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利克先生：你总是这个坏脾气

大标题套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任副外长的“外交才子”乔冠华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调侃同为外长的苏联代表马利克的一句话。在文革极度匮乏的民间资讯流通环境下，这句带着浓重苏北腔国语的“外交辞令”，一度成为家喻户晓的当红“反修名句”。

四十多年后回首观望，当年马乔双杰“斗智斗勇联合国”，还是颇有些个意气用事的。

在乒乓外交带出历史性尼克松总统访华一年半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中美绝对蜜月期”，周恩来的人才济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不失时机地在大纽约曼哈顿东城联合国本部，导演了一场功夫在戏外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情回今世。上个周末前夜，中国外长王毅到访加拿大，严词斥责提问的外媒记者，直言不讳地警告该记者“你没有发言权！”

王毅外长这一身处东道主地盘毫无外交礼仪的短短两分钟的“率性发飙”，在海内外中文舆论界掀起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内斗”。孰是孰非，我们暂且置身事外，先从另一个角度，剖析一番这位一度让不止一位同性业界人士“坠入爱河”的当代最著名的美男子外交家这次失态表演的“形体心理学”八卦解析。

加拿大记者提问时，外长的手始终插在裤兜里，并不断更换着站立的姿势。抢答采取攻势之后，外长的手离开了裤兜，一边训斥，一边不断直指对方。在中译英翻译最后一段极其激烈的辩驳时，外长至少摸了一次鼻子，和做出不止一次突起下颚仰天挺胸昂首的雄姿。整个问答过程，王毅不时做出踮脚的肢体动作。

让我们看看网上搜到的一些“身体语言透露的心理信息”：

• 撒谎的双手：一个不坦率的人手部的动作通常缺少表现力。双手不是握着拳头，就是合拢，或者放在口袋里。站立时习惯把双手插入裤袋的人：城府较深，不轻易向人表露内心的情绪。性格偏于保守、内向。凡事步步为营，警觉性极高，不肯轻信别人。

• 站立时不能静立，不断改变站立姿态的人：性格急躁，暴烈，身心经常处于紧张的状态，而且不断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

• 一边说话，一边用手指着对方：这种人可能相当自负，在人前总坚持表明自己的立场。为人好妒嫉，有支配别人的欲望。

• 说话或思考时把手放在鼻子上是想要掩饰什么的举动。碰鼻子的人在聊天时有的人常在鼻子下方有意无意地轻碰几下。采用这种动作的人是为了掩饰心中的慌乱，或是希望转移对方的注意力，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其他部位更容易暴露出自己正在说谎。

• 如果下次你發現與自己面對面講話的人不自覺地昂起頭,同時下巴向外突出,那很可能表示他正盤算著想在你面前樹立起自己的威風, 想用自己的强势压倒你，因为昂头突下巴的动作很容易暴露了一个人脆弱的喉部，并且昂头可以让自己的视线处于更高的水准，这样就能在心理上和视觉上以强势的态度俯视他人，造成一种压迫感。

• 踮脚：陷入不安反应的人会不停地踮脚。

【读报补丁】

 日前，有網名為〝素里豐田Ken〞的中國網友日前在海外中文網站上貼出了一個段子——

鄰居：〝你昨晚在家打老婆孩子了？〞老王：〝他們以前連飯都吃不上。〞

鄰居：〝我問你打老婆孩子了嗎？〞老王：〝我家現在全村第二有錢。〞

鄰居：〝我沒問你那些，我就問你打老婆孩子了嗎？〞老王：〝隔壁老劉家打老婆孩子你怎么不管？〞

鄰居：〝我問的是你在家打老婆孩子了嗎？〞老王：〝你自己家歷史上就沒有打過老婆孩子嗎？〞

鄰居：〝我問的是你在家打老婆孩子了嗎？〞老王：〝我家已經把不打老婆孩子寫進了家規。〞

鄰居：〝我就問你打老婆孩子了嗎？〞老王：〝你這個問題充滿了對我家的偏見和不知道哪里來的傲慢！〞

鄰居：〝我就問你打老婆孩子了嗎？〞老王：〝你提這種問題是不負責任的。你去過我們家嗎？〞

鄰居：〝我就問你打老婆孩子了沒？〞老王：〝我打沒打老婆孩子，只有我老婆孩子才有發言權，和你們沒有關系。你給我滾！〞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十四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二月五日下午，一百万人争先恐后地来到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各个组织都打出自己的旗号表示拥护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张春桥、姚文元、驻沪三军的领导人和三十二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登上主席台，天空中出动两架飞机撒下五彩缤纷的传单……

张春桥在成立大会上致词：“我们的一月革命，确实是伟大的人民革命。……这场胜利，如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侮一样，将永远记在上海人民的心里。”

姚文元在会上发表演说“上海人民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形式。”

大会宣读的上海人民公社通令指出：“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会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游行队伍到了外滩，我们正式进入了原来是汇丰银行的上海市政府大厦，大厦门口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木牌被摘了下来，用重磅铁锤砸碎，丢在火堆里烧掉了，取而代之的是“上海人民公社”的新牌子。夺权以后的新的权力机构正式开始运行。

第二天，我们这些上海人 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的成员们就进人外滩大厦办公，可是，左等右等，一连等了三、四天，不见新华总社发布电讯，也不见《人民日报》刊登“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报道，只有上海的地方报纸《解放日报》，《文汇报》等天天在大肆宣传。于是，社会上的流言多起来了：“因为上海没有实行‘三结合’，所以中央不批准。”“毛主席不同意张春桥，姚文元当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人，所以不发消息。”……我心里当然明白不是这些理由，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发，我也搞不清楚。我对张春桥，姚文元说：“黑龙江省夺权以后，成立了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人民日报》很快发了消息，还配了祝贺的社论，新华总社又转发给全国报纸刊登，为什么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消息他们没有发？”张春桥、姚文元不回答我。

又过了几天，上海街头出 现了《一问上海人民公社》、《二问上海人民公社》……的大字报，张春桥、姚文元也坐不住了；二月十一日张春桥把我单独找到兴国路招待所去，告诉我说，明天 他要和姚文元到北京去一次，向中央汇报关于上海权权和连立新的权力机构的事，张春桥再三叮嘱这个行动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千万不要外传，免得在上海引起不必 要的猜测；上海有什么情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到北京告诉我们。

第二天，他们就飞北京了。我小心谨慎，守口如瓶，关于他们的行踪连市委机关联络站的人都讳莫如深。我每天晚上都往兴国路招待所跑，来到张春桥住的的五号楼二楼，通过加保密机，（在普通保密电话机下面，再安装一只扁扁的加保密箱，互按按钮以后，可以加倍保密，连长途电话接线员都无法窃听），向张春桥汇报各条战线的动向；然后，我又在第二天向大家传达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示，仿佛他们两个人仍上海似的。

这出“空城计”唱了一个星期左右，张春桥忽然打电话给我，从电话里听，他的情绪很高涨，话也比平日多了，他说：“我和文元很快就要回上海了，问题都解决了，你先组织几个人起草一份关于当前上海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我们回来以后开全体委员会议要用……”

我赶紧照办，决议草稿刚起草好，张、姚就回来了，当天就把我找去兴国路招待所。张春桥说：“这次我们到北京的当天，毛主席就接见我们。

主席说：一月革命胜利了，二、三，四月更重要。主席对上海非常关心，对夺权表示支持；但是，主席对我们夺权以后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这件事有意见，他说，你们把名称改成上海人民公 社，原来北京也想建立北京人民公社，如果各省、市、自治区都改叫人民公社的话，我们的国号就要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还要设社长。那就涉 及到国家体制改变的复杂问题，改变国号，牵涉到外国对我们国家要重新承认；外国大使都作废了，要重新换大使了。”

我是积极主张叫上海人民公社的，现在一听问题这么复杂：便着急起来“现在怎么办呢？当时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些问题！”

姚文元主动把责任揽了过去：“这件事不能怪群众、怪你们，主要是我和春桥考虑欠周到、欠妥当。”

张春桥微微一笑，往下说：“二月十二号那天，我们已经向主席当面作了检讨。主席考虑得真细致，连改什么名称都代我们想好了，他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主席还说，一时改不过来，可以过一段时间，你们再回去商量一下。我和文元考虑，晚改不如早改，至于具体的改名活动怎么进行，我不是要你组织起草一个关于当前上海的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吗？”我说：“已经起草好了，今天我也带来了。

张春桥说：“那好，这个决议就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署名，在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通过一下，同时由我在会上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且作一些说明，这样就很自然地把上海人民公社改成了上 海市革命委员会，不至于引起任何波动。我们设想的这个方案也向主席作了报告，得到了主席的批准。”

“那么关于改名的问题新华总社和《人民日报》发不发消息？“我还是担心全国的报刊不登上海成立权力机构的事。

张春桥仰天大笑，似乎在笑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已经和新华总社打过招呼了，开过大会、通过决议以后，由上海分社写一则报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一致通 过《关于当前上海形势和任务的决议》’，由新华总社转发全国，报本不用提‘上海人民公社’改名的事，这不等于向全国宣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已经成立并且开始行使职权了吗？”

“对！对！这样好。”我恍然大悟，击节赞赏。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下午，我们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大会由姚文元主持，张春桥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由我宣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与会者一致举手通过。会后，一辆彩车到外滩，挂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牌子，把“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又送进了博物馆。

《人民日报》很快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开会的报道、报道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其它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新华总社还向全国发了电讯。

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传达了毛泽东总结的上海“一月革命”的基本经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权”社论还宣称：“这个大革命的风暴是从上海开始的。上海的群众把它叫作伟大的‘一月革命’。‘一月革命’的风暴正在席卷全国。”

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我们终于坐稳了上海的交椅，而且在上海的带头下，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争先恐后地开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