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寄孔庆东

我采访过您两次。

第一次拨通您的电话是在2000年，被称为海外独家。

当时，准确的说是2000年10月23日，《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康锐 Erik Eckholm 在他著名的“北京日志”上以整版篇幅报道了余杰和他的恩师钱理群。

1998年，谢雄飞策划的《“草原部落”黑马文丛》横空出世。在那难忘的短短半年多中，余杰的《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您的《47楼207-北大醉侠的浪漫宣言》，摩罗老师的《耻辱者手记》，以擦边球的方式，分别在三家不同的出版社问世。

霎时间，洛阳为之纸贵，思潮由之贯通，民气因之奋起，时尚与之接踵。

人们誉其为世纪末的一次缘起于青春写作者的文化启蒙，一场短暂思维变革的迷你小阳春。

不久后的新世纪初，我有幸采访了包括您在内的三位作者和你们共同的精神导师，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

那时候的您，随和，谦让，彬彬有礼，翩翩舒畅。

大约三年后再次采访您，当时的您正在韩国梨花女子大学任访问学者。记得那是一次相关89天安门学潮十五周年纪念日的应景访谈。围绕着这个主题，你我谈到6.4，忆及王丹：当年学自联的一次民主直选中，作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您，一度以高票的显著优势，击败了这位公认的偶像派学生领袖。在访谈的最后，您通过我们的节目，向流亡的王丹们发出由衷问候：你想念他们！

这在当时中国大陆低迷的话语环境中，需要多么大的独立人格勇气！

在逐渐的了解过程中，我进一步知道了，您甚至是我的文学粉丝许知远先生的精神导师。

在触及您的文字中，许知远从不吝啬那些甚至流于溢美的渲染----很多年后，我都会记得1996年初夏时的夕阳。它成30度角无力地穿过北大四院的一间门牌号为103房间的糊着破旧报纸的窗户。我坐在那疲软的阳光下，听着对面孔庆东很少间断的谈话.....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他谈话时激昂的语气不会消退的气势......孔庆东用他的特有的言谈方式有些粗暴地灌输给我他认为的“北大精神”，甚至还有他的“北大沙文主义”。他常常用与他年龄不相称的情绪给我讲述他眼中的现实，并且对于我心中曾有的某些崇高的东西进行无情地嘲弄，我也是从那段时间里，才对我的生活环境，乃至我习以为常的历史，产生了另一种理解。对于一颗刚刚进人大学的年轻的心灵来讲，那种震颤是惊人的。我常因为听了他的某种吃惊言论而胡思乱想一个晚上。后来我迷恋于《往事与随想》里的赫尔岑少年时的经历，因为同样是稚嫩的心灵遭受颠覆性变化的情景。理想主义与趣味性是他在那年给我最大的影响。他那时候喜欢开玩笑说：“在北大里扔下一颗炸弹，中国将倒退50年。” 这种北大情结一直影响我到现在。我夸张地以为，我们肩负着国家的未来，并且在他给我讲了许多这个世界的阴暗时，我激动得像30年前的同龄人一样要去拯救这个国家和世界。因为他的影响，我翻阅了所有关于五四的记载，我渴望像当年我的校友一样去呐喊，去影响这个国家。因此，我对于我周围的环境产生了无法抑制的厌恶感，那些没有激情没有责任的同学令我痛苦，而且在更多的时候，我在他们眼里变成了一个奇怪的人。在夏日的夜晚，我向室友表达我对于社会的义愤，迎来的是沉闷和不屑.....孔庆东出身底层，并且屡遭挫折.....我通过他的叙述，对于张扬的个性，产生了近乎崇拜的情绪。在四年的大学生活里，我始终刻意地放纵自己的意志。孔本人喜欢说：“80年代并非完美，但是比起现在，实在是神话。”这让我对于80年代产生了一种精神故乡的情结....在那个夏天过后，孔庆东完成了他的学生历程，变成了一位讲师，也离开四院的那间破落的宿舍。而我们再见面时，他也不会像那时一样激情地给我讲述他的想法。而大一时的充满求知欲的心态也逐渐远离我。我觉得，我们之间越来越陌生，是否是因为成熟的缘故，我对于他的文章和观点也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相异观点。而大一时的激情常常令现在的我觉得不可思议，却无限怀念。心灵真正年轻的时间其实很短，我在很短的时间里遇见了孔庆东，沐浴在那疲软的阳光下，我倾听着他的激情，并让自己热血沸腾。

我之所以在这里大段摘引许知远先生这篇如今读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的美文，仅仅是因为我不理解，实在是太不理解了！为那以难以让人信服的许许多多牵强理由肆意弃之甚至永远遗失的美妙回忆，为您毫无前兆的自暴自残，为一切的一切，感到极为强烈的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