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你懵的

一句“你懂的”，讓兩會發言人呂新華和他的例行公事，一躍而成中港台海內外潮人潮語，一蹴而就王岐山獸籠里隱形虎之雅號。

懵了一年，愣是沒懂。

其實當今中華百科天下，撥正反亂，贗文偽鴻，莫敢謂何，孰誰言懂？

你懵的，我懵的，他她它祂還是懵的。

沒有真相！都是懵的！

故稱懵懂。

黨中央的打虎谷開來海伍德懵的。

薄熙來的倒掉溫家寶記者會懵的。

大大的“性”取向——黨性？習性？人性？狼性？獸性？德性？悟性？學習粉絲團懵的。

一擊斃命？李樂斌失手懵的。

慶安打槍

央視出恭

媒體洗牌

民意盲從

人倫混沌

善惡懵懂

逝者如斯——

桃山愛民基督會傳福音的徐純合

候車室兇狠無比砸女孩的徐純合

四川科技扶貧基金志願者徐純合

高吟讚美詩歌的徐純合

主內弟兄徐純合

乞討的徐純合

訪民徐純合

懵不懵隨你，反正我是懵了。

讓我們進入與張偉國先生就香港慶安槍擊案疑雲的探尋。

【讀報補丁】

博客中國《徐純合之死能否誕生“徐純合告誡”？》李軍律師    2015-05-10

• 196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一案的判決，是20世紀美國憲政史上最重要也最具爭議性的司法判決之一，由此促生了“米蘭達告誡”規則。該規則內容如下：實施逮捕和審訊疑犯時，警方應及時宣讀下列提醒和告誡事項：第一，告訴嫌犯有權保持沉默；第二，告訴嫌犯，他們的供詞將會用來起訴和審判他們；第三，告訴嫌犯，在受審時有請律師在場的權利；第四，告訴嫌犯，如果雇不起律師，法庭將免費為其指派一位律師。主角米蘭達的人生也因此發生了改變。據說，米蘭達釋放後，靠向人兜售印有米蘭達規則的小卡片為生，後來因為在酒館裡和人鬥毆被打死。他的名字卻因為米蘭達規則而載入了史冊。作為同樣上升為重大公共事件的徐純合被擊斃案，與米蘭達案…有一個基本的共同點：均涉及警察執法權與公民權利之間如何平衡的問題。也都涉及警察執法權行使正當與否的問題…我們經歷了足夠多的教訓，最終都是不了了之，什麼都沒有改變，一切如故。相比美國的米蘭達，徐純合被擊斃案，能否也因此誕生一項規則“徐純合告誡”呢？在筆者看來，是完全可行也有必要。公共事件的意義，不僅在於引發人們廣泛的關注和討論；更不單純是聲討所謂的惡行、惡警，各方落個貌似皆大歡喜即可：受害方獲滿意賠付息聲，政府擺脫輿論困境，參與人從中也都或多或少得到一些成就感。但是，引發事件的根因卻未消除，下一個事件的爆發也只是一個時間的問題，民眾參與公共事件的熱情或許會因過度消費而漸趨冷淡。因為根據筆者觀察，類似公共事件基本上是在皆大歡喜中銷聲匿跡，沒有系統反思，沒有針對性地制定改善措施，沒有改變舊規則，也沒有誕生新規則。那麼，這種現象在徐純合事件上會否發生變化呢？還是說不久之後人們依舊如淡忘之前種種一樣地淡忘了徐純合？徐純合事件反映出來的警察權與公民權、公民權與社會安全之間的利益衡量問題，有沒有人真正地去思考過？而不是大家分成兩派陣營、只顧着指責或力挺其中一方？沒有警察的社會是不可想象的，沒有安全感的社會是令人難以忍受的，沒有公民權的社會是令人窒息的。那麼，在公民權利、社會安全、警察權力之間，取得一個最佳的平衡點，無疑是最大限度減少社會矛盾的最有效措施。依現代法治理念，出於社會安全考慮，對公民個人權利的任何限制或侵奪，都要經正當程序。程序公正是實體公正的前提，乃現代法治理念之一部分。米蘭達告誡亦是如此，先從程序上保證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如果說徐純合事件將來能改變一點什麼的話，或者說會因此誕生一個“徐純和告誡”的話，該規則也非如此設計不可。我們也不妨將有關告誡事項做成卡片，由警察發放給違法嫌疑人，告誡如下： 1、你已涉嫌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現對你進行盤問、檢查，請你配合警方；2、如你拒絕配合，我們有權將你帶至公安機關；3、在我們執法過程中，如你有抗拒或暴力襲警行為，我們有權依法使用警械對你進行約束、制服，這可能會對你造成傷害；4、執法過程中，如你的行為危機他人或警察人身安全，警察依法有權對你使用殺傷性武器，而這可能會嚴重危及你的生命；5、對我們的處理結果，你有申辯權和陳述權，我們會認真聽取；如有必要，警方會根據你的要求組織聽證會，聽取你的陳述和申辯。如此，在警察執法時，公眾可清楚地知道其將會面臨什麼樣的處罰，享有的權利，及其抗拒或襲警的後果。徐純和事件中，如果警察依法依規處理該起治安事件的話，我相信它就不會出現在公眾視野中。
  

☯滬上人物☯

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教授吳語口述歷史之二。

丁子霖在她的《深深懷念三個人——“六四”十二周年祭》一文中寫道：這些年來，每逢農曆清明或“六四”周年，我的腦海里總是縈繞着三個人的名字：一個是我的小學同學、青年鋼琴家顧聖嬰，一個是我中學和大學時代的校友林昭，第三個就是我的兒子蔣捷連。他們不是同代人，卻死於同一個時代——廿世紀後半葉。顧聖嬰是在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初，因不堪受辱而自殺身亡的；林昭一九六八年被中共當局槍殺於上海龍華機場；而我的兒子蔣捷連則被害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慘案…我之所以常常想起這三個人，是因為他們有着相似的命運；我一想起他們，就禁不住會想起那個給他們造成如此不幸的年代…我想先說說我的小學同學顧聖嬰…在一間寬敞明亮的教室里，一個比我年齡小、個子比我矮的小姑娘，端端正正地坐在我座位的前一排，我倆一前一後正好挨着。她就是我的同班同學顧聖嬰。那是在一九四四年的秋天，我初進二附小，在三年級插班。剛認識聖嬰時，只覺得她是個可愛的洋娃娃。她穿戴整潔、漂亮，腦後晃動着一個很大的蝴蝶結，臉上總是掛着謙和的微笑。不久，我就發現她不僅可愛，而且聰慧…中西女中及其附小在上海是有名的教會學校，學費很昂貴；在這所學校上學的孩子一般家裡都比較富裕，但我是個例外。那時上海淪陷，父親任職的德國中興煤礦公司停業，他長年賦閒在家，坐吃山空，家道就此中落。但我母親堅持要讓我受到最好的教育，她是動用了她的“私房錢”，變賣了首飾才把我送進這所學校的。二附小校舍雖不大，但設施齊全，教學嚴格；尤為特殊的是英語課…課本都是從美國運來的精裝本…聖嬰是一個善解人意的女孩，她大概是看出了我的難處，遇到老師講解中的難點時，常常利用課間轉過身來低聲問我懂了沒有？只要我搖搖頭，她就耐心地講解給我聽。以後習慣了，只要我拍拍她的肩膀，她就會即刻把頭回過來湊到我耳旁。我就是在這不知不覺中度過了那段轉學後的適應期，也是在這不知不覺中，與聖嬰結成了深厚的友誼…我與聖嬰相處不到三年。一九四七年春，我家從上海遷往蘇州，我不得不流着眼淚離開了中西女中二附小。我至今無法忘懷的是，在我臨別的時候，我們的班主任康慧娟老師邀請了很多位同學，在一位叫高蘇明的同學家裡為我舉行了一次告別派對，老師和每位同學都在我的一本紀念冊上留下了臨別贈言。我離開上海後始終保留着這本紀念冊…可惜，經過“文革”和“五七幹校”，這個小冊子不復存在了。聖嬰的贈言也已記不起來，只是“顧聖嬰”這三個端正的鋼筆字還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記憶里。那次告別時，許多同學還送給了我自製或自購的小禮物…可惟獨聖嬰的禮物我無法保存下來，那是一輛用純巧克力製成的近一尺長的“吉普車”。這件珍貴的禮物我也保存了很長一段時間，儘管我從小就喜歡巧克力，也一直沒有捨得去碰它。天氣漸漸熱了…“車”身開始酥軟變形，快融化了，我才與弟弟妹妹一起分享。“吉普車”雖然不存在了，但作為一個美好的記憶我卻永遠保留了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