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基文开闹钟 王毅装睡 潘基文从周三开始对中国展开长达5天的访问。他于星期四会晤了中国外长王毅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王毅会见后的共同记者会上，潘基文说，在中国正继续改革之际，他鼓励中国领导人为中国公民社会积极发展（宽容对待）留出必须的空间。潘基文还谈及环境保护者和人权捍卫者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不过，站立在潘基文旁边的王毅，没有对潘基文谈及这些内容做出反应。 所幸王马立克这次记者会上无暇指控潘秘书长“没有资格发言”和拿中国人民垫背，他装睡……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这是中国大陆一本畅销书的书名，作者周濂。书中警句： 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担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这个景象如此美好，以至于我们甚至希望它可以“永劫轮回”地继续下去。一个永远都不会醒来的大梦难道不就是现实本身么？ 本周《闲话上海》大标题“潘基文开闹钟 王毅装睡”怎么讲呢？请听请看“吓一跳”（下一条）新闻：
【读报补丁】 【博闻社北京特别报道】《网信办要拿海外中文“反动媒体”开刀》2016年7月8日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十八 王洪文第二次与我争权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工总司”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成立的，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成立半年。王洪文和“工总司”头头提出要开一个“工总司”成立半周年的庆祝大会，非常隆重，准备在人民广场开。当时的口号是“重振工人造反派的军威”。这事我总觉得和前面的反夺权好象有点联系，因为他讲的是保守势力又抬头了，要重振工人造反派的军威，有必要搞这么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吗？但你又不好制止他，张春桥和姚文元那时正好不在上海，他们到南京军区处理事情去了。 那天，王洪文请我去参加会议，那场面比一月夺权时还大，一些在一月夺权的时候还没有加人造反队的工人组织，也纷纷亮出旗子。各种各样的旗子，标语把人民广场四面的道路挤得满满的。王洪文上台的时侯非常神气，旁边有警卫队伍夹道保护，一路上，旁边的警卫不停地叫：“你看，你看，王司令，王司令。”会议没有实质性内容，就是发言纪念“工总司”成立半周年。 “工总司”搞半周年纪念活动，一些小组织也跟着，由于造反的时间都差不多，大都集中在十一月下旬或者十二月份，于是大家纷纷搞半周年活动，有的造反早的还特地补办。我对此坚决抵制，我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说，我们是在十二月份造反的，到六月份不搞半周年活动。我说：“都等不及了，难道一周年都等不及啦，搞半周年干什么？“我给张春桥打了一个电话，说：“现在大家都在搞半周年的纪念活动，‘工总司’先开的头，现在别的组织也在搞。” 张春桥在电话里头说“啊？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嘛？连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吗？这事情本身就是山头主义。”我听张春桥的口气也是不赞成的。有一次，在文化广场召开万人大会，我在讲上海形势的时候，说：“最近上海的革命组织纷纷搞半周年的纪念活动，为什么半周年就要纪念呢？我们夺权，夺了以后还要长期地把权掌下去的嘛，半周年要纪念，难道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嘛？我们不赞成，这样搞法造成极大的铺张浪费，不符合节约闹革命的精神。”我把这事情批了一通，当然连“工总司” 也一起批进去了。批了以后，《文汇报》发了一个短评，提出不应搞半周年的纪念活动。《支部生活》还整理发表了我的讲话。 这一来，王洪文和“工总司”的一些人发火了，他们说：“徐景贤对我们‘工总司’搞半周年的活动公开批评，这是助长赤卫队保守势力，打击、压制革命造反派。”他们要和我大辩论，王洪文也不来上班了。 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到康平路市委办公室来找我，他不清楚我在哪个办公室里办公，就一间间地敲打办公室的门：“徐老三，出来，和我辩论！” 接着，王洪文以及一帮小兄弟们都拒絶参加市革命委员会的活动，开会，请他们也不来，好象罢工一样，这样有好几天。 我有点犯愁，因为张春桥，姚文元不在上海，这批人拒絶到市革命委员会来一起商量问题，工作就没办法开展下去。马天水非常着急，他怕我们造反派内部发生矛盾，他很难处。最后，我给张春桥打电话请示：“怎么办？他们拒絶来参加活动。” 张春桥说：“那有什么办法呢？只好你们自己出马，到他的上棉十七厂去，请他出山。” 这样，我只好“吃进”，请王洪文到市里来，他不来，我就约马天水一起去请，马天水支支吾吾地不想去，他怕夹进我们两股力量的矛盾当中，我说：“你一定要去，你是老干部，讲起来是‘老中青’三结合，你和我一起去。”最后打电话通知上棉十七厂，说我们决定在那天晚上去看望王洪文。他们来个反馈，说王洪文身体不好。我们说王洪文身体不好，正好去看看他。我也晓得他这招已经用过好几次了，前面一次反夺权，也是称身体不好，住在华东医院，后来是我去找他的，这次又说身体不好。那天晚上我就和马天水到上棉十七厂去了。 在上棉十七厂会议室里，王洪文接待了我们，我们不讲“工总司”半周年活动的事，我说“我和马老两个人来看看你，听说你身体不大好。”他说：“没什么。”态度非常冷淡。 我说:“假如身体不好嘛，可以休息一阵子。最近市里工作比较多，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都不在，我们大家要商量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 他透露说“王秀珍到南京去了。”这时我才晓得王秀珍到南京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告状去了。实际是告我的状，说我在上海大会上的公开讲话，剎了“工总司”的威风， 助长了保守派的志气。既然王洪文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还是谈了自己的观点：“工总司”召开半周年的纪念大会，很多小组织都跟着学样，而且规模都很大，造成很大的浪费。我说：“我们的意见，各种组织如要搞纪念活动，至少等到一周年。可能我在大会上的公开表态，会造成一些影响。” 他一听，马上说：“是啊，你这样一来，原来加入赤卫队的那些人会怎么想呢？” 我说：“我也没指名批评‘工总司’，我只是指一些现象。”但我再三说：“我在大会上这样说，也许会造成一些影响。”我虽然没有道歉，(但话里的意思是我在大会上这种讲法是否妥当是可以考虑的。马天水一看我们要接触到实质问题，马上就说“我要到上厂里去了，我有急事。”他就走了。 马天水走了后，剩下我和王洪文两个人。我就索性与他谈最近一个时期的工作，谈到造反派整风，谈到掌权后要更加谦虚，谨慎。我前一段坐了小汽车，一到马路上，人家就对我说：“你不要‘修掉’了。”因为当时认为，一些人官做大了，都要坐汽车，就要“修掉”了。所以我就毎天骑自行车上班，结果在路上，也总要给人家拦下来好几次，有的我不认识的人看见我，叫一声：“哎，徐景贤问志。”我总要下来一下，他就跟我讲他单位里什么事情啦，他个人有什么要求啦。那时候，从常熟路，淮海路的我家到康平路办公室，这么短的路程，就要耽误很久。当时安全问题倒是不考虑的，自从“红革会”绑架我以后，市委保卫一直提醒我要注意安全，但是我总觉得没有人会来谋害我的。当时只是表示自己同资产阶级法权决裂，与等级观念决裂，不坐汽车，跟平民老百姓一样，我对王洪文说：“我现在很大的困扰是，每天上班在路上要耽搁很长的时间，我思想上也有一些顾虑，想和你交换看法。” 他说：“这个问题，你不应该有这种想法，为了有利于工作，还是应该坐车的。” 后来，我接受他的意见，开始坐吉普车。为了表示修正主义色彩不是很浓的，车子到瑞华公寓来接我，不停在公寓大院里面，而是悄悄地停在后面的延庆路上，我住在五楼，从后阳台上一看，车子来了，就下来乘车上班。省得车子在瑞华公寓里面开进开出，被市委原来的干部看见，觉得你原来骑自行车上班，现在又坐车了，思想上发生变化了。 我也给王洪文提了点意见：“你今后不要老是在‘工总司’或者上棉十七厂，我们找你很困难，以后你基本上到康平路来，大家随时可以商量问题。”他这种特点，说起来就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要他一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简直是非常困难，他一直要往外跑，那时候外面的矛盾比较多，加上“工总司”当时有两派，各个区有区分部，又有联络站，区分部一派属于王洪文，联络站一派属于潘国平，他们两个头抓了两条线，结果矛盾非常大，他们一天到晚去“救火”，也没有时间坐下来讨论一些别的问题，所以我请他基本上坐到康平路，便于共同讨论问题，他也表示答应。 这天我主动上门与他谈心，又表示了我的说法有不够妥当的意思，他的态度也缓和下来。我发现他还是比较讲道理的，但经不起别人挑，人家在他面前一挑，他就火起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在他耳朵边讲，人家是“徐老三”，你是“王小七”，夺权后你的位罝排在什么地方？或是现在机关干部掌权，你没权了，他一听，就马上来火了。这一次也是这样，我讲了话以后，人家给他一传，说我打击“工总司”，支持保守势力，他又耍脾气了。你给他分析道理，对他表示尊重，他就马上回过来了。这可能也是当时工农出身的人的特点。他喝醉酒时讲过，你是知识分子，我是工人，我发现他们这批人都有这种思想，他们认为你们看不起我们，所以对他们稍微有点不尊重，反感情绪马上就来了，于是产生矛盾，我和他们的矛盾是因为不同的阶层，我们是知识分子，是秀才，搞笔杆子的比较多；他们属于工人，在外面跑动，解决问题比较多，所以当时把我们看成“文武"两帮，虽然有矛盾，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他们少不了我们，我们也少不了他们。 张春桥回来的时候，把我找到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我就拿《支部生活》整理的我的讲话记录以及他们这次是怎么闹的，最后我与马天水两人怎么到他那儿做工作的经过，给张春桥作了汇报，张春桥也是不赞成王洪文这种做法的，但是他说：“我们有时候讨论问题，内部议论的东西，与在外面大会上公开讲的，有的是很不一样的，这点你要注意”。他最后说，“不过，王秀珍他们到南京来找我，要给我告状，我不是没有见他们吗？”他也不讲我支持你的観点，就讲了这么一句。 总的来说，张春桥在这件事上，还是站在我这边的，不过对我的做法不认同。我领会他的意思：我跟他不一样，他对“工总司”是有恩之人。“工总司”的人对他五体投地，我跟“工总司”的人属于平起平坐，大家一起造反的。我对自己有点估计不足，认为他可以批评的，我也可以批评。张春桥一直希望我要注意处理这方面的关系，经过这段曲折，我就注意这个问题了，从此我与王洪文在上海的关系处得非常谨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