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强雄才，过重私节 近平谋深，咎在权贪 自由亚洲电台沪语节目＜闲话上海＞解说词 2016两会在即。 外媒《南华早报》《世界日报》，在同一天里发出了完全不同的人事气象预报---- 《南华早报》： “两会前瞻 还会听到多少不同的声音？” 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通常是国务院总理的舞台...但在今年的舞台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让总理李克强有所失色。虽然按照宪制，国家主席在这场年度政治大戏中并非主角，但一场前所未见的宣传运动正在推广其作为强人领袖的地位，可比肩毛泽东...分析人士预计，习近平会把党高层人事调整列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他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提拔他的左膀右臂，让他们负责李克强所领导的中央政府班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务。 《世界日报》：“習家軍成形 高層人事傳聞用心險惡” 中國正緊鑼密鼓舉辦一年一度的人大和政協會議（簡稱「兩會」），再度引起外界對中共19大人事安排的關注。「習內核」將成2016年中共政治的「新風景」...19大人事布局，將是今年中共政治的重頭戲...海外最近有報導分析稱，習近平看上上海市委書記韓正，有意將其調至中央擔任深改組辦公室主任，為接替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熱身」。理由是：一、韓正曾是習近平在上海任市委書記時的搭檔；二、韓主政的上海GDP全國第一，說明其行政能力不錯；三、重用與自己搭伴工作過、有豐富經歷和政績的「上海王」，應是習近平人事選擇的自然結果等。而李克強2018年後不再連任的原因，被歸結為：一、身體不好、能力有限，力不從心。中國經濟持續下行、股市崩盤、熔斷機制導致「股災2.0」、人民幣貶值，均被看作是李相治理不力，施政無方。二、習李在經濟政策和治理方略上「分歧嚴重」，李遂「被邊緣化」。例如，李的「克強經濟學」和「克強指數」在習壓制下曇花一現，很快消聲匿跡。三、習近平獨攬經濟大權，創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並親自擔任組長，架空李克強治下的國務院，使習李關係尖銳對立。韓正是否有資格被劃歸「習內核」成員，北京部分圈內人有完全不同看法。他們認為，韓正將取代李克強，純屬天方夜譚、編故事。韓正是江澤民的人，韓如果內調，是逐步讓其退出政壇的開始，也是習近平派親信接管上海的舉措，而不是重用韓。「習李體制」並非外傳那樣名存實亡...習李關係的基礎是：一、李克強是技術官僚，沒有政治野心。二、習對李的態度將影響整個團派勢力和官僚系統向心力，習不會蠢到自毀長城。說習李之間有嚴重分歧，是反對派一廂情願想法，混淆視聽而已。習近平集權，依靠兩大勢力：一是太子黨，二是團派和官僚隊伍。依靠紅二代，是特定時期的特定策略，暫時的權宜之計。依靠團派和整個官僚系統，才是習執政的根本和長遠打算。而「習李體制」面對的最大阻礙力量，是掌握經濟、金融和軍隊的太子黨。四中全會後，李克強的經濟改革鋪開，全面進剿太子黨掌控的各種「經濟土圍子」。太子黨便暗中興風作浪，阻擾改革，一時之間，李克強舉步維艱...事實上，習李經濟政策和治理上不是分歧嚴重，而是各有侧重...外傳習李分歧嚴重，李被邊緣化(甚至參與政變)等，均缺乏可靠依據，與現實相去甚遠。 各得其所，各执其词。 闲话上海请张伟国嘉宾为我们理顺思路。
【读报补丁】 《习近平主席当众责令李克强总理改稿》 杨光 中国人权双周刊 原标题为：强人习近平的弱点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夢》徐景賢 朗读之二
上海市委写作班——文化大革命的舆论策源地 一九六三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加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决定从各方面调集人员，成立—个专门的写作班子，负责撰写各个领域的大批判文章。市委写作班刚建立时，由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分管，把我从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调去，担任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市委写作班的地点设在上海华山路丁香花园，传说是李鸿章为他的小妾建造的一座大花园。写作班下设文学组，主要笔名是“丁学雷”，寓丁香花园学习雷锋之意，由我负责历史组的主要笔名是“罗思鼎”，寓“做一颗永不生銹的螺丝钉”之意。开始时由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金冲及负责，金冲及随石西民调去北京以后，改由朱永嘉负责；此外，还有哲学组、自然辩证法组等。写作班的成员都是从社会科学各部门，各单位，各大专院校，各文艺协会、院团以及市委党校等处调集的，都是较强的“笔杆子”，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谁要是进了市委写作班，那就是一名受党信用的“左派”，在当时是十分光荣的事。 一九六四年，石西民调去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写作班改由市委书记张春桥分管。张春桥是我的老上级，在市委文艺工作部和市委宣传部，都当过我的领导。一九六六年张春桥调到中央文革小组任副组长以后，上海市委写作班又由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负责。无论是石西民，张春桥或是杨西光，他们对写作班都抓得很紧，向我们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部署一个又一个的战役，审查一个又一个的选题计划，直至审改一篇又一篇的重点文章。在他们的领导下，市委写作班在各条战线上主动出击，展开了全面的大批判： 在哲学方面，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 在历史方面，批判了忠王李秀成的“自白书”、影片《清官秘史》的历史观； 在文学方面，批判了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所代表的“三十年代文艺黑线”，批判了“国防文学”口号和“中间人物”论；在电影方面，批判了《中国电影发展史》和瞿白音的《“创新”独白》，批判了影片《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林家铺子》、《舞台姐妹》……在戏剧方面，批判了“有鬼无害”论，批判了孟超的《李慧娘》、田汉的《谢瑶环》……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还没有揭开，在思想战线上早已是炮火连天，硝烟弥漫了。当然，关键性的战役就是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的批判。一九六五年初，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在上海通过张春桥找到了姚文元，下达了撰写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的任务。江青强调写这篇文章要“保密”，姚文元就躲到了我们市委写作班来。当时写作班已经搬到武康路二号，张春桥亲自向我们宣布了保密纪律，由朱永嘉任组长的“罗思鼎”小组为张春桥和姚文元收集、整理明史资料。 早在一九五四年，我在讨论工人文学创作的座谈会上就结识了姚文元。此后，我们之间有着较多的交往，所以对于他的来到写作班，我作了妥善的安排，替他在武康路二号的二楼辟了一间专门的写作室。《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写了八个月，写到第十稿，由毛泽东亲自审定，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题，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由此也立了功，后来受到过江青的公开表扬。 一九六六年，张春桥和姚文元先后被调去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和组员。上海市委任命我和朱永嘉任上海市委文革小组成员，替市委到处“救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以后，我不想再为市委效劳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朱永嘉被上海市委派到上海驻北京办事处去“摸气候”，张春桥和姚文元接见了他，要他带口信给我，告诉我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执行了错误路线，要我带领市委写作班的成员到群众中去，和群众站在一起。过了几天，姚文元又和我通电话，问我“是写文章，还是上第一线”？意思很清楚：张，姚让我放下工作上“前线”，是要我和上海市委划清界线，带头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 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因病住在西郊，市委书记兼市长曹荻秋主持日常工作，苦于应付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炮轰”，他要我代他起草向中央和群众作的“检查”，还让我列席市委常委会，使我了解了许多内情。于是，我在十二月十八日的市委写作班造反大会上当众作了揭发，并勒令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和市委常委常溪萍等人到会听取批判。我们的口号是：“火烧陈丕显！揪出曹荻秋！打倒杨西光！砸烂常溪萍！”我们的行动，开了全国各省、币、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 我带头造反，“揭竿而起”以后，市委机关内部的造反派纷纷杀将出来，我们又成立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工总司”(“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简称)以及各个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继续向已经基本上陷于瘫痪的上海市委和市政府进攻。 那年冬天，我甚至连自己的三十三岁生日都忘记得一干二净。每天每日，我骑着自行车，以市委联络站负责人的名义，往来奔忙于上海各个造反大会的会场之间。每到一处地方，我就从头上摘下那顶哥萨克式的皮帽子，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满头冒着热气，慷慨激昂地发表一通演说，然后匆忙地赶往下一站。在我看来，这真是一个火热的冬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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