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強雄才，過重私節 近平謀深，咎在權貪 自由亞洲電台滬語節目＜閒話上海＞解說詞 2016兩會在即。 外媒《南華早報》《世界日報》，在同一天裡發出了完全不同的人事氣象預報---- 《南華早報》： “兩會前瞻 還會聽到多少不同的聲音？” 一年一度的全國人大會議通常是國務院總理的舞台...但在今年的舞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會讓總理李克強有所失色。雖然按照憲制，國家主席在這場年度政治大戲中並非主角，但一場前所未見的宣傳運動正在推廣其作為強人領袖的地位，可比肩毛澤東...分析人士預計，習近平會把黨高層人事調整列為今年的工作重點，他已經開始採取行動，提拔他的左膀右臂，讓他們負責李克強所領導的中央政府班子職權範圍內的事務。 《世界日報》：“習家軍成形 高層人事傳聞用心險惡” 中國正緊鑼密鼓舉辦一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協會議（簡稱「兩會」），再度引起外界對中共19大人事安排的關注。「習內核」將成2016年中共政治的「新風景」...19大人事布局，將是今年中共政治的重頭戲...海外最近有報導分析稱，習近平看上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有意將其調至中央擔任深改組辦公室主任，為接替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熱身」。理由是：一、韓正曾是習近平在上海任市委書記時的搭檔；二、韓主政的上海GDP全國第一，說明其行政能力不錯；三、重用與自己搭伴工作過、有豐富經歷和政績的「上海王」，應是習近平人事選擇的自然結果等。而李克強2018年後不再連任的原因，被歸結為：一、身體不好、能力有限，力不從心。中國經濟持續下行、股市崩盤、熔斷機制導致「股災2.0」、人民幣貶值，均被看作是李相治理不力，施政無方。二、習李在經濟政策和治理方略上「分歧嚴重」，李遂「被邊緣化」。例如，李的「克強經濟學」和「克強指數」在習壓制下曇花一現，很快消聲匿跡。三、習近平獨攬經濟大權，創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並親自擔任組長，架空李克強治下的國務院，使習李關係尖銳對立。韓正是否有資格被劃歸「習內核」成員，北京部分圈內人有完全不同看法。他們認為，韓正將取代李克強，純屬天方夜譚、編故事。韓正是江澤民的人，韓如果內調，是逐步讓其退出政壇的開始，也是習近平派親信接管上海的舉措，而不是重用韓。「習李體制」並非外傳那樣名存實亡...習李關係的基礎是：一、李克強是技術官僚，沒有政治野心。二、習對李的態度將影響整個團派勢力和官僚系統向心力，習不會蠢到自毀長城。說習李之間有嚴重分歧，是反對派一廂情願想法，混淆視聽而已。習近平集權，依靠兩大勢力：一是太子黨，二是團派和官僚隊伍。依靠紅二代，是特定時期的特定策略，暫時的權宜之計。依靠團派和整個官僚系統，才是習執政的根本和長遠打算。而「習李體制」面對的最大阻礙力量，是掌握經濟、金融和軍隊的太子黨。四中全會後，李克強的經濟改革鋪開，全面進剿太子黨掌控的各種「經濟土圍子」。太子黨便暗中興風作浪，阻擾改革，一時之間，李克強舉步維艱...事實上，習李經濟政策和治理上不是分歧嚴重，而是各有側重...外傳習李分歧嚴重，李被邊緣化(甚至參與政變)等，均缺乏可靠依據，與現實相去甚遠。 各得其所，各執其詞。 閒話上海請張偉國嘉賓為我們理順思路。
【讀報補丁】 《習近平主席當眾責令李克強總理改稿》 楊光 中國人權雙周刊 原標題為：強人習近平的弱點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徐景賢 朗讀之二
上海市委寫作班——文化大革命的輿論策源地 一九六三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要加強意識形態領域裡的階級鬥爭，決定從各方面調集人員，成立—個專門的寫作班子，負責撰寫各個領域的大批判文章。市委寫作班剛建立時，由市委文教書記石西民分管，把我從市委宣傳部文藝處調去，擔任市委寫作班的黨支部書記。市委寫作班的地點設在上海華山路丁香花園，傳說是李鴻章為他的小妾建造的一座大花園。寫作班下設文學組，主要筆名是“丁學雷”，寓丁香花園學習雷鋒之意，由我負責歷史組的主要筆名是“羅思鼎”，寓“做一顆永不生銹的螺絲釘”之意。開始時由復旦大學歷史系的金沖及負責，金沖及隨石西民調去北京以後，改由朱永嘉負責；此外，還有哲學組、自然辯證法組等。寫作班的成員都是從社會科學各部門，各單位，各大專院校，各文藝協會、院團以及市委黨校等處調集的，都是較強的“筆桿子”，都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誰要是進了市委寫作班，那就是一名受黨信用的“左派”，在當時是十分光榮的事。 一九六四年，石西民調去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委寫作班改由市委書記張春橋分管。張春橋是我的老上級，在市委文藝工作部和市委宣傳部，都當過我的領導。一九六六年張春橋調到中央文革小組任副組長以後，上海市委寫作班又由市委候補書記楊西光負責。無論是石西民，張春橋或是楊西光，他們對寫作班都抓得很緊，向我們傳達中央的有關指示，部署一個又一個的戰役，審查一個又一個的選題計劃，直至審改一篇又一篇的重點文章。在他們的領導下，市委寫作班在各條戰線上主動出擊，展開了全面的大批判： 在哲學方面，批判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周谷城的“時代精神匯合”論； 在歷史方面，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書”、影片《清官秘史》的歷史觀； 在文學方面，批判了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等“四條漢子”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藝黑線”，批判了“國防文學”口號和“中間人物”論；在電影方面，批判了《中國電影發展史》和瞿白音的《“創新”獨白》，批判了影片《早春二月》，《北國江南》、《林家鋪子》、《舞台姐妹》……在戲劇方面，批判了“有鬼無害”論，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田漢的《謝瑤環》…… 總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還沒有揭開，在思想戰線上早已是炮火連天，硝煙瀰漫了。當然，關鍵性的戰役就是對吳晗的《海瑞罷官》的批判。一九六五年初，江青經過毛澤東的批准，在上海通過張春橋找到了姚文元，下達了撰寫批判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的任務。江青強調寫這篇文章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了我們市委寫作班來。當時寫作班已經搬到武康路二號，張春橋親自向我們宣布了保密紀律，由朱永嘉任組長的“羅思鼎”小組為張春橋和姚文元收集、整理明史資料。 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在討論工人文學創作的座談會上就結識了姚文元。此後，我們之間有着較多的交往，所以對於他的來到寫作班，我作了妥善的安排，替他在武康路二號的二樓辟了一間專門的寫作室。《海瑞罷官》的批判文章寫了八個月，寫到第十稿，由毛澤東親自審定，以《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題，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發表於上海《文匯報》，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共上海市委寫作班由此也立了功，後來受到過江青的公開表揚。 一九六六年，張春橋和姚文元先後被調去北京，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和組員。上海市委任命我和朱永嘉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組成員，替市委到處“救火”。毛澤東的《炮打司令部》大字報發表以後，我不想再為市委效勞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上海駐北京辦事處去“摸氣候”，張春橋和姚文元接見了他，要他帶口信給我，告訴我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執行了錯誤路線，要我帶領市委寫作班的成員到群眾中去，和群眾站在一起。過了幾天，姚文元又和我通電話，問我“是寫文章，還是上第一線”？意思很清楚：張，姚讓我放下工作上“前線”，是要我和上海市委劃清界線，帶頭起來造上海市委的反。 當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因病住在西郊，市委書記兼市長曹荻秋主持日常工作，苦於應付紅衛兵和造反派的“炮轟”，他要我代他起草向中央和群眾作的“檢查”，還讓我列席市委常委會，使我了解了許多內情。於是，我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市委寫作班造反大會上當眾作了揭發，並勒令陳丕顯、曹荻秋、楊西光和市委常委常溪萍等人到會聽取批判。我們的口號是：“火燒陳丕顯！揪出曹荻秋！打倒楊西光！砸爛常溪萍！”我們的行動，開了全國各省、幣、自治區黨政機關內部造反的先河。 我帶頭造反，“揭竿而起”以後，市委機關內部的造反派紛紛殺將出來，我們又成立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和“工總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的簡稱)以及各個紅衛兵組織聯合起來，繼續向已經基本上陷於癱瘓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進攻。 那年冬天，我甚至連自己的三十三歲生日都忘記得一乾二淨。每天每日，我騎着自行車，以市委聯絡站負責人的名義，往來奔忙於上海各個造反大會的會場之間。每到一處地方，我就從頭上摘下那頂哥薩克式的皮帽子，解開對襟的中式棉襖，滿頭冒着熱氣，慷慨激昂地發表一通演說，然後匆忙地趕往下一站。在我看來，這真是一個火熱的冬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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