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凌迟娼妓到聒噪正义

五毛红集团高级黑党部巧夺天工的“洞房抄党章绯闻”全国通稿式“脏活儿”运作，出乎意料地没有得到预期中“疏散验尸房围观潮”的暗渡陈仓疗效，反倒衍生出昌平检察官对“雷洋约束猝死”五名涉案警官刑事侦查的（新浪网则称刑事拘留）另一波民意怒涛。

“雷洋验尸结论新闻发布会”模拟现场，也漏夜抢沙发般的早已是众声鼎沸，人头攒动。

见势不妙，《人民日报》在反水昌平检调系统抓捕自家人后的第一时间连发三道金牌：《正义应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法治，须从程序通往正义》  《雷洋案正沿着法治程序的轨道走向真相与正义》。

算一算，“人日”这言必称正义的无厘头大转胎，距离“京视”足疗妹“雷洋打飞机”的坦白从宽TV伪证，才刚20天（和雷洋验尸结果的预告出台时间雷同）。

呜呼啊哈……

《北京电视》《人民日报》，这两家党旗下近亲繁殖指腹为婚的同姓冤孽，从凌迟“娼妓”到聒噪“正义”，短短半个多月内，如此作弊般不可思议的一条龙狎戏，是怎么着被你接顺的？

当然，革命不分先后，欢迎“人日”弃暗投明，回归正义。

至于“另案处理”的“京视打飞机”国家伪证罪嫌，五分钟激情打理无可置疑地残留“嫖娼犯”肢体的足疗妹温柔DNA的子虚存无，一旦验尸结果大白于天下……

唉，打烊吧，京视！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十三

“红革会”总部“炮打”失败，终于垮掉了，这样一来，上海再也没有从中作梗的力量，反倒促使各个造反组织加快了联合夺权的步伐，至于新的政权究竟采取什么形式，大家议论纷纷，提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张春桥和姚文元曾经多次称赞过“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以及“上海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这样的机构，认为它们实际上履行了政府经济部门的职能。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张、姚还没有来上海的时候，各个工厂企业的造反队此起彼伏，互相斗争，大家抢旗帜，各自斗当权派。但是，自发的工人运动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往往滑向济济主义和福利主义的轨道。当时，有些干部怕批斗，凡是群众提出要求他们就签字，助长了这股经济主义的歪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份，有些工厂企业的职工 要求增加工资、补发津贴，某些领导不坚持原则照样签字，结果银行被提款数千万元。上海港的几个装卸区，有一批工人闹着要发“串连费”，结果拿了“串连费”擅自离开生产岗位，到外地“串连”去了，致使一批外国轮船停靠在码头上没有人卸货，有些外轮的船长提出了抗议；还有从船上卸下来的货物堆放在露天没有人运进仓，整个港务局系统积压的货物总数达四十万吨之多。

鉴于这样严重的局势，而市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又陷于瘫痪状况，就由“工总司”、市委机关联络站，铁路局、海港和银行等方面的造反组织，一起成立了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掸部”，后来又成立了“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市委写作班的朱永嘉等人也参与了这些机构的领导，在较短的时间内制止了经济主义的歪风。张春桥和姚文元来到上海以后，对“火线指挥部”等的工作大加赞赏，对朱永嘉作为一个研究明史的专家，能够主动到风口浪尖上去处理实际的经济事务，尤为称颂。他们推而广之，曾经想建立上海各群众组织的联络总站，来作为新的上海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但后来传来毛泽东的指示，夺权后建立的领导机构，要有军队的代表、革命干部的代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三者参加，这才否定了联络总站的形式。

时至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上海联合夺权的步伐加快了，几个主要的组织在市委党校成立了夺权宣言的起草小组。执笔者们根据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提出要把巴黎公社的革命精神写进上海的夺权宣言，主张“彻底 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公社委员由群众直接推选”，“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工资收人不得超过普通工人”等等。初稿起草出来以后，命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我把这些设想向张春桥、姚文元作了汇报，他们基本上同意起草小组的设想，并且要我把夺权宣言的初稿统改以后，交给他们两个定稿。

我向起草小组的成员作了传达，大家都欢欣鼓舞，我说毛主席在听到《文汇报》夺权以后，曾经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创举，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根据毛主席的教导，一九六七年一月发生在上海的这一场革命，更具有很大的历史意义。俄国的十月革命，解决了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向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这在历史上是一次创举，而我们的一月风暴，又解决了当前无产阶级的政权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以后，如何再把它重新夺回来的问题，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这又是一次历史的创举，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我们的“一月革命”，可以说是“十月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我建议，我们夺权宣言的题目可以定名为《从“十月革命”到“一月革命”》，副题是《上海人民公社宣言》，这样既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又有恢宏雄伟的气魄。我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一致赞成，夺权宣言的草稿就这样草成并付排了。

正当我们在起草宣言的时候，一些群众组织的头头却等不及了，二月二日晚上，大家在余庆路招待所共商新政权的筹备工作，有几个负责人当场起哄、说是既然"红革会”等都不参加筹备了，那末新政权机构的建立应当越快越好，只争朝夕嘛！他们擅自决定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委员会，而且连夜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报喜，主张在二月三日就要举行全市的成立大会。这一下，连张春桥和姚文元都感到措手不及了。

二月三日凌晨，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武康路二号召开各群众组织主要负责人的紧急会议。张春桥一到场，就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把你们紧急请来，就是要商量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的大事。你们急着要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急着马上就开成立大会，这种心情我和文元都是埋解的，我们当然也是支持的，但是，一个新的政权机构的建立，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啊！在这个权力机构里，光有你们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还不行，还应当有革命干部的代表。可是上海市一级的干部都还没有‘解放’，那末，就算我和文元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吧，我们的机构里还要有军队的代表，驻沪的陆、海、空三军究竟派谁来参加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呢？他们三军的领导机关总还得商量一下吧？”

姚文元接着说：“成立新的权力机构这样的大事，我们还要向毛主席和党中央作报告呢！再说，召开这样大规模的成立大会，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不宜太匆忙……”

张春桥说：“是呀，我们还应当发表一个象样的宣言，现在宣言的初稿已经写出来了，可是我和文元还没有来得及看，我们想要仔细推敲修改一下，请你们也要认真看过，我们再在全体委员会上讨论通过，向全国发布。还有，成立大会上各方面的代表要发言，我们也要讲讲话，这些都需要时间准备。所以，我建议成立大会是不是推迟几天。”

这时，王洪文急不可耐地站起来说：“上海人民公社开成立大会的事，我们已经布置下去了。我的意见大会不要延期太久，不然群众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其它的人也都主张趁热打铁，尽量早开，最后张春桥拍板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上海市新的权力机构──上海人民公社的诞生。

王洪文带了一批人，开进南京路市体委大楼，具体筹备大会的组织工，我和起草小组一起，争取宣言早日定稿，并且负责审改各界代表的发言，二月四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把经过他们修改的宣言退回给我，题目改为《一月革命胜利万岁！》，副题仍为《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他们还通知我要在宣言后面署上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各个群众组织的名称，送给《文汇报》排印，以便晚上开筹备会议。谁知道在这份夺权宣言的署名问题上，发生了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在上海有一批公认的比较有影释的市一级造反组碹， 包括北京和外地大专院校的驻沪联络站，它们经常在各种场合共商大事，共同在《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上署名，一起参加张春桥和姚文元召集的会议 等等，算起来一共有三十一个组织。于是，我征得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同意，把这三十一个组织的名称，署在夺权宣言的后面，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组成单位，然后把宣言的全文送到《文汇报》社去排印。

文稿一到报社，消息马上传了出去，三十二个组织里有几个“山头主义”特别严重的，对排名的次序不满意，首先闹将起来，要求把自己这个组织的名字排在前面。接着，风声传到社会上，全市其它的造反组织听说要成立上海市的新政权了，都想挤进来抢占一个座位。一夜之问，平日冒出来许多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组织，纷纷派出负责人到市体委大楼的大会筹备组吵闹，其中有所谓的“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司令部”，“支持新疆知识青年返沪造反司令部”等，还有一个最奇特的叫做“上海住房困难户革命造反司令部”，都要求挤进末班车，弄个上海人民公社的委员当当。对于这些“经济主义”的组织，当然断然不能同意它们参加进来。在这些闹事的组织中，有一个“红卫军”组织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它专门跨行业、跨系统吸收全市的复员、转业军人参加造反。当时中央三令五中不准成立这一类组织，还发出了正式文件要求它解散，但这些人拒不执行，仍继缋发展成员，宣称自己拥有多少万的“有战斗力”的队伍，应该和“工总司”平起平坐。这次，他们听说要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自称对打倒上海市委有功，扬言上海人民公社非让“红卫军”参加不可，“红卫军”派出了一批人员进驻《文汇报》社，守候在排字房里，他们说如果不让“红卫军”组织在上海人民公社宣言上署名，就要砸掉报社，还要带领队伍冲击筹备会的会场。《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老朱，打电话给我反映了道个紧急情况。

我觉得问题十分棘手，当即向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了汇报。他们商量后又向中央请示，一直等到二月四日深夜十点钟，他们突然通知我：马上把三十二个组织的负责人集中转送到上海展览馆的咖啡厅开筹备会议，对外不要宣布开会的地点。我立刻告诉了在市体委大楼的王洪文、王承龙等人，由他们分批把各组织的头头送上大客车，转移了几个地方，最后秘密送到上海展览馆。我还单独通知了上海各新闻单位的负责人。

深夜十一点钟，我陪着张春桥、姚文元赶到上海展览馆的咖啡厅，只见全场被水银灯照得雪亮，新华社上海分社、上海电视台等的记者都出动了。张春桥还通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陆、海、空三军的首长，他们早已坐在第一排主席台座位上。

张春桥主持会议，唱罢《东方红》，他让工作人员给到会的人员每人发一份宣言，然后让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女红卫兵全文朗续《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宣言指出“我们一切任务的最中心任务，就是夺权。

读罢宣言，张春桥让我介绍宣言的起草经过，到会的人听我说宣言是经过张春桥、姚文元精心改定的，一致鼓掌表示拥护。但是，当讨论到宣言后面的署名问题时，会场上顿时哄闹起来，《文汇报》的造反派负责人老朱伸直脖子用沙哑的喉咙喊道：“这样写不来事的，‘红卫军’在我们报社里守了一天一夜了，他们说要是不让‘红卫军’在宣言上署名，就把报社砸掉！”王洪文恼怒地站起来说“他们敢砸？我今天晚上就调队伍去砸掉他们在华山路的总部！”大家都跟着鼓掌，表示响应。

正在这时，上海展览馆延安中路和南京西路两个入门处的警卫人员进来报告：有好几个没有接到通知的造反组织的负责人，听说这里在开会，正在入口处吵闹，说他们为什么不能参加会议，一定要挤进来在宣言上签名。会场里更加混乱了，有的组织主张坚决抵制临时要来参加会议的人，但是也有几个组织的头头为守候在大门外的说情，要求把他们放进来，显然，给别的组织的人通风报信，泄漏了今天晚上开会地点的，就是会场里的某些人，他们之间本来就有看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看到这种混乱的情景，一把抓过放在桌子上的话筒，生气地说：“大家别闹！我们成立上海夺权以后的权力机构，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又不是挤公共汽车，谁挤进来就算数，这象话吗？再说，这几天全市一下出了六百多个组织，都涌到大会筹备组来，宣称自己是正宗的市一级组织，你们能承认他们吗？如果现在让大门口的这些人进来参加会议，那末，其它组织都会大闹，谁来负责？”

大家听我一说，觉得倒也在理，但又想不出新的办法来，只能干着急，低声抱怨。

张春桥却并不发火，他在话筒前慢悠悠地开了腔：“同志们哪，现在可不是造反派搞分裂、打内战的时候啊！今天在座的这三十二个组织的负责人，确实在上海的夺权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你们是即将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的当之无愧的成员，我们要共同来掌管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可是，大家应当考虑到：上海有一千万人口，上海的革命人民除了那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叛徙、特务、走资派以外，都应该是上海人民公社的社员呀！如果新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只由我们这三十几个组织组成，那末势必要把很多群众都排除在外，这样，有相当的一批人会不高兴，也会影响到我们新的权力机构的权威性。告诉大家一件事，就在我们来开会以前，‘工总司’二兵团的耿金章已经找了另外的三十几个组织，在其它地方成立了‘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准备召开会议，宣布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这样我们上海的群众队伍就分裂了。我和文元同志刚刚跟耿金章他们做了工作，同意今后让他们参加到上海人民公社里面来，他们才答应不再另外成立第二个政权机构。所以，我们的团结面一定要越广泛越好。”

张春桥说到这里，稍稍地停顿了一下，点起一支烟，徐缓地吸了一口，胸有成竹地说“我和文元同志商量了一下，我们提出了一个方案，请大家考虑行不行？……”

大家听说张春桥、姚文元有新方案，都凝神谛听：

我们今天晚上，宣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作为我们夺权以后的最高权力机构。在座的三十二个群众组织都是上海人民公社临委者的当然委员，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各组织可以自己推选代表参加临委会，也有权力撒换和罢免自己的代表，当然，这个权力机构应当是“三结合”的，除了群众组织的代表，还要有军队的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我们巳经向中央作了根告：驻沪三军的负责人作为军队的代表，我和文元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上海的三结合权力机构，已经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会场里热烈地鼓起掌来，特别是到会的各组织负责人聴说自己是属于“当然委员"之列，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格外兴高采烈。张春桥看火候已到，就把话锋一转，继续讲述他和姚文元提出的方案：

正因为这样，我们建议：今天到会的三十二个组织，不作为上海人民公社的组成单位，而是作为发起单位，在上海人民公社的宣言上，也不必把三十二个组织的名称统统写上去了，只消署上一个统一的权力机构的名称──“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这样，既代表了军队，革命干部和我们这些发起单位的群众组织，又避免了因为署名引起的许多麻烦，至于在外面的那些组织要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话，都可以提出申请，今后由上海人民公社临委会统一审查批准，这样的处理方式，如果大家赞成的话，今天晚上散会以后，请大家到外面去宣传，凡是想要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组织和单位，欢迎他们明天都到人民广场去参加成立大会，这样可以使很多人和很多组织安定下来，大家看这个办法是否可行？

我心里想：张春桥真不愧为处理复杂问题的能手，这一来可以把许多问题都摆平了，所以我带头叫喊起来：“赞成！”其它的人也都纷纷嚷这“我们同意！”“赞成！”紧接着，全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场内的水银灯照得雪亮，摄影机嚓嚓地响，到会人员一齐举手通过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最后一项议程是确定二月五日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由张春桥和姚文元作主要讲话，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代表驻沪三军，王洪文代表工人，夏桂伯代表农民，徐景贤代表机关干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陈敢峰代农红卫兵，在成立大会上发言。

筹备会议到此圆满结束，姚文元兴奋地站起来，用手指连连敲击着桌面，大声地说“明天……哦，不对……”他低头看看手表，“现已经是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的凌晨一点钟了。应该说今天……下午二点，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宣布上海人民公社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