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基文開鬧鐘 王毅裝睡 潘基文從周三開始對中國展開長達5天的訪問。他於星期四會晤了中國外長王毅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王毅會見後的共同記者會上，潘基文說，在中國正繼續改革之際，他鼓勵中國領導人為中國公民社會積極發展（寬容對待）留出必須的空間。潘基文還談及環境保護者和人權捍衛者以及中國的人權狀況。不過，站立在潘基文旁邊的王毅，沒有對潘基文談及這些內容做出反應。 所幸王馬立克這次記者會上無暇指控潘秘書長“沒有資格發言”和拿中國人民墊背，他裝睡…… 你永遠都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 這是中國大陸一本暢銷書的書名，作者周濂。書中警句： 謊言一旦變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離，此時支撐謊言繼續運轉的動力要麼是利益要麼是暴力。赤裸裸的謊言不再承擔造夢的功能，但它依舊可以讓每一個人繼續生存在一個虛假的空間裡，在這個空間裡，大伙兒集體在裝睡...這個景象如此美好，以至於我們甚至希望它可以“永劫輪迴”地繼續下去。一個永遠都不會醒來的大夢難道不就是現實本身麼？ 本周《閒話上海》大標題“潘基文開鬧鐘 王毅裝睡”怎麼講呢？請聽請看“嚇一跳”（下一條）新聞：
【讀報補丁】 【博聞社北京特別報道】《網信辦要拿海外中文“反動媒體”開刀》2016年7月8日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十八 王洪文第二次與我爭權是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工總司”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成立的，到一九六七年五月九日，成立半年。王洪文和“工總司”頭頭提出要開一個“工總司”成立半周年的慶祝大會，非常隆重，準備在人民廣場開。當時的口號是“重振工人造反派的軍威”。這事我總覺得和前面的反奪權好象有點聯繫，因為他講的是保守勢力又抬頭了，要重振工人造反派的軍威，有必要搞這麼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嗎？但你又不好制止他，張春橋和姚文元那時正好不在上海，他們到南京軍區處理事情去了。 那天，王洪文請我去參加會議，那場面比一月奪權時還大，一些在一月奪權的時候還沒有加人造反隊的工人組織，也紛紛亮出旗子。各種各樣的旗子，標語把人民廣場四面的道路擠得滿滿的。王洪文上台的時侯非常神氣，旁邊有警衛隊伍夾道保護，一路上，旁邊的警衛不停地叫：“你看，你看，王司令，王司令。”會議沒有實質性內容，就是發言紀念“工總司”成立半周年。 “工總司”搞半周年紀念活動，一些小組織也跟着，由於造反的時間都差不多，大都集中在十一月下旬或者十二月份，於是大家紛紛搞半周年活動，有的造反早的還特地補辦。我對此堅決抵制，我在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說，我們是在十二月份造反的，到六月份不搞半周年活動。我說：“都等不及了，難道一周年都等不及啦，搞半周年幹什麼？“我給張春橋打了一個電話，說：“現在大家都在搞半周年的紀念活動，‘工總司’先開的頭，現在別的組織也在搞。” 張春橋在電話裡頭說“啊？他們這是什麼意思嘛？連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嗎？這事情本身就是山頭主義。”我聽張春橋的口氣也是不贊成的。有一次，在文化廣場召開萬人大會，我在講上海形勢的時候，說：“最近上海的革命組織紛紛搞半周年的紀念活動，為什么半周年就要紀念呢？我們奪權，奪了以後還要長期地把權掌下去的嘛，半周年要紀念，難道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嘛？我們不贊成，這樣搞法造成極大的鋪張浪費，不符合節約鬧革命的精神。”我把這事情批了一通，當然連“工總司” 也一起批進去了。批了以後，《文匯報》發了一個短評，提出不應搞半周年的紀念活動。《支部生活》還整理發表了我的講話。 這一來，王洪文和“工總司”的一些人發火了，他們說：“徐景賢對我們‘工總司’搞半周年的活動公開批評，這是助長赤衛隊保守勢力，打擊、壓製革命造反派。”他們要和我大辯論，王洪文也不來上班了。 王洪文的小兄弟戴立清到康平路市委辦公室來找我，他不清楚我在哪個辦公室里辦公，就一間間地敲打辦公室的門：“徐老三，出來，和我辯論！” 接着，王洪文以及一幫小兄弟們都拒絶參加市革命委員會的活動，開會，請他們也不來，好象罷工一樣，這樣有好幾天。 我有點犯愁，因為張春橋，姚文元不在上海，這批人拒絶到市革命委員會來一起商量問題，工作就沒辦法開展下去。馬天水非常着急，他怕我們造反派內部發生矛盾，他很難處。最後，我給張春橋打電話請示：“怎麼辦？他們拒絶來參加活動。” 張春橋說：“那有什麼辦法呢？只好你們自己出馬，到他的上棉十七廠去，請他出山。” 這樣，我只好“吃進”，請王洪文到市里來，他不來，我就約馬天水一起去請，馬天水支支吾吾地不想去，他怕夾進我們兩股力量的矛盾當中，我說：“你一定要去，你是老幹部，講起來是‘老中青’三結合，你和我一起去。”最後打電話通知上棉十七廠，說我們決定在那天晚上去看望王洪文。他們來個反饋，說王洪文身體不好。我們說王洪文身體不好，正好去看看他。我也曉得他這招已經用過好幾次了，前面一次反奪權，也是稱身體不好，住在華東醫院，後來是我去找他的，這次又說身體不好。那天晚上我就和馬天水到上棉十七廠去了。 在上棉十七廠會議室里，王洪文接待了我們，我們不講“工總司”半周年活動的事，我說“我和馬老兩個人來看看你，聽說你身體不大好。”他說：“沒什麼。”態度非常冷淡。 我說:“假如身體不好嘛，可以休息一陣子。最近市里工作比較多，春橋同志和文元同志都不在，我們大家要商量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 他透露說“王秀珍到南京去了。”這時我才曉得王秀珍到南京向張春橋和姚文元告狀去了。實際是告我的狀，說我在上海大會上的公開講話，剎了“工總司”的威風， 助長了保守派的志氣。既然王洪文提到了這個問題，我還是談了自己的觀點：“工總司”召開半周年的紀念大會，很多小組織都跟着學樣，而且規模都很大，造成很大的浪費。我說：“我們的意見，各種組織如要搞紀念活動，至少等到一周年。可能我在大會上的公開表態，會造成一些影響。” 他一聽，馬上說：“是啊，你這樣一來，原來加入赤衛隊的那些人會怎麼想呢？” 我說：“我也沒指名批評‘工總司’，我只是指一些現象。”但我再三說：“我在大會上這樣說，也許會造成一些影響。”我雖然沒有道歉，(但話里的意思是我在大會上這種講法是否妥當是可以考慮的。馬天水一看我們要接觸到實質問題，馬上就說“我要到上廠里去了，我有急事。”他就走了。 馬天水走了後，剩下我和王洪文兩個人。我就索性與他談最近一個時期的工作，談到造反派整風，談到掌權後要更加謙虛，謹慎。我前一段坐了小汽車，一到馬路上，人家就對我說：“你不要‘修掉’了。”因為當時認為，一些人官做大了，都要坐汽車，就要“修掉”了。所以我就毎天騎自行車上班，結果在路上，也總要給人家攔下來好幾次，有的我不認識的人看見我，叫一聲：“哎，徐景賢問志。”我總要下來一下，他就跟我講他單位里什麼事情啦，他個人有什麼要求啦。那時候，從常熟路，淮海路的我家到康平路辦公室，這麼短的路程，就要耽誤很久。當時安全問題倒是不考慮的，自從“紅革會”綁架我以後，市委保衛一直提醒我要注意安全，但是我總覺得沒有人會來謀害我的。當時只是表示自己同資產階級法權決裂，與等級觀念決裂，不坐汽車，跟平民老百姓一樣，我對王洪文說：“我現在很大的困擾是，每天上班在路上要耽擱很長的時間，我思想上也有一些顧慮，想和你交換看法。” 他說：“這個問題，你不應該有這種想法，為了有利於工作，還是應該坐車的。” 後來，我接受他的意見，開始坐吉普車。為了表示修正主義色彩不是很濃的，車子到瑞華公寓來接我，不停在公寓大院裡面，而是悄悄地停在後面的延慶路上，我住在五樓，從後陽台上一看，車子來了，就下來乘車上班。省得車子在瑞華公寓裡面開進開出，被市委原來的幹部看見，覺得你原來騎自行車上班，現在又坐車了，思想上發生變化了。 我也給王洪文提了點意見：“你今後不要老是在‘工總司’或者上棉十七廠，我們找你很困難，以後你基本上到康平路來，大家隨時可以商量問題。”他這種特點，說起來就是“猴子屁股坐不住”，要他一整天坐在辦公室里看文件，簡直是非常困難，他一直要往外跑，那時候外面的矛盾比較多，加上“工總司”當時有兩派，各個區有區分部，又有聯絡站，區分部一派屬於王洪文，聯絡站一派屬於潘國平，他們兩個頭抓了兩條線，結果矛盾非常大，他們一天到晚去“救火”，也沒有時間坐下來討論一些別的問題，所以我請他基本上坐到康平路，便於共同討論問題，他也表示答應。 這天我主動上門與他談心，又表示了我的說法有不夠妥當的意思，他的態度也緩和下來。我發現他還是比較講道理的，但經不起別人挑，人家在他面前一挑，他就火起來了，比如過去有人在他耳朵邊講，人家是“徐老三”，你是“王小七”，奪權後你的位罝排在什麼地方？或是現在機關幹部掌權，你沒權了，他一聽，就馬上來火了。這一次也是這樣，我講了話以後，人家給他一傳，說我打擊“工總司”，支持保守勢力，他又耍脾氣了。你給他分析道理，對他表示尊重，他就馬上回過來了。這可能也是當時工農出身的人的特點。他喝醉酒時講過，你是知識分子，我是工人，我發現他們這批人都有這種思想，他們認為你們看不起我們，所以對他們稍微有點不尊重，反感情緒馬上就來了，於是產生矛盾，我和他們的矛盾是因為不同的階層，我們是知識分子，是秀才，搞筆桿子的比較多；他們屬於工人，在外面跑動，解決問題比較多，所以當時把我們看成“文武"兩幫，雖然有矛盾，但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補的，他們少不了我們，我們也少不了他們。 張春橋回來的時候，把我找到興國路招待所五號樓。我就拿《支部生活》整理的我的講話記錄以及他們這次是怎麼鬧的，最後我與馬天水兩人怎麼到他那兒做工作的經過，給張春橋作了匯報，張春橋也是不贊成王洪文這種做法的，但是他說：“我們有時候討論問題，內部議論的東西，與在外面大會上公開講的，有的是很不一樣的，這點你要注意”。他最後說，“不過，王秀珍他們到南京來找我，要給我告狀，我不是沒有見他們嗎？”他也不講我支持你的観點，就講了這麼一句。 總的來說，張春橋在這件事上，還是站在我這邊的，不過對我的做法不認同。我領會他的意思：我跟他不一樣，他對“工總司”是有恩之人。“工總司”的人對他五體投地，我跟“工總司”的人屬於平起平坐，大家一起造反的。我對自己有點估計不足，認為他可以批評的，我也可以批評。張春橋一直希望我要注意處理這方面的關係，經過這段曲折，我就注意這個問題了，從此我與王洪文在上海的關係處得非常謹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