然也陪同我住進了木村工程師的家裡。

木村先生三十多歲，和大多數日本男人一樣，工作日每天都早出晚歸。住在他家裡，我平時和木村先生基本見不上面。但每天夜裡，差五分十二點時，會準時聽到木村先生回家的聲音：“我回來了！”接着是木村夫人的聲音：“您辛苦了！歡迎回來！”傳統日式家庭的房子，內部每個房間的牆壁，都是用木框貼上壁紙製成，隔光不隔音。我住木村夫婦臥室的隔壁，每天晚上十點半左右就寢，那時加賀也回到我隔壁她住的房間去了。午夜時分木村先生回來的聲音，總能把已經躺在榻榻米上昏昏欲睡的我吵醒，接着就是木村夫人為木村先生準備洗澡水，伺候他更衣洗澡，為他鋪被暖榻，然後同枕共眠。

一天夜裡，是個星期二，木村先生準時回家後，情況出現了異常。他從浴缸里泡完澡出來，嚷着要喝酒，儘管他和平時一樣回家前已經在酒吧里喝了很多，木村夫人還是小心翼翼地精心侍候，服侍他喝完酒才同榻共枕。但不久，就傳來木村夫人的陣陣慘叫聲，上氣不接下氣的呼天喊地，像動物進了屠宰場被宰殺時的哀嚎，悽慘無比。我第一次聽到這聲音，被驚得毛孔悚然，擔心發生了人間慘案。心想木村夫人做了多大的錯事，竟受這種虐待！恨不得要衝出去拔刀相救。此時的木村先生並未銷聲匿跡，他嘴裡酣暢淋漓地發出一陣陣“哎咦——啊！”“嗚哇——哎！”發狠的聲音，似乎在奮力拼命。聽到木村先生的狂叫，我突然像做賊一樣，嚇得大氣不敢出。木村夫婦的動靜持續了三十分多鐘，隨後傳來木村夫人用水洗涮的聲音：“水溫合適嗎？”她哄小孩兒一般喋喋不休地呵護着為木村先生擦洗：“讓您受累了，真是過意不去啊！給您添麻煩啦。”“剛才還滿意嗎？真對不住得很呢，希望您能高興呢！”木村夫人輕柔拍打着木村，像哄小孩兒入睡，木村間或不耐煩地回應一兩句：“算啦！還說得過去。”“行吧！湊合啦！”於是很快聽到木村鼾聲如雷，然後是木村夫人拉開門出去倒水和洗浴。我暗自揣度，木村夫婦兩個上小學的孩子都住在樓上，此時會不會被吵醒？

第二天早晨七點半，我和加賀分別按時去客廳吃早飯，木村先生和他們的兩個孩子照例都已走了，木村夫人輕盈地為我和加賀端來早餐。想到昨天夜裡木村夫人的慘叫聲，我一直不敢看她的臉，怕看到她的悲傷引起尷尬。但聽到她興高采烈地說了一句“希望你們喜歡我做的早餐”時，我終於忍不住偷看了她一眼，發現她和平常沒有什麼兩樣，表情反而更加神采奕奕。在我偷眼看木村夫人時，我突然發現，坐在我旁邊的加賀一直在不停地偷眼觀察着我。見我看她，就問：“昨夜睡得還好嗎？”我點點頭，她追問道：“一直都在睡嗎？半夜沒醒來嗎？”我驚訝地瞪了她一眼，她笑着又問了一句：“做什麼好夢了嗎？”

我和加賀在木村夫婦家裡住了三個星期，每星期二和星期五夜裡，都會在固定時間裡準時聽到激情上演的“屠宰場的慘叫”，每次慘叫三十多分鐘——每次我都忍不住看表——確切說每次慘叫持續到三十四分鐘，就戛然而止，準時得像當時正在流行精工電子表，分毫不差。這讓我對日本人的守時精神佩服之至。離開木村家後我對加賀說，“應提醒每個提供民宿的日本家庭，在中國代表團成員入住日本家庭期間，儘量不要發生在木村家每周二和周五夜裡的那種事情，以免給參加民宿的代表團成員造成心理誤差。”加賀聽了，照例不以為然地說：“真羨慕木村夫婦啊！能縱情飽欲，情至意盡，符合日本人精益求精盡善至美的追求呢。怎麼？中國的夫妻彼此不認真嗎？”

中日兩國意識形態不同，價值觀念迥異，加賀和我朝夕相處，但彼此從一開始就各懷己見，互有設防，經常會在一系列問題上明合暗爭，私下較勁。雙方在合作中誰也不服誰，同時又都明白誰也離不開誰。經過多次較量，結果只能夠求同存異，抓大放小。這樣反反覆覆磨合下來，我和加賀建立起了一種相知相趣和相容相依的個人感情。

我被派往日本工作三年的期限很快屆滿了。在我即將離開日本時，加賀小姐和我的交往變得親密，有時甚至無話不談，這讓我警惕起來。一次加賀突然問我：“為什麼不讓你在北京的未婚妻來日本呢？”我答非所問地問她：“你怎麼知道我有未婚妻？”加賀笑着說：“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你未婚妻比你小三歲，在你來日本的前一年開始和你戀愛，現在你們倆每隔一星期相互寫一封信，前天你剛寄走一封。我們在中國的同事曾見過她呢，是一個漂亮的高個女孩兒。”我抱怨道；“你們竟然連這個都了解！”加賀笑着說：“彼此都是知彼知己的呀！就像你知道我是大齡剩女沒人敢要一樣。日本人戀愛，都喜歡找‘三高’，高個兒，高學歷，高收入，你看我的條件都夠，就是沒人敢娶我，現在我又多了一高，高年齡。都已經二十七歲了，還從沒談過戀愛，你是不是看到我這樣，你覺得特別解氣？”

在我離開日本的前幾天，日方委員會為我召開歡送會，我沒有見到加賀小姐出席，心裡感到十分惆悵。問起來，我被告知：“加賀呀，她被安排陪同一位新來的中國同事去廣島出差了，趕不回來了罷。”頓時，我覺得歡送會失去了光彩。

那天是星期六，我回國的機票定在下星期一的中午。回到住處後我開始整理東西，打開冰箱想把裡面豐盛的食品和飲料整理送人，這時我突然產生了立即去坐新幹線列車趕到廣島，去和加賀當面告別的念頭。事不遲疑，我立刻帶了幾件換洗的衣服，拿起列車時刻表，奪門而出。就在我打開房門的一刻，驚訝地發現風塵僕僕的加賀正站在我的門外，準備敲門。

我和加賀都驚訝地看着對方，相視無語。我驚喜地請加賀進屋，加賀矜持地問：“是要出門嗎？”我答：“是。”加賀失望地說：“看來我來的不是時候。”我趕緊回答：“沒關係，我去廣島。”加賀看了看我手中的行李和列車時刻表，突然淚如泉湧，接着泣不成聲地大聲哭訴；“你想過沒有？人家喜歡你啊！非常非常喜歡！”說着，扔下肩上的挎包，雙手脫去身上的西裝和短裙，然後把身上的內衣一件件剝光，低着頭委屈地擦着淚水，站在我面前。

一個年輕未婚的日本女人，這樣做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啊！在日語中，戀人和夫妻之間表達愛意，並不使用“我愛你”這種詞，而是代之以“喜歡你”，而“非常喜歡你”，大都是熱戀的情人在激情中脫口而出的。

我和加賀親密無間地融合在了一起。彼此深情無語地對視着，一絲不掛地依偎着，驚天動地翻滾着，品味從身邊滑過的每一秒鐘，傾訴彼此壓抑了三年來的心跡。加賀說她坐了八個小時的車趕來，就是為了能趕在最後一刻把她三年來的暗戀告訴我。我說；“如果不是你來，我會坐車去找你，向你表白我所有的感受。”加賀說：“明知你回國後是要結婚的，但我還是想要搶先一步占有你”。我說：“我能成為加賀的第一個男人，是命運給我的最好禮物。”加賀拉着我的手撫摸她的雙腿，羞澀地問：“我的小腿是太粗、大腿是太肉嗎？”我毫不掩飾地說：“其實我早就迷戀你穿絲襪時的雙腿了。在木村太太家聽她慘叫時，我就幻想過能抱着你的雙腿聽你的慘叫呢。”加賀抱怨說：“為什麼當時不那樣做？”我說：“當時彼此都有責任在身啊。”

我和加賀纏綿在床上一天兩夜沒有出門，那個令人心煩的星期一終於還是不期而至，加賀和我心慌意亂起來。她要趕回廣島去，於是提出先送我去機場，她再去乘火車。我堅決不同意，我邊穿衣服邊說先送她去火車站。這是我脫掉衣服和加賀上床後，第一次穿衣服，加賀溫柔地攔住了我，笑着提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方案：“我們還有足夠的時間，最後再來一次。讓彼此銘記心中。還記得木村夫婦的三十四分鐘嗎？我們計時，看我們這次需要多長時間。如果不到三十四分鐘你就出來了，就罰你去送我。如果過了三十四分鐘你才出來，我就去送你。”我問：“如果恰好是三十四分鐘呢？”加賀說：“那就誰也不去送誰，我們在此告別。但無論怎樣，一日夫妻百日恩，我們都要笑着高興地告別。”

我回到中國後，給加賀寫過幾次信，加賀都沒有回。兩年後的一天，加賀突然專程來北京找我，說她要結婚了。她告訴我，我在離開東京後她就辭職了。不久在橫濱附近的“米軍厚木海軍飛行場”找到了女招待的工作，在那裡認識了美國海軍機場的維修工斯蒂文森。她現在有一個一歲多的男孩兒，打算和斯蒂文森結婚後就到美國加州他的家鄉去生活。加賀拿出幾張她和斯蒂文森在一起的照片給我看，照片上她站在鬍鬚蓬勃的斯蒂文森身旁，身高只到斯蒂文森的腋窩處，讓人看着心疼。我問她孩子的照片呢？加賀搖了搖頭顧左言他。她問起我的家庭情況，我讓她看半年前我兒子出生時我和我妻子抱着孩子的合影。加賀看着照片感嘆說：“真是羨慕啊！”

從此再沒有加賀的消息。五年後我來到美國，用加賀在北京時留給我的電話號碼和她聯繫，想告訴她，我也來美國了。我承認在我的潛意識裡，我來美國就是為了加賀。接電話的是一位老人，問我：“你是說那個日本小女人嗎？她不住在這裡，也沒她的電話號碼，去三藩市（舊金山）找找吧。”我問接電話的是誰，他說他是斯蒂文森的父親。我把我的電話號碼留給老人，希望他有機會就轉給加賀。老人問我是不是加賀在日本的親人，我說是。

三年後，我突然接到了加賀打給我的電話，她說電話號碼是斯蒂文森的父親托人轉交給她的。只可惜這一轉就是三年，她拿到電話號碼的那一刻，就猜到了是我。我驚喜地告訴加賀，我想去舊金山看望她。加賀猶豫了一下說：“身邊有病人需要照顧呢，不太方便，讓我安排一下，我們去洛杉磯吧。那裡有我一個親戚，開了一家日式餐館，我早就該去看她了。”

在我去洛杉磯的前一天，加賀自己開車六小時到了洛杉磯，她訂好了位於洛杉磯日本村的川田旅館，然後到機場去接我。見到整齊乾淨，風韻迷人的加賀，我久久說不出話來。加賀說：“幸好還不算老，能讓你看得過去。過了四十歲，真沒臉見你了呢。”說起各自的生活，加賀幾乎沒有提及她的丈夫斯蒂文森，只是含糊其辭地說，她現在更多的是和正上小學的兒子在一起。她問起我的近況，我讓她看我和我妻子，還有兩孩子在一起的全家照，她看着我的全家照，感嘆“真是羨慕啊！”

那次見面後，加賀不再和我聯繫。這次我上飛機前和加賀聯繫上後，一路上都盼望能見到加賀。加賀比我小一歲，我們都已經六十多了，見一面少一面。出了機場，我直奔日本村的川田旅館。然而，到了那裡並沒有見到加賀。晚上，我到旅館旁邊的千穗小館，那裡有加賀和我都喜歡的料理。餐館的顧客不多，落座後，餐館老闆娘給我送上一壺新煎的日本玉露香茶，芬芳繞梁。不久進來一位亞裔面孔的男人，三十多歲，坐在我旁邊，我們互相對視了一眼，他朝我點點頭，用英語問我是否常來這家日本餐館，我說多年前來過，到現在還記得這裡的老闆娘。他問我是不是日本人，我搖搖頭用日語說：“我會說日語。”他聽了，用日語和我聊起來。他說他出生在日本，兩歲時被他媽媽和曾在日本當過兵的美國白人繼父帶來了美國。現在他已結婚了，妻子是美國人，有兩個孩子。坐在着日式風格濃郁的餐館裡，我恍若隔世地回憶起四十年前我在日本時，下班之後加賀陪我去酒吧的時光。

第二天我開了一天會，腦子裡卻充滿了和加賀見面的各種場景。時間無情地過去，加賀並沒有出現。晚上，我又去了千穗小館，又遇到了那位亞裔男人。他朝我點點頭走向我，坐在我對面，再次和我邊吃邊聊。說到中國，他說他一歲多時，他媽媽曾帶他去過中國。他現在硅谷工作，常去中國出差。我說如果你不講日語，不告訴我你生在日本，我會誤以為你是中國人，你的身材比一般日本人高很多。他說他繼父活着的時候常說他是中國人。他繼父從日本回美國後經常酗酒，喝了酒經常毆打他媽媽，在他十歲那年，他繼父酒後摔下懸崖死了。

第三天，我惆悵失落地去機場乘機返回華盛頓DC，安檢進入候機廳後，又遇到了那位亞裔男人，他迎面走來送給我一杯冒着熱氣的靜岡玉露香茶，告訴我今天他回舊金山去。我問他坐哪個航班，他手一指，說：“那邊，正在登機呢。”我呡了一口熱茶，脫口說“真香啊！”亞裔男人說這是他媽媽臨來機場前煎好後，悶在保溫杯里的。我心頭一顫：“你媽媽？”他說：“是啊！這兩天我媽媽和我都住在川田旅館啊。前天晚上和昨天晚上我們在餐館裡喝的茶都是她在老闆娘的廚房裡蒸煎的。老闆娘是我們的親戚，我媽媽和我這次來洛杉磯是來探親的。”我急忙問：“你媽媽呢？”他朝航班登機口看了看，說：“她，已經登機了吧——我也該走了。”

這時，我突然想起四十年前，加賀和我在東京分別時說的最後一句話：“我把我最美好的時光給你，只求你留下對我最美好的印象。”

（本文根據當事人回憶采寫。）

2022年12月26日

於美國佛吉尼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