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利克先生：你總是這個壞脾氣

大標題套用上世紀七十年代時任副外長的“外交才子”喬冠華在聯合國安理會上調侃同為外長的蘇聯代表馬利克的一句話。在文革極度匱乏的民間資訊流通環境下，這句帶着濃重蘇北腔國語的“外交辭令”，一度成為家喻戶曉的當紅“反修名句”。

四十多年後回首觀望，當年馬喬雙傑“鬥智鬥勇聯合國”，還是頗有些個意氣用事的。

在乒乓外交帶出歷史性尼克松總統訪華一年半後兩國關係正常化的“中美絕對蜜月期”，周恩來的人才濟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不失時機地在大紐約曼哈頓東城聯合國本部，導演了一場功夫在戲外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

情回今世。上個周末前夜，中國外長王毅到訪加拿大，嚴詞斥責提問的外媒記者，直言不諱地警告該記者“你沒有發言權！”

王毅外長這一身處東道主地盤毫無外交禮儀的短短兩分鐘的“率性發飆”，在海內外中文輿論界掀起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內鬥”。孰是孰非，我們暫且置身事外，先從另一個角度，剖析一番這位一度讓不止一位同性業界人士“墜入愛河”的當代最著名的美男子外交家這次失態表演的“形體心理學”八卦解析。

加拿大記者提問時，外長的手始終插在褲兜里，並不斷更換着站立的姿勢。搶答採取攻勢之後，外長的手離開了褲兜，一邊訓斥，一邊不斷直指對方。在中譯英翻譯最後一段極其激烈的辯駁時，外長至少摸了一次鼻子，和做出不止一次突起下顎仰天挺胸昂首的雄姿。整個問答過程，王毅不時做出踮腳的肢體動作。

讓我們看看網上搜到的一些“身體語言透露的心理信息”：

• 撒謊的雙手：一個不坦率的人手部的動作通常缺少表現力。雙手不是握着拳頭，就是合攏，或者放在口袋裡。站立時習慣把雙手插入褲袋的人：城府較深，不輕易向人表露內心的情緒。性格偏於保守、內向。凡事步步為營，警覺性極高，不肯輕信別人。

• 站立時不能靜立，不斷改變站立姿態的人：性格急躁，暴烈，身心經常處於緊張的狀態，而且不斷改變自己的思想觀念。

• 一邊說話，一邊用手指着對方：這種人可能相當自負，在人前總堅持表明自己的立場。為人好妒嫉，有支配別人的欲望。

• 說話或思考時把手放在鼻子上是想要掩飾什麼的舉動。碰鼻子的人在聊天時有的人常在鼻子下方有意無意地輕碰幾下。採用這種動作的人是為了掩飾心中的慌亂，或是希望轉移對方的注意力，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的其他部位更容易暴露出自己正在說謊。

• 如果下次你發現與自己面對面講話的人不自覺地昂起頭,同時下巴向外突出,那很可能表示他正盤算著想在你面前樹立起自己的威風, 想用自己的強勢壓倒你，因為昂頭突下巴的動作很容易暴露了一個人脆弱的喉部，並且昂頭可以讓自己的視線處於更高的水準，這樣就能在心理上和視覺上以強勢的態度俯視他人，造成一種壓迫感。

• 踮腳：陷入不安反應的人會不停地踮腳。

【讀報補丁】

 日前，有網名為〝素里豐田Ken〞的中國網友日前在海外中文網站上貼出了一個段子——

鄰居：〝你昨晚在家打老婆孩子了？〞老王：〝他們以前連飯都吃不上。〞

鄰居：〝我問你打老婆孩子了嗎？〞老王：〝我家現在全村第二有錢。〞

鄰居：〝我沒問你那些，我就問你打老婆孩子了嗎？〞老王：〝隔壁老劉家打老婆孩子你怎麼不管？〞

鄰居：〝我問的是你在家打老婆孩子了嗎？〞老王：〝你自己家歷史上就沒有打過老婆孩子嗎？〞

鄰居：〝我問的是你在家打老婆孩子了嗎？〞老王：〝我家已經把不打老婆孩子寫進了家規。〞

鄰居：〝我就問你打老婆孩子了嗎？〞老王：〝你這個問題充滿了對我家的偏見和不知道哪裡來的傲慢！〞

鄰居：〝我就問你打老婆孩子了嗎？〞老王：〝你提這種問題是不負責任的。你去過我們家嗎？〞

鄰居：〝我就問你打老婆孩子了沒？〞老王：〝我打沒打老婆孩子，只有我老婆孩子才有發言權，和你們沒有關系。你給我滾！〞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十四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二月五日下午，一百萬人爭先恐後地來到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廣場，各個組織都打出自己的旗號表示擁護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張春橋、姚文元、駐滬三軍的領導人和三十二個群眾組織的負責人都登上主席台，天空中出動兩架飛機撒下五彩繽紛的傳單……

張春橋在成立大會上致詞：“我們的一月革命，確實是偉大的人民革命。……這場勝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侮一樣，將永遠記在上海人民的心裡。”

姚文元在會上發表演說“上海人民公社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形式。”

大會宣讀的上海人民公社通令指出：“一切權力歸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

會後，舉行了盛大的慶祝遊行，遊行隊伍到了外灘，我們正式進入了原來是滙豐銀行的上海市政府大廈，大廈門口的“上海市人民委員會”木牌被摘了下來，用重磅鐵錘砸碎，丟在火堆里燒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上海人民公社”的新牌子。奪權以後的新的權力機構正式開始運行。

第二天，我們這些上海人 民公社臨時委員會的成員們就進人外灘大廈辦公，可是，左等右等，一連等了三、四天，不見新華總社發布電訊，也不見《人民日報》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報道，只有上海的地方報紙《解放日報》，《文匯報》等天天在大肆宣傳。於是，社會上的流言多起來了：“因為上海沒有實行‘三結合’，所以中央不批准。”“毛主席不同意張春橋，姚文元當上海人民公社的領導人，所以不發消息。”……我心裡當然明白不是這些理由，但究竟是什麼原因不發，我也搞不清楚。我對張春橋，姚文元說：“黑龍江省奪權以後，成立了省紅色造反者革命委員會，《人民日報》很快發了消息，還配了祝賀的社論，新華總社又轉發給全國報紙刊登，為什麼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消息他們沒有發？”張春橋、姚文元不回答我。

又過了幾天，上海街頭出 現了《一問上海人民公社》、《二問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字報，張春橋、姚文元也坐不住了；二月十一日張春橋把我單獨找到興國路招待所去，告訴我說，明天 他要和姚文元到北京去一次，向中央匯報關於上海權權和連立新的權力機構的事，張春橋再三叮囑這個行動只讓你一個人知道，千萬不要外傳，免得在上海引起不必 要的猜測；上海有什麼情況，可以隨時打電話到北京告訴我們。

第二天，他們就飛北京了。我小心謹慎，守口如瓶，關於他們的行蹤連市委機關聯絡站的人都諱莫如深。我每天晚上都往興國路招待所跑，來到張春橋住的的五號樓二樓，通過加保密機，（在普通保密電話機下面，再安裝一隻扁扁的加保密箱，互按按鈕以後，可以加倍保密，連長途電話接線員都無法竊聽），向張春橋匯報各條戰線的動向；然後，我又在第二天向大家傳達張春橋和姚文元的指示，仿佛他們兩個人仍上海似的。

這齣“空城計”唱了一個星期左右，張春橋忽然打電話給我，從電話里聽，他的情緒很高漲，話也比平日多了，他說：“我和文元很快就要回上海了，問題都解決了，你先組織幾個人起草一份關於當前上海的形勢和任務的決議，我們回來以後開全體委員會議要用……”

我趕緊照辦，決議草稿剛起草好，張、姚就回來了，當天就把我找去興國路招待所。張春橋說：“這次我們到北京的當天，毛主席就接見我們。

主席說：一月革命勝利了，二、三，四月更重要。主席對上海非常關心，對奪權表示支持；但是，主席對我們奪權以後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這件事有意見，他說，你們把名稱改成上海人民公 社，原來北京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如果各省、市、自治區都改叫人民公社的話，我們的國號就要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要改成中華人民公社，還要設社長。那就涉 及到國家體制改變的複雜問題，改變國號，牽涉到外國對我們國家要重新承認；外國大使都作廢了，要重新換大使了。”

我是積極主張叫上海人民公社的，現在一聽問題這麼複雜：便着急起來“現在怎麼辦呢？當時我們根本沒有想到這些問題！”

姚文元主動把責任攬了過去：“這件事不能怪群眾、怪你們，主要是我和春橋考慮欠周到、欠妥當。”

張春橋微微一笑，往下說：“二月十二號那天，我們已經向主席當面作了檢討。主席考慮得真細緻，連改什麼名稱都代我們想好了，他說：還是叫革命委員會好。主席還說，一時改不過來，可以過一段時間，你們再回去商量一下。我和文元考慮，晚改不如早改，至於具體的改名活動怎麼進行，我不是要你組織起草一個關於當前上海的形勢和任務的決議嗎？”我說：“已經起草好了，今天我也帶來了。

張春橋說：“那好，這個決議就用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署名，在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上通過一下，同時由我在會上傳達毛主席的指示，並且作一些說明，這樣就很自然地把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了上 海市革命委員會，不至於引起任何波動。我們設想的這個方案也向主席作了報告，得到了主席的批准。”

“那麼關於改名的問題新華總社和《人民日報》發不發消息？“我還是擔心全國的報刊不登上海成立權力機構的事。

張春橋仰天大笑，似乎在笑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我們已經和新華總社打過招呼了，開過大會、通過決議以後，由上海分社寫一則報道：‘上海市革命委員會舉行全體委員擴大會議，一致通 過《關於當前上海形勢和任務的決議》’，由新華總社轉發全國，報本不用提‘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的事，這不等於向全國宣布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已經成立並且開始行使職權了嗎？”

“對！對！這樣好。”我恍然大悟，擊節讚賞。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們在文化廣場召開了萬人大會，大會由姚文元主持，張春橋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由我宣讀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決議，與會者一致舉手通過。會後，一輛彩車到外灘，掛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牌子，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又送進了博物館。

《人民日報》很快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開會的報道、報道說：“上海市革命委員會領導成員張春橋，姚文元以及其它領導同志出席了大會。”新華總社還向全國發了電訊。

陳伯達主編的《紅旗》雜誌發表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鬥爭》，傳達了毛澤東總結的上海“一月革命”的基本經驗：“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 權派權”社論還宣稱：“這個大革命的風暴是從上海開始的。上海的群眾把它叫作偉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風暴正在席捲全國。”

在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我們終於坐穩了上海的交椅，而且在上海的帶頭下，全國範圍的奪權鬥爭爭先恐後地開展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