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抄党章 暗渡陈仓 近日一张新郎新娘漏夜抄党章的照片爽翻国内华文社交媒体，更惊动了包括本台在内的《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海外主流新闻界。 事出有因。自2月下旬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育方案》，3月1日，被广泛质疑习近平女儿习明泽为新晋主要成员的微信公众号“学习小组”发起了名为“手抄党章100天”的互动活动。“学习小组”表示，“手抄党章”关键在于坚持，每天坚持，抄写内容为党章全文，共15000多字，按100天抄完。”目前，“学习小组”微信公众号这一活动已开展到只差几天的尾声阶段。 就在这即将“功德圆满”的肉紧当口，其本家南昌铁路局微信公众号“南昌铁路”于文革50周年纪念日的5月16日推送的文章《手抄党章第二十天：平凡的一天，从抄党章开始》，文章择南昌铁路局员工在新婚之夜洞房抄党章一事大肆张扬并释出至少四张稍后连带出造假疑窦的小俩口夜阑人静之洞房私密照，称这一操行“给新婚之夜留下美好记忆”。 虽然事发至今十天内的“百家争鸣”证实了南昌党部这一烟视媚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也有阴谋论显学家认为，此乃赵家智囊团的又一出“高级黑”荒诞之荒诞戏码，其目的恰似哈佛学人一针见血之分析——这是一项庞大的努力之一，目的是为了转移中国公民对于坏消息和敏感政治争论的注意力。 5月17日博客日报汪刚强一篇被删除的《新婚夜抄党章和芙蓉姐姐秀舞姿》镜像中这么写道：＂今天，减压的契机终于出现了：一对活宝…新婚之夜抄党章，将雷洋事件的围观者吸引过去大半。＂ 然而啊，“活色生香”的话题新闻，即便荒诞不经，却也图文并茂色香味俱全，连《闲话上海》都未能免俗，暂时“脱党”于北京昌平区涉案派出所之海内外监视大军。 更有網民填了一首色詞《賀新郎．抄黨章》。现摘录：「紅燭高燒處，恰新婚、蓋頭才揭，汗巾初露…君似鐵，妾如玉。乾柴烈火應堆布，猛思量、黨章未寫，鵲橋難度。端坐整衣鋪紙筆，任爾心舂若杵。一百遍、書成蛇舞。幸有紅袖添香續，趁春潮過罷交支部。聽黨話，才脫褲。」 台灣作家李敖也在微博留言打趣：「為這對南昌新婚夫婦點讚，也請問南昌鐵路，你們闖洞房偷拍新郎新娘有傷風化吧？另外提醒這對新人，光抄不操是不會有共產主義接班人的！」 再者说，莫道洞房按揭姓党有违伦常，那要看是谁，若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另当别论。50年前乱世流行红歌为证： 一字字啊一行行，一边那个抄来一边儿想：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身子里头头热呼呼。哎！好像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呀，一把钥匙打开了千把锁呀，心里升起了红太阳呀，啊！啊！我永远握紧手中枪！！ 【读报补丁】 中国夫妇新婚之夜抄党章 储百亮 2016年5月19日 纽约时报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十二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救了我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对我来说，实在是十分漫长的一天。 自从清晨那几个解放军战士来看望我以后，看守我的学生也换了班，新来的人板着脸不和我讲话。捱到中午以后，还是没有人来找我。我透过窗外的铁栅栏，看 到、听到小鸟在树梢头上跳着，叫着，更反衬出了“囚室”的安静。我知道上海正刮起了一场政治风暴，对立的双力都围绕着我的被抓争斗着、较量着，而我却好象 处在一个“台风眼”里，感到异常的平静。想着、想着，我感到困倦起来，索性倒在乒乓桌上，一头栽入梦乡…… 一月二十九日早上，复旦“红革会”勤务组拄着拐杖的小谢，一跷一跷地来通知我立即转移。他们带着我转移到学生食堂前面第三幢宿舍的二楼，把我藏在一间窗户上装着栅栏的学生宿舍里。 我刚安顿好，忽然看见“红革会”的人带着我们市委写作班哲学组的郭仁杰进了门。他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教师，和复旦的红卫兵都很熟悉；那天“红革会”的人到市委党校来，借口要和我讨论上海的形势，就是郭仁杰带我引见给他们的，谁知道“红革会”使出了绑架的一手。 郭仁杰觉得很内疚，此刻他见了我，皱着眉头，唉声叹气，把手里拿的毛巾和漱口杯等往我的上舗上一放，瓮声瓮气地说：“老徐，我对不起你，我来陪你一块儿关禁闭！”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我问。 “―月二十七号晚上你被抓以后，我马上报告了兴国路；今天打听到你的下落，我就赶来了。” “市委机关联络站现在正需要人，你怎么能离开？” “我和复旦的人比较熟悉，所以我对市委联络站的程绮华他们商量过了，我留在这里，假如有人要对你下手的话，我也奉陪到底。” 冬天的天色暗得特别早，从窗栅栏望出去，夜幕已经笼罩 大地。乘看守的学生大部分去吃饭的机会，郭仁杰悄悄地告诉我：张春桥、姚文元接获他的报告以后，因为我的去向不明，他们很着急，立即通知上海警备区，派出 了警备师的四个摩托排到处寻找我的下落，直到二十八日早上，有人亲眼看到我是安全的以后，才把部队撤回。“红革会”立刻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指责张春桥， 姚文元派军队镇压学生运动。整整一个下半夜，“红革会”的一些人在市委党校，围住上海警备师的政委徐海涛，和他展开大辩论，要他交出幕后指挥者。一月二十 八日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约见“红革会”的负责人谈话，在上海展览馆谈了六个小时，“红革会”坚决不肯让步，围攻张春桥和姚文元，看来他们还有更大的动 作，现在“红革会”已经通知各大专院校的基层组织，上街刷“炮打”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字报，满街已经贴满了“炮打"的 标语。“工总司”和其它的造反组织，反对“红革会”的做法，准备组织反击，王洪文和耿金章本来在“工总司”各拉自己的一派势力，调动了队伍，打算在南市区 一带打“内战”，搞武斗，听说了“红革会”炮打张春桥和姚文元，马上停止“内战”，各自把队伍撤回来，决定联合起来对付“红革会”姚文元看到这种情况，已 经要市委写作班和市委办公厅造反兵团共同起草一份向中央文革的告急电报…… 我听了以后，不禁忧心忡忡，因为目前的局势确实比较严重，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 一月二十九日晚饭以后，整幢学生宿舍里面的人忽然都离去了，只留下一名看守，看来又有什么活动温酿着，那名看守正好是郭仁杰的学生，姓韩。我和郭仁杰交换了一下眼色，郭仁杰走过圠悄悄问他：“小韩，今天晚上有什么事？” 那个姓韩的学生推了推眼镜说：“晚上全校开誓师大会，你们可以听拉线广播。” 果然，过不多久，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响起来了，从复旦大礼堂里传来主持人的声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炮打’张春墧，姚文元誓师大会现在开始！”接着，各派红卫兵的代表争先恐后地上台发言。 复旦“红革会”大队部的代表首先介绍了对徐景贤采取“革命行动”的经过以及张春桥、姚文元“镇压学生运动”的情况。声称这次“火力侦察”取得了成功，达到了“引蛇出洞”的目的…… 复旦“八二七”和“炮司”的代表在会上分析形势说：上 海的阶级阵线还不淸楚，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抓“徐老三”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要把炮口对准张春桥和姚文元。他们提议：明天一月三十日在人民广场召开一个 有十万红卫兵参加的“炮打”张春桥、姚文元誓师大会，把“徐老三”拉到大会上去斗；开完大会，全市红卫兵举行“炮打”大游行，到张春桥、姚文元住的地方去 示威！ 听完他们的倡议，会场里吶喊起来：“对，给徐景贤挂上牌子斗！” “让‘徐老三’也尝尝戴高帽子的滋味！” “张春桥，姚文元不等于中央文革！” “张春桥、姚文元镇压学生运动罪该万死！” 听到这里，我心急如焚，再也听不下去了，猛然从床上站 起来，对郭仁杰说“老郭，无论如何要制止事态的发展。明天我个人安危事小，群众冲突事大。开完大会红卫兵要游行到春桥同志、文元同志的住处去，王洪文和耿 金章他们肯定要调动‘工总司’的队伍来保卫，这样，势必发生工人和学生的大武门、大流血，我们怎么向中央交代？” 郭仁杰用门牙紧紧地咬着下嘴唇，他的脸庞也因为紧张而扭曲了，那个看守我们的姓韩的学生，正好坐在我们的对面，听到我们的话，露出了惊愕的神色。 我们在宿舍里焦躁地来回走动，嘴里不住地说：“一定要想办法把信息带出去！一定要制止这场大流血！” 郭仁杰跨前一步，走到那个学生面前，声音略带颤抖地说：“小韩，我们都是哲学系的，彼此的了解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了，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们…… 那位小韩露出了迟疑不决的神色。我也恳切地说：“小韩，我们过去不认识，你对我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一个真正的红卫兵，决不会对一场流血惨案袖手旁观的。希望你能带我们出去打一个电话……” 小韩用手推了一推眼镜，终于下了决心，站起来说：“走！” 我们三个人找到一处公用电话，我赶快拨通了兴国路招待 所的号码，我要何秘书请领导听电话。过了片刻，我听到了张春桥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我急促地告诉他：复旦正在开“炮打”誓师大会，我在一位看守我的学生的帮 助下，偷着出来打的电话，明天他们准备在人民广场召开十万人的大会，把我拉去批斗，会后还打算到兴国路一带示威游行，很可能会和工人队伍发生冲突…… 我一口气汇报了这些情况，张春桥紧张地听着，嘴里嗯嗯地答应着，最后，我向他请示：“我已经跑出来了，下一步该怎么行动？” “你现在还回得去吗？”张春桥问。 “回得去。他们还在开大会，没有其它人发觉我们。” 张春桥沉吟了一一下，终于作出决定：“你还是返回原处，免得他们节外生枝。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都要顶住了。” 那好，我现在就回去了，再见！”我的鼻子有些发酸。 “要坚信中央一定会正确处理这个事件的！”张春桥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 我们回到关押我们的宿舍，大会还在继续，但是我的心里踏实多了；因为信息已经送出，张春桥和姚文元肯定会向中央报告的。明天我可能要挨门，反正睡不着觉 了，看见桌上铺着白报纸，放着墨汁瓶，我和郭仁杰商量，合写一张大字报，谈谈我们的观点。郭仁杰拿起了笔，我在旁边念着，他提笔疾书： 一、为什么在打倒上海市委的关键时刻，有人把矛头栺向中央文革的领导？这样的大方向难道是正确的吗？ 二、为什么在上海各个造反组织联合夺权的重要关头，有人提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口号，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这不是搞乱我们自己的阵线吗？ 三、…… 写完以后，加上标题《六问》，我和郭仁杰在大字报后面签上名，并写上“我们现在住在第ｘ宿舍ｘ楼ｘ室，欢迎大家前来交换意见。”然后把大字报交给小韩，请他下班以后，帮我们把大字报贴到校园里去。 一会儿，大会散了，“红革会”的头头们和看守的红卫兵们都拥了进来，瞧我们没有什么动静，就放心了。他们根本不理睬我们，在一边写起大标语来。 我也开始闭目养神，我想：“明天还有一场恶战哪！”我解下围巾蒙住眼睛，遮住刺眼的灯光，侧身向壁，朦朦胧胧地进入了梦乡…… 不知过了多久，寝室里一片静谧，红卫兵们也已上床就寝。忽然，从复旦校门口的方向，传来一阵阵高音喇叭发出的了广播声，把大家都惊醍了： 我们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驻沪聨络站的联合广播车，现在开始了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现在开始广播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 我马上抽身坐起，心脏激烈地跳动着，我意识到这个特急电报肯是和“炮打”事件以及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校园里很安静，女广播员一字一句、十分清晰，我们都屏息静听： 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们并转复旦大学的同学们：(一)复旦红卫兵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二)复旦的某些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革命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三)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扣押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和参谋，是十分错误的，是絶对不能允许的。(四)各群众组织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等非法手段。(五)希望复旦和上海的同学们，帮助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后果应当由制造这次事件的某些人和幕后操纵者负责。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请你们立即印成传单，出动广播车，广为宣传。) 广播刚完，寝室房门“砰”的一下给外面的人踢开了，有人高喊着：“紧急集合！快，紧急集合！”双人铺上的红卫兵们一阵风似地奔出去，消失得无影无踪，房间里只剩下我和郭仁杰两个人。那些没有写完的大字标语，飞满了一地。 我看看手表，现在是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日的淸晨五点钟。中央文革的特急电报来得正及时，把我从厄运中救了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