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武松 休假归来,“巴拿马文件”在竹幕内外带来截然不同的民间反响,是这次旅行中最强烈的感觉。 四月初至今,泄密的巴拿马文件中一连串有关中南海权贵家人的海外离岸公司及其财富,在中国大陆言论管控超高规格的严密新闻封锁下,成为上海人,乃至全中国爱谈国事之草民东家长西家短的轰动性主题耳语:“满坑满谷,人见人爱”,道德杀伤力之大,不可小觑。 回到美国看看,不过如此。所谓的“巴拿马文件”的中国篇,充其量是两年前2014年元月同属一家“国际调查记者联盟”曝光的“离岸解密”项目——现任中国领导人的亲属通过持有秘密离岸公司来隐藏国外资金的扩展性余震罢了(《闲话上海》当时以《离岸人民共和国》为题推出周末节目),中国制造的新货不多。如今翻炒,人们似乎有点见怪不怪了。至少大陆部分,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两相对比,比出了问题——是药三分毒——新闻封锁的副作用——民间地下反体制政治耳语的妖魔化效应。 这类东东,解锁阳光下,完全是见仁见智的正能量。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不就是几头本就该打却没打早就该打却没打放水漏网的二代家虎嘛! 打倒他们,中共安宁,清除它们,中国安宁!
【读报补丁】 这次中共权贵财富曝光影响不寻常 明镜网2016-04-11 陈维健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六
“你方唱罢我登场” 中央贺电的庆祝大会开过以后,上海市委的垮台已成定局,但是今后究竟由哪些人来掌管上海的大权,又通过什么样的机构来领导上海的党,政,财、文等各个方面的工作呢?这成了万众瞩目的大事。 中央对人事问题没有下达新的任命,上海的各种政治力量 和各个造反组织的代表,都想挤进这个世界着名的大城市的权力机构,都渴望占有一个或几个或几重要的席位,都企图尝一尝这块“禁脔”的美味,于是,在一九六 七年一月这个动荡不安的月份里,在上海演出了一幕又一幕走马灯似的夺权闹剧。 “走马灯”夺权 一月中旬,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个“工八司”(“工 人造反第八司令部”的简称),拉拢了几个小组织,装了几卡车人,直接开进了康平路市委大院。他们把除了档案室和机要室以外的地方,统统占领起来,贴出大布 告宣布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我到张春桥、姚文元那里汇报以后,他们大为恼火,要我打电话通知“工八司”等马上撤出,我把电话打进康平路总机室,只听得电话那 头传来一片乱哄哄的声音,原来是那些夺权者还要接管电话总机,正在和接线员发生激烈的争吵,正好,我找到“工八司”的头头,在电话里严肃地吿诉他们:“你 们没有和上海的主要组织协商,是没有资格接管市委的,要马上撤出来!” 那个头头提出抗议:“我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我警告说:“造不是我的意见,是中央文革首长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的意见,你们如果不执行的话,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上了。 那批权者一听张春桥和姚文元都不支待他们,只好自讨没趣,贴了几张大字报便灰溜溜地撤走了。 过了几天,即一月二十四日的晚上,上海最大的一个红卫 组织“红革会”(“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的简称),又采取了一次突然行动:“红革会”总部的领导经过严密的策划,组织了十几支红衔兵队伍,乘 着吉普车,摩托车等,在一个晚上同时出动,闯进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即市政府)机关,以及上海十个区的区委和区人委等共二十三个 单位,夺走了全部大印,他们把这几十颗钢制的、木制的图章,鼓鼓囊囊地装在背包里,送到“红革会”总部,发出通告,宣布自己这个组织已经把上海的大权统统 夺到手了。接着,“红革会”的负责人占领了上海展览馆内的一幢房屋,作为他们的指挥部,并通知上海警备区派解放军保护他们这些“左派”。其它的许多造反组 织,听说“红革会”撇开大伙单独行动夺了印,都很生气,摩拳擦掌,批评指责,眼看一场“内战”即将发生。 “红革会”的夺印使张春桥、姚文元感到很伤脑筋,因为 “红革会”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最有影响的一个学生组织,它曾经搞过几次重大的活劲: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底,“红革会”为了坚持要把自己编的《红卫战报》与中共 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同时发行,曾经进驻与封闭了解放日报社,给上海市委施加压力,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红革会”一直与“工总司"并 肩战斗,而且又支持过我们市委写作班起来造反,道个组织在上海有了点名气以后,它的某些头头也自恃造反有功,骄气很盛,听不得不同意见。它的领导核心,主 要是由复旦的学生组成的。对于这样一个组织,张春桥和姚文元觉得不能用像对待“工八司”那样,以简单化,下命令的办法,来处理他们的“夺印”事件。 当天晚上,和我相熟的“红革会”总部负责人、复旦大学 的小马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已经夺了全市的大印,“红革会”愿意和上海最具影响的组织“工总司”,“农司(筹)”以及市委机关联络站一起联合夺权和掌权,希 望我能够马上前去会商,共同签署聨合夺权声明。我听了以后,觉得“红革会”一派夺印以后,深感舆论对他们不利,于是想搞一个以“红革会”为核心的四个组织 的联合政权──由工人,农民、红卫兵和机关干部四派掌权。 我到张春桥,姚文元那里去作了紧急请示,他们向我面授了机宜,这时已经时近深夜,我就“单刀赴会”,以奔南京西路上海展览馆内的“红革会”临时指挥部而去。到达那里的时候,果然看到如张春桥,姚文元所吿诉过 我的那样,在一幢房屋的四周由上海警备区增派了许多解放军巡逻哨,张春桥说过,在“红革会”提出派军队保护的要求之后,警备区作战处曾向他们作过报告,他 们也表示同意,理由是不但要保护那些“左派”,而且要保护那些落在他们手里的华东局,市委,市人委等等的大印啊!要是有人在出国护照上盖上了钢印,完全可 能堂而—皇之地跑到国外去,这才是张,姚担心之所在。所以,再多派些军队保护那批印章,张、姚也会同意的。 我走进“红革会”总部的临时指掸部,只见满满的一屋子人,他们的头头几乎都在场,有复旦大学的小马、小赵,上海师范学院的小缪、小李,还有"红 革会二处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小劳等人,“工总司”的潘国平和“农司(筹)的夏桂伯早已被他们请来了,夏桂伯是浦东村的一个大队长,因为打出造反旗帜比较 早,所以成了农民造反组织筹备组的负责人。师范学院的小李是“红革会”常委中的一员女将,长于辩才,说起话来像开机关枪一样,此时她正和潘国平等人侃侃而 谈,看到我进门,就请我在桌边坐下。 我环顾这间房间,只见正中用几张写字台拼成了一个长条 形会议桌,桌上杂乱无章地放置着茶杯、水瓶,还有吃剩下的面包;会议桌旁边围着一圈长板凳;在房间的墙壁旁边,挨个排列着两排双人迭床上。有些床上还躺着 和衣而睡的穿军装的红卫兵,大概是白天行动太累了,现在正在睡梦里发出有节奏的鼾声,会议桌边的大声讲话对他扪毫无影响。当然,我也留意观察了一下,不见那批被他们抢到手的图章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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