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恋情

李公尚

五

卡列尼娜医生在新婚丈夫死后，精神恍惚，不思饮食，夜不能寐。她需要亲人陪伴，她想回到她父母身边去。我去找院长尤里斯基医生，告诉他如果卡列尼娜医生这样下去会彻底垮掉。她现在已经不能继续工作了，希望允许她离开战时外科医院，回到基辅她的亲人身边去。尤里斯基院长是从乌克兰军队一所医院调来的中校医生，平时对我们被临时征调来的非军人医生多有好感。他对我说，他愿意给卡列尼娜医生公正地写出战时表现和工作评语，但她要离开利沃夫，必须要由利沃夫战时管制委员会开具通行证。

我想起了战时管制委员会的安东列波夫上校，就告诉尤里斯基院长，我可以去战时管制委员会说明情况。我同时希望尤里斯基院长批准把救护转运队的捷列金娜护士调到我的手术团队去。尤里斯基院长疑惑地看着我，问起我和捷列金娜护士的关系，我说是我带她从基辅来到利沃夫的。尤里斯基院长问我是不是正在和她恋爱，并提醒说此时谈恋爱可不是一件好事。我告诉他，捷列金娜和我都没有谈恋爱的想法，是他父亲托我照顾她。尤里斯基院长听了，说她是一名志愿护理人员，作为志愿者，一般都要送到救护转运队去上前线的。我对院长说：“如果是这样，我宁愿现在就去和她谈恋爱，让她作为我的恋人留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工作。”尤里斯基院长听后，说：“我可以接受你的提议。但是，我还是提醒你，目前不是谈恋爱的时候，作为外国人，希望你现在不要和这里的任何姑娘恋爱。”说罢，让坐在他办公室门外的秘书柳芭耶娃进来，为捷列金娜起草一份调岗命令。

柳芭耶娃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少尉女军官，是利沃夫战时管制委员会派给尤里斯基院长的秘书。她平时向我们被临时征调来的非军人医生传达院长指示，面部表情总是严肃到令人生畏，让她本来生动活泼的脸庞变得平淡乏味。有两次她听说卡列尼娜医生和她丈夫别茨科夫斯基队长在医生休息室里做爱，就非常积极地到医生休息室去调查情况，准备上报。医生和护士们都没有把她当回事，个个表现出一副不知所云的样子。她就去找一位从军队医院抽调来的医生科列维契上尉了解情况。大家都知道她对科列维奇上尉情有独钟，担心科列维奇上尉帮助她一起打小报告。一天下午，柳芭耶娃又来找科列维奇上尉谈话，聪明的科列维奇上尉装作不愿被别人看到，把她约进了医生休息室的“神圣空间”，和她温存了一番，从此她对调查在“神秘空间”里做爱的事不了了之。

几天后，我抽时间去了利沃夫战时管制委员会，见到了安东列波夫上校。他热情地从那张硕大的办公桌后面站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说：“很高兴再次见到你。前两天我妻子还提到你和你的那位姑娘。怎么样？你们喜欢你们的医院吗？习惯现在的生活吗？你的那位姑娘怎么没和你一起来？我愿意坐下来和你们一起喝一杯咖啡，我这里有从美国运来的咖啡。”

我对安东列波夫上校说：“你是指捷列金娜小姐吗？她不是我的姑娘，只是一名医学院三年级学生，她才二十一岁，她父亲格列廖夫院士和母亲娜塔莎夫人不许她早恋。”安东列波夫上校听了，耸一耸肩，笑着说：“那好吧，不管怎样，你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

我向他谈起了卡列尼娜医生的情况，希望他能批准卡列尼娜医生离开利沃夫，回到她的家人身边去。安东列波夫上校听了问：“你是说她想离开乌克兰到国外去，是吗？”我还没来得及解释卡列尼娜医生只是需要回基辅，回到她父母身边去，安东列波夫上校就说：“我感谢你和捷列金娜小姐帮了我的妻子和儿子，我妻子和我岳母经常提到让我感谢你们，我欠你们的情。至于要去国外，你知道现在利沃夫黑市上搞一张通行证需要多少钱吗？”

我听了他的话愣住了，怔怔地看着他。安东列波夫上校说：如果是女人，已有护照，但属于被禁止出国的人员，想要搞到一张出国通行证的话，大概需要一千美元。那可是普通人两个月的工资。如果没有护照，需要护照和出国通行证一起办，那可就......五千美元，少一分也不行。你知道五千美元需要多少格里夫纳（乌克兰货币）才能兑换出来吗？至于男人嘛！法令是禁止出国的，要办，钱可就多了去了。

听到他提到钱和黑市，我突然明白了，在利沃夫只要有钱，就能找到出国的途径。或许他这是在提醒我，只要给他足够的美元，他就能帮助办出国手续。于是我说：“我从没有听说利沃夫有黑市，倒卖证件不是严重犯罪吗”安东列波夫上校说：“是的，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在黑市倒卖证件是严重的犯罪，一旦被查获，后果会很严重。”我向他解释说：“我来是请你批准，允许卡列尼娜医生回到基辅她父母身边，她需要亲人的照料。现在俄军已经撤离了基辅，她健康恢复后，可以在基辅继续为乌克兰服务。”

安东列波夫上校听了，尴尬地笑了笑，爽快地为卡列尼娜医生开了离开利沃夫去基辅的通行证。回医院的路上，我反复琢磨安东列波夫上校提到的黑市和价格，突然顿开茅塞：张东明和怀孕的卓拉从利沃夫离开乌克兰去中国有希望了。甚至再过一段时间，我和捷列金娜也可能从他这里找到机会离开乌克兰去德国。

我到护理病房见到卓拉和陪伴在她身边的张东明，把我和安东列波夫上校见面的事告诉了他俩，他俩听了顿觉有了希望。我让他俩做好离开乌克兰的准备，等卓拉再恢复一段时间我就去找安东列波夫上校，让他为卓拉办理出国护照和通行证。

几天后，在众多医生的送别下，新婚三个月就失去了丈夫的卡列尼娜医生，在严肃的柳芭耶娃少尉一本正经地陪同下，乘坐救护转运队的飞机去基辅，临行前，我把一张卡列尼娜的亡夫别茨科夫斯基医生和我，还有捷列金娜三人站在一辆救护车前的合影照片送给她。那是三个月前，捷列金娜第一次跟随别茨科夫斯基队长去基辅转运伤员前，我们三人自拍的合影。卡列尼娜医生看着照片，潸然泪下。

六月中旬，俄罗斯军队开始收缩战线，撤向乌克兰东部地区，把兵力集中到了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顿涅茨克等地，与乌克兰反击的军队形成了战争拉锯的僵持状态。乌克兰军队称，他们在被俄军攻占的北顿涅茨克，已经收复了五分之一的领土。与此同时，俄罗斯军队加强了对基辅、利沃夫等地的导弹袭击，重点摧毁美国和北约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补给线和仓库。这时，卓拉的伤势已经接近痊愈，而她怀孕的身形也越来越明显。她所在的军队文工团给医院发来邮件，询问卓拉近来的伤势和身体恢复状况，我拖延为卓拉的伤势恢复状况做出评估和结论。那天，战时外科医院隔壁的乌军转运仓库遭到导弹袭击，损毁严重，医院的许多设施也受到严重波及，伤员需要疏散和转移，我趁机安排卓拉离开护理病房，和张东明一起搬到了我在利沃夫的住处去。

我打听到了安东列波夫上校家的住址，在一个我休息的日子里，到安东列波夫上校家去拜访。在他家附近，我遇到了安东列波夫上校年轻美丽的妻子波鲁科娃和她母亲，她们正要去商场购物，见到我又惊又喜。我关心地询问波鲁科娃产后身体的恢复状况和婴儿的发育情况，她们让我去她们家去坐一坐，我说正好，我可以去检查一下婴儿的身体状况。

安东列波夫上校上班不在家，我为出生三多月的婴儿做了详细的检查，顺便也检查了波鲁科娃的身体恢复状况，告诉她们一些婴儿发育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和产妇身体恢复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并留下一些多发病和常见病的治疗药品后告辞。临走时，我告诉波鲁科娃和她的母亲，我会定期来体检婴儿的发育状况。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我刚做完一台手术走进医生休息室，见院长秘书柳芭耶娃少尉神采奕奕地从休息室的“神秘空间”里出来，不由一怔，她竟然鸠占鹊巢了！接着，科列维奇上尉医生跟在她身后出来，心安理得地朝我笑了笑，毫无愧色。柳芭耶娃见了我，表情立即严肃起来，双手梳理着自己的头发，对我说她接到战时管制委员会安东列波夫上校的电话，来通知我立即赶往他家，有重症病人需要救治。她已经报告了尤里斯基院长，院长让她开车送我去安东列波夫上校家。

不知什么病症和伤情，我毫无目的地带了两个急救箱和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药品赶到了安东列波夫上校家。安东列波夫上校的妻子波鲁科娃迎了出来，焦急地向我叙述她的孩子从上午开始全身发热，咳嗽剧烈，呼吸困难，额头多汗，呕吐物中带有血丝等症状。我立即进行检查，发现婴儿眼结膜充血，咽部有血丝，扁桃腺肿大。腹部叩诊呈过清音，听诊呼吸音减弱，有弥散的瑞鸣音等，我初步诊断：婴儿染上了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

我告诉波鲁科娃和她父母，孩子得了急性肺炎，可能是由于病毒性感染和呼吸道不畅引起的。近一段时期，很多儿童在人群拥挤，通风不良的防空洞内感染了呼吸道病毒。波鲁科娃和她父母听了，连连称是，说最近利沃夫常常遭遇导弹袭击，她们每天要带孩子进出防空洞好几次，有时在里面要待一个多小时，里面空气污浊，连大人都受不了。

在缺乏实验诊断手段和X光片诊断的情况下，为防止病情恶化，我为波鲁科娃的孩子注射了红霉素。我需要对婴儿进行白细胞检查和C反应蛋白试验，以进一步确定婴儿急性肺炎的性质。我给婴儿开了超声雾化和用于鼻滴的药物，告诉他们一定要保持空气新鲜和婴儿呼吸道畅通，先观察几个小时，晚上我再过来作进一步诊疗。

一连几天，我白天和晚上都抽空到安东列波夫上校家对他们的孩子进行观察治疗，很快婴儿病情大为好转，安东列波夫上校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那天，安东列波夫上校专门在家里等我，把一杯他妻子刚煮好的咖啡送到我面前，笑着对我说：“在这个孩子身上，我又欠了你一个情。说吧，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摇了摇头说没什么。安东列波夫上校疑惑地看着我，说：“你真的不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我想了想说：“我有位朋友可能需要帮忙。他找了一位乌克兰未婚妻，想带未婚妻去中国探亲。”安东列波夫上校听了，问：“你这位朋友的未婚妻没有护照吗？”我点点头说：“好像是没有。”安东列波夫上校说：“战争前在乌克兰人们办理护照并不难，只有三类人被限制办理护照，一是政府官员，二是乌克兰军人，三是犯罪的人员。你朋友的未婚妻决不会是第三类人员吧？”我回答说“当然不是。”

安东列波夫上校故作矜持一会儿，对我说：“记得上次你好像向我提到，说在黑市办理有关证件，都明码标价。你的朋友知道那些价格吧？”我说：“我们知道那是违法，在战争期间会被处以重刑。”安东列波夫上校听了，说；“既然这样，那好吧，我帮你的朋友这个忙。”说着走到他的书桌旁，从一个抽屉里拿出几张表格，说：“让你朋友的未婚妻把表格填好，附加三张她最近一个月内拍照的两寸证件照片，交给我妻子波鲁科娃就行了。”

两天后，我借再次去给安东列波夫上校的孩子看病的机会，把卓拉填写好的表格和张东明给我的五千美元分别装在两个信封内，带到安东列波夫上校家。上校不在家，我给孩子看完病后，先把装有卓拉表格的信封给了上校的妻子波鲁科娃。波鲁科娃接过去后，用手捏了捏，疑惑地看着我问：“所需的资料都在里面吗？”我随即又把装有美元的信封给她，她又捏了捏，说：“好吧！我去把你们的资料存放好。”说着进了她家的另一个房间。过了一会儿，波鲁科娃出来对我说；“放心吧，上校会处理的。”

三天后，院长秘书柳芭耶娃少尉再次去医生休息室找我，说战时管制委员会的安东列波夫上校打电话来要见我，院长让她开车送我去他的办公室。路上，柳芭耶娃问我是否和安东列波夫上校很熟，我告诉她是通过上校的孩子认识他的，和他不如和他的孩子熟。柳芭耶娃说，利沃夫有那么多医生，为什么他一定让你去？在利沃夫，安东列波夫上校是个权高位重的人，求他办事的人很多，你是不是在利用上校为你办事？柳芭耶娃是个擅长捕风捉影的人，经常把医院里的很多事汇报到战时管制委员会去。这几天，她一直在追查卓拉的去向，向院长汇报说卓拉未经批准，违反纪律和一个中国男人擅自离开医院，不知去了什么地方。她还汇报说是我让那个中国男人进入护理病房和卓拉在一起的。尤里斯基院长好心提醒我，作为外国人，应避免卷入人事矛盾中去。于是，我装作不懂柳芭耶娃的话，没有回答。

到了安东列波夫上校的办公室，柳芭耶娃要和我一起进入安东列波夫上校的办公室，被安东列波夫上校的秘书挡在门外。安东列波夫上校见我进门后，让我坐到他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拿出一份文件放在办公桌上，对我说：“你朋友的未婚妻看来有些麻烦。我对她是谁没有兴趣，但是我收到了一份协查报告，你所在的医院让我协助查寻找一名擅自离开医院至今未归的女伤员，似乎与你朋友的未婚妻同名。如果我手中的这份协查通知发出去，你朋友的未婚妻即便持有护照和通行证，也无法离开利沃夫。所有同名的人都要受到严格审查。当然，最终这些麻烦都会送到我这里来由我处理，那样麻烦可就更大了。”

事已至此，我把卓拉和她男朋友目前住在我住处的情况据实以告，安东列波夫上校听了沉默了一会儿，对我说：“现在乌克兰的政府官员和现役军人是不允许离开乌克兰的，这是国家法令。记得你向我提起过，你的朋友知道在黑市上为被禁止出境的人员办理证件，价格是正常情况的一倍，对吗？”我忙点头说：“是的，价格高出很多，但我的朋友不敢在黑市上做这种事。”安东列波夫上校说；“我还听说你朋友的未婚妻怀孕了，这可就不是一个人了。我手中的这份通知很快就要下发到各个检查站去，你看怎么办？”

我告诉安东列波夫上校，我会尽快妥善处理好我朋友和他未婚妻的事。第二天上午，我带着张东明再次给的五千美元，来到安东列波夫上校家，为他家的婴儿检查完病情，我对安东列波夫上校的妻子波鲁科娃说，上次我来办理有关文件，忘记带有关资料，这次我把补充材料带来了。说着把装有美元的信封交给波鲁科娃。波鲁科娃接过信封，转身进了另一个房间，不一会儿从里面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给我，说：“这是上校今天早晨临出门时让我交给你的。”我接过信封，打开仔细查看了一下，里面装有为卓拉办理好的护照和出国通行证，我查验无误后起身告辞。

安东列波夫上校的妻子波鲁科娃送我出门时告诉我，昨天开车送我去战时管制委员会的医院秘书柳芭耶娃，在我离开上校的办公室后去见了上校，她提醒上校我可能在利用给上校家人看病的机会谋求私利，她怀疑我把卓拉给藏了起来。上校告诉她，他明天就会下达在全市查找卓拉的命令。

我把护照和通行证送到张东明和卓拉手中，当即送他俩去利沃夫火车站乘坐火车。张东明和卓拉买好票，进站时顺利通过了检查站军警的检查。我送他俩乘坐利沃夫经乌克兰边境城镇乔普开往匈牙利城市扎霍尼的火车，守卫在这列蓝皮国际列车车厢门口的士兵仔细查验了他俩的证件，让他俩上了车。

第二天张东明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告知说他和卓拉在乔普出境时没有遇到麻烦，现在已经顺利到达了匈牙利。那天，利沃夫战时管制委员会下发了在全市查找卓拉的通知，柳芭耶娃少尉带领几名军人去搜查了我的住处。

（本文根据当事人叙述采写。未完待续。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