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書展 買賣不敢 讀者自宮 商家自殘
魍魎魍魎笑傲江湖 自由閱讀悲同心死 亞洲最大的書展香港書展日前在嚴厲的批評聲中閉幕。 書展以102萬人次創歷年入場紀錄的同時，也同時創下27年以來另外幾個欠恭維的記錄： 以下是一組外媒綜述： 因出版和售賣中共權鬥和政治八卦書籍而遭到嚴厲打擊的銅鑼灣書店5人失蹤事件，對香港的政治敏感書籍出版業造成嚴厲的肅殺效應…事件令政治禁書出版業的每個環節，包括作者、印刷、發行、書商都望而卻步，甚至連賣政治八卦書賣的報檔也不敢取書。而最可怕是中國當局會搜羅讀者名單，讓每一個與書接觸的人都擔心不知何時會秋後算帳…書展上包括三聯、大眾等大型書辦社和連鎖書店的敏感時政書籍絕跡，以文化類書籍為主。不過，少數出版社仍有一些政治書籍…不同往年，政治類敏感書籍不再搶手，幾乎無人問津。此次書展的主題是武俠文學，連篇累牘的武俠文學作品和講座取代了往年敏感書籍的市場地位。有出版商表示，今年內地來買書的人減少了很多…有內地讀者透露，這幾日過海關檢查比較嚴。香港敢於出版中國政治書籍的出版商也減少了許多。此次參展的中國維權律師高智晟所著新書《2017年，起來中國——酷刑下的維權律師高智晟自述》，在香港仍找不到出版商，目前是由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與美國對華援助協會共同出版。 而除卻來自中國大陸方面的不容樂觀，從本土角度反思，香港書展歷年來政治書籍的主要供應商，次文化堂出版社社長彭志銘是這麼看的：香港現在很多作家已經自我審查，但反而大陸有一班人不斷向大陸底線、意識形態挑戰，或打擦邊球，例如有一本叫《防貪的方式》，都十分好賣。別人倒過來敢出這樣的書，香港人有沒有？一本都沒有。不要說作者，評論員都少提，真沒意思。 接下來的一個角度是內地官媒的評論：新華社日前報道：內地讀者在香港書展上的身影，近幾年越來越多…從上海專門來香港逛書展的俞先生告訴記者，這已經是他第三次參加香港書展…這種“文化之旅”特別有意義…根據貿發局的一項調查，２０１５年來自內地的參與者中，６０％左右表示他們是專程來看書展，而不是來旅遊然後順道到訪。 好，現在請偉國談談剛剛閉幕的27屆香港書展。 【讀報補丁】 有趣摘錄“無孔不入”的《環球時報》單人平評論香港書展的一些“正能量”言說《香港書展的“變與不變”都令人高興》： 第27屆香港書展20日開幕,年度主題聚焦武俠文學。由於這是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的第一次香港書展，政治八卦書籍的參展情況備受輿論關注…一些香港書商表示面對北京“拒絕退縮”…香港“政治禁書”主要面向內地人出售，來自書展上的消息說，今年書展上仍能看到一些內地人，但真正掏錢買那些“禁書”的人也少多了。有外媒分析說，銅鑼灣事件也讓內地人對帶那些書回去違法有了更多擔心。說實話，去香港書展，如果如同去了內地某個書展，那裡突出展賣的是內地“主旋律”圖書，那麼連內地人恐怕都會失望。香港畢竟是“一國兩制”中的另一制，它保持自己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特色，這是絕大多數內地人希望看到的。從報道里看到有的書商表示“不退縮”,儘管可能有些作秀，但我們還是覺得這“挺香港的”。香港是一個具有高度自由特性的社會，有自己的法制體系，那裡出版業不同於內地的自由度受法律保護，這些在過去沒有問題，將來也不應成為問題…儘管對那件事一些香港人存有爭議，陸港社會形成完全共識仍需時間，但香港書市已經開始自行反應，人們認識那件事的後續材料將一點點積累。香港書市首先是市場，所有出版商都會重視銷售利益。政治八卦書籍曾是香港書展的特色之一，但它嚴重依賴向內地銷售，總市場規模不大，成不了香港書展的重頭戲。世界大的書展沒有一個是主打政治牌的。著名的法蘭克福書展雖然也會不時搞點政治和意識形態插曲，但它的真正旗幟永遠都是文化…在開拓內地圖書市場方面，香港書商們應當展示不僅獨特、而且更富建設性的姿態。香港畢竟在制度上與內地不同，有條件成為西方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文化橋梁。這裡有巨大空間，包括利益空間。香港書商們應當打一些更漂亮的“擦邊球”，成為開拓內地人視野無可取代的窗口和渠道。
☯銅鑼灣書局☯ 《十年一夢》 徐景賢 朗讀之二十一 九．游雪濤小組解密 【注（從人稱上看，以下摘錄為註解而並非作者文字）】 游雪濤─—游 雪濤曾是個青年記者，也是個文革造反派。但是，讓他進入歷史的，不是他生花的文章，也不是他狂熱的造反行為，而是因他自個兒自發搞出來的特務活動。這個青年人顯然是曾熟讀過戴笠的發跡經歷，並且似乎也有了類似戴某人初始行事之動機與打算，而且，他還真的進行了諸多實踐；居然，他也干出了一些令人驚駭的名 堂，最終也讓他與他的行動班子─—“掃雷縱隊”與“二二四小組”，進入了當代歷史畫頁。雖然，這個青年人後來為此，也要付出十八年的監獄與勞改生涯。這個人，就是上海文革中的所謂“掃雷縱隊”與“二二四小組”的頭頭，名叫游雪濤。“掃雷縱隊”與“二二四小 組”是個什麼機構呢？是一個專為當時中央文革成員及上海市革委會負責人張春橋搜集情報的、造反派方面的特務團體。當時，在紅衛兵與其他群眾組織中，確大都 有過一種如“動態組”之類的機構，但這種“動態組”的任務與目的，卻只是關注搜集了解整理全國各地、特別是首都北京的文革發展情況，然後簡要提供給本組織 的頭頭們參考，以使自己的組織不致於在造反運動中犯下方向性錯誤。而搜集情況的手段，也主要限於從大字報、傳單及人員互相通報等幾近公開的方式，只是搜集整理的情況，比一般人了解的要專業些、細緻些而已。然而，游雪濤搞的這個“掃雷縱隊”與“二二四小組”，卻遠不是做這些名堂，而的的確確有了“軍統局”的味兒，的的確確是在進行專業的特務工作，是為張春橋在上海順利執政而予以清除隱患的“掃雷”式地下活動。因此，這個“掃雷縱隊”及“二二四小組”，確是文革中一件鮮有罕見的奇事。而更奇的是，這件事及其特務機構的建立與發展，竟全是游雪濤一個人首先主動自發搞起來的。或者說，一個原本普普通通的年輕人，利用文革的機會，居然真的做了一回戴笠夢！
游雪濤，江蘇無錫人，生於一九三五年， 文革時三十一歲，他原是上海《青年報》文藝組副組長。他的家庭很貧苦，母親二十八歲時便成了寡婦，靠她一個人做工養活了游雪濤幾兄妹。游雪濤十六歲進工 廠，二十一歲時入了黨，他憑自己在工廠里業餘刻苦學的文化，養成了愛讀書、寫文章的習慣，還特愛寫詩（這個愛寫詩的特點，常常會讓人變得浪漫，異想天開）。因為喜歡給報社投稿，最終讓報社看中，使他由工人變成了上海團市委《青年報》的記者、編輯。文革開始後，游雪濤在《青年報》社內也成了一個造反派。 但是，不象其他參加造反的人們那樣，游雪濤造反後的目標卻不在什麼“走資派”，不在《青年報》的上級即團市委，而是自個兒悄悄地物色了一些同樣對特別活動 有興趣的年輕人，組建了一個總部就設在他自己的家裡、名叫“掃雷縱隊”的地下機構，開始了一種專業的情報特務生涯。游雪濤的第一份情報，是一九六六年十月間幾經輾轉而送到張春橋的案頭的。這份以向中央文革反映情況的信件，其內容是向張反映上海話劇團某著名女演員因造反而受單位打擊的情況。當時，張進入中央文革後，正欲在上海找一些受到“劉少奇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壓制迫害的基層幹部與群眾之典型，以證明中央文革掀起造反浪潮的必要。因此，游雪濤的信及游雪濤這個人，便在張春橋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六七年元月四日，張春橋與姚文元悄悄到了上海，支持與指揮上海的造反活動。 有一天，游雪濤找到了市委機關的徐景賢，請他向張、姚轉送兩份打印的《掃雷簡報》。其 內容是反映當時上海的“走資派”們如何在隨便向造反群眾薟字發錢、刮經濟主義的情況。除了這簡報，還附有一些有關情況的照片與薟字條實物等。徐景賢看了這 《掃雷簡報》後，很為驚異，發現這些材料與游雪濤這個人都不簡單。當游雪濤告知徐，這簡報就是他的“掃雷縱隊”辦的，而且是打算專門只為張、姚二位中央首長提供服務，當然，從此以後，《掃雷簡報》將印三份，其中有一份便是送給徐參閱。游雪濤還告訴徐，他的“掃雷縱隊”，其宗旨，就是“要掃除無產階級司令部 前進道路上的一切暗雷”。其成員通過以普通群眾的身份，能方便地進入任何群眾活動大小場合，甚至，其成員還會奉他的指令，打入參加任何需要了解情況的組織與團體內部，方便地暗暗搜集一切可能有價值的情報，包括上海“工總司”在內的所有紅衛兵與造反群眾組織內部的情況，而又絕不會為他人知道。徐景賢雖總感到 這方法有點不光明，但搜來的情報確又還不錯，便默認了游的活動，並指定專人負責與游聯繫，並且也將《掃雷簡報》轉呈了給張、姚。姚文元看了一些《掃雷簡 報》後，很驚異，問徐景賢：這是個什麼人？他的材料是從哪兒弄來的？很奇怪，甚至人家的私房話、秘密話都有。徐向張、姚告知了游的身份後說，有些材料是游 派人偽裝身份，採取打進去的方法弄來的。姚聽了，便有些不大讚成此作法的意思，說：這麼做，恐怕值得考慮一下。 但是，張春橋卻相反，他說：游雪濤這個人我知道，他們‘掃雷’組織的簡報，我也看了，雖說水份有不少，但之中，也確有些值得我們參考的東西。實際上，張春橋在看到游雪濤送來的《掃雷簡報》後，便記起了這個人，同時，也認為游的作法，對他在上海全面站穩腳跟、進而以上海為堡壘影響全國的打算，確有幫助。因為，當時上海公撿法系統也亂成一鍋粥，又再沒有人能幫助他及時了解上海文革運動深層次全方位的動態，所以，他深感很需要一個有效率的耳目隊伍。隨後，張春橋即派人秘密調查了游雪濤的情況，知道游是出 身平民，無複雜背景，且又是造反的***員後，他決定使用游雪濤了。當然，張春橋也要徐景賢叮囑游雪濤：要小心謹慎，你去搞人家的特務活動，人家也會來搞你的特務活動的。受到張春橋的默許讚揚，游雪濤受寵若驚，便決 定更要放手大干。他將“掃雷縱隊”從家裡搬出，遷到市委機關接待處在湖南路一處辦公洋房內，並且擴充了人員，並配備了汽車、通訊等器材，搜集情報的手段，也有了發展。在成員擴充方面，游雪濤的能量很大，除在他熟悉的文藝界物色了大批情報員外（他妻子吳錫敏是與祝希娟很要好的上海青年話劇團演員），他的觸角 也伸向了各行各業，包括造反的大學生紅衛兵，甚至連王洪文的“工總司”內，他都發展了成員。一個叫岑麒麟的某軍工廠技術員，還是“工總司”的發起人之一， 居然也做了游雪濤的特工。結果，“工總司”高層的大小秘密會議內容，都通過游雪濤送到了張春橋的手中，使張對掌控“工總司”有了瞭如指掌的強力籌碼。但 是，此時，“掃雷縱隊”仍屬自發性團體，並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而完全憑其成員自行解決。“掃雷縱隊”的成員們之所以願意跟着游雪濤這樣做，除了他們都是些有冒險精神且狂熱性格的人之外，當時文革造反的風潮形勢允許，以及為中央首長張春橋姚文元工作的說法，無疑會使他們深覺榮幸；同時，特工活動的神秘感， 相信也是吸引他們忠心賣力的一個重要因素。上海市革委會成立後，隨着公安機關逐漸恢復正常工作，社會秩序也慢慢趨於穩定。張春橋考慮到游雪濤那套若繼續搞 下去，是不適宜了。於是，便通過已是市革委會副主任的徐景賢，將游雪濤正式公開收編，任命他為相當於市級副部長地位的市革委會群運組副組長，並囑其解散 “掃雷縱隊”，其成員或回原單位，或另行安排，有些也可以吸收到群運組工作。這也算是張春橋對游雪濤前段特工活動的獎勵。 然而，玩特工已玩出了癮的游雪 濤，卻不想就此罷手，他還想在這遊戲中繼續幹下去；同時，想來也捨不得他費盡心機組織起來的“掃雷縱隊”那班弟兄們，就此分手。於是，已擁有市革委會群運副組長高級幹部身份的他，想盡辦法，居然又成功地仍將他的特工隊伍成建制的轉到了市革委會辦公廳（即在康平路的所謂“康辦”），還得到了張春橋的妻子文靜 （時在市革委聯絡組）的支持，並由“康辦”為他們新建了一個基地：徐匯區永福路二二四號花園洋房。自此，“掃雷縱隊”便成為了人們所說的“二二四小 組”，工作性質沒變，然而，組織的“民辦”自發身份，則正式升為了“官辦”規格，活動的手段與條件，也更優越更有力了，配備了錄音設備等特務器材與槍支武 器，經費也得到了保證，甚至憑白紙條也可以報銷費用了。對此，張春橋顯然又默認了。也許他想，游雪濤畢竟是為他在服務，況且，過去的事實已證明，游的特工 情報班子，的確有些辦事效率；現在游又已是市革委會部門頭頭，有合法的官方身份，那就讓他繼續幹下去吧。游雪濤的“二二四小組”，在其兩年多的活動期間，共編送了《動態》、《動態增刊》及其他手寫的情報有三百多（期）件。之中，張春橋親自在上面批過字的就有54 件。有時張還會就情報中的某個問題，再另行召見游雪濤，予以詢問。無疑，張對游的活動仍是很為重視的。游雪濤的情報，即那些《簡報》、《動態》之類，並不是上海的隨便什麼頭頭就能看的，他只送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等極少幾個人。有的，則只送張春橋一人。而造反派頭頭王洪文，卻始終被游雪濤排除在送閱情報 的人員名單之外。游雪濤心目中只有張、姚，並沒將後來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視為穩定靠山，相反，王本人及“工總司”還是他經常搞偵察的對象。對此，王洪文在風聞游雪濤的一些活動後，特別是聽說“工總司”高層的一些情況，是被游雪濤小組剌探出去的後，更為惱火，欲予追查卻又礙於張、姚而不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