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展 买卖不敢 读者自宫 商家自残
魍魉魍魉笑傲江湖 自由阅读悲同心死 亚洲最大的书展香港书展日前在严厉的批评声中闭幕。 书展以102万人次创历年入场纪录的同时，也同时创下27年以来另外几个欠恭维的记录： 以下是一组外媒综述： 因出版和售卖中共权斗和政治八卦书籍而遭到严厉打击的铜锣湾书店5人失踪事件，对香港的政治敏感书籍出版业造成严厉的肃杀效应…事件令政治禁书出版业的每个环节，包括作者、印刷、发行、书商都望而却步，甚至连卖政治八卦书卖的报档也不敢取书。而最可怕是中国当局会搜罗读者名单，让每一个与书接触的人都担心不知何时会秋后算帐…书展上包括三联、大众等大型书办社和连锁书店的敏感时政书籍绝迹，以文化类书籍为主。不过，少数出版社仍有一些政治书籍…不同往年，政治类敏感书籍不再抢手，几乎无人问津。此次书展的主题是武侠文学，连篇累牍的武侠文学作品和讲座取代了往年敏感书籍的市场地位。有出版商表示，今年内地来买书的人减少了很多…有内地读者透露，这几日过海关检查比较严。香港敢于出版中国政治书籍的出版商也减少了许多。此次参展的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所著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酷刑下的维权律师高智晟自述》，在香港仍找不到出版商，目前是由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与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共同出版。 而除却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不容乐观，从本土角度反思，香港书展历年来政治书籍的主要供应商，次文化堂出版社社长彭志铭是这么看的：香港現在很多作家已經自我審查，但反而大陸有一班人不斷向大陸底線、意識形態挑戰，或打擦邊球，例如有一本叫《防貪的方式》，都十分好賣。別人倒過來敢出這樣的書，香港人有沒有？一本都沒有。不要說作者，評論員都少提，真沒意思。 接下来的一个角度是内地官媒的评论：新华社日前报道：内地读者在香港书展上的身影，近几年越来越多…从上海专门来香港逛书展的俞先生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参加香港书展…这种“文化之旅”特别有意义…根据贸发局的一项调查，２０１５年来自内地的参与者中，６０％左右表示他们是专程来看书展，而不是来旅游然后顺道到访。 好，现在请伟国谈谈刚刚闭幕的27届香港书展。 【读报补丁】 有趣摘录“无孔不入”的《环球时报》单人平评论香港书展的一些“正能量”言说《香港书展的“变与不变”都令人高兴》： 第27届香港书展20日开幕,年度主题聚焦武侠文学。由于这是铜锣湾书店事件之后的第一次香港书展，政治八卦书籍的参展情况备受舆论关注…一些香港书商表示面对北京“拒绝退缩”…香港“政治禁书”主要面向内地人出售，来自书展上的消息说，今年书展上仍能看到一些内地人，但真正掏钱买那些“禁书”的人也少多了。有外媒分析说，铜锣湾事件也让内地人对带那些书回去违法有了更多担心。说实话，去香港书展，如果如同去了内地某个书展，那里突出展卖的是内地“主旋律”图书，那么连内地人恐怕都会失望。香港毕竟是“一国两制”中的另一制，它保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特色，这是绝大多数内地人希望看到的。从报道里看到有的书商表示“不退缩”,尽管可能有些作秀，但我们还是觉得这“挺香港的”。香港是一个具有高度自由特性的社会，有自己的法制体系，那里出版业不同于内地的自由度受法律保护，这些在过去没有问题，将来也不应成为问题…尽管对那件事一些香港人存有争议，陆港社会形成完全共识仍需时间，但香港书市已经开始自行反应，人们认识那件事的后续材料将一点点积累。香港书市首先是市场，所有出版商都会重视销售利益。政治八卦书籍曾是香港书展的特色之一，但它严重依赖向内地销售，总市场规模不大，成不了香港书展的重头戏。世界大的书展没有一个是主打政治牌的。著名的法兰克福书展虽然也会不时搞点政治和意识形态插曲，但它的真正旗帜永远都是文化…在开拓内地图书市场方面，香港书商们应当展示不仅独特、而且更富建设性的姿态。香港毕竟在制度上与内地不同，有条件成为西方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文化桥梁。这里有巨大空间，包括利益空间。香港书商们应当打一些更漂亮的“擦边球”，成为开拓内地人视野无可取代的窗口和渠道。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二十一 九．游雪涛小组解密 【注（从人称上看，以下摘录为注解而并非作者文字）】 游雪涛─—游 雪涛曾是个青年记者，也是个文革造反派。但是，让他进入历史的，不是他生花的文章，也不是他狂热的造反行为，而是因他自个儿自发搞出来的特务活动。这个青年人显然是曾熟读过戴笠的发迹经历，并且似乎也有了类似戴某人初始行事之动机与打算，而且，他还真的进行了诸多实践；居然，他也干出了一些令人惊骇的名 堂，最终也让他与他的行动班子─—“扫雷纵队”与“二二四小组”，进入了当代历史画页。虽然，这个青年人后来为此，也要付出十八年的监狱与劳改生涯。这个人，就是上海文革中的所谓“扫雷纵队”与“二二四小组”的头头，名叫游雪涛。“扫雷纵队”与“二二四小 组”是个什么机构呢？是一个专为当时中央文革成员及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张春桥搜集情报的、造反派方面的特务团体。当时，在红卫兵与其他群众组织中，确大都 有过一种如“动态组”之类的机构，但这种“动态组”的任务与目的，却只是关注搜集了解整理全国各地、特别是首都北京的文革发展情况，然后简要提供给本组织 的头头们参考，以使自己的组织不致于在造反运动中犯下方向性错误。而搜集情况的手段，也主要限于从大字报、传单及人员互相通报等几近公开的方式，只是搜集整理的情况，比一般人了解的要专业些、细致些而已。然而，游雪涛搞的这个“扫雷纵队”与“二二四小组”，却远不是做这些名堂，而的的确确有了“军统局”的味儿，的的确确是在进行专业的特务工作，是为张春桥在上海顺利执政而予以清除隐患的“扫雷”式地下活动。因此，这个“扫雷纵队”及“二二四小组”，确是文革中一件鲜有罕见的奇事。而更奇的是，这件事及其特务机构的建立与发展，竟全是游雪涛一个人首先主动自发搞起来的。或者说，一个原本普普通通的年轻人，利用文革的机会，居然真的做了一回戴笠梦！
游雪涛，江苏无锡人，生于一九三五年， 文革时三十一岁，他原是上海《青年报》文艺组副组长。他的家庭很贫苦，母亲二十八岁时便成了寡妇，靠她一个人做工养活了游雪涛几兄妹。游雪涛十六岁进工 厂，二十一岁时入了党，他凭自己在工厂里业余刻苦学的文化，养成了爱读书、写文章的习惯，还特爱写诗（这个爱写诗的特点，常常会让人变得浪漫，异想天开）。因为喜欢给报社投稿，最终让报社看中，使他由工人变成了上海团市委《青年报》的记者、编辑。文革开始后，游雪涛在《青年报》社内也成了一个造反派。 但是，不象其他参加造反的人们那样，游雪涛造反后的目标却不在什么“走资派”，不在《青年报》的上级即团市委，而是自个儿悄悄地物色了一些同样对特别活动 有兴趣的年轻人，组建了一个总部就设在他自己的家里、名叫“扫雷纵队”的地下机构，开始了一种专业的情报特务生涯。游雪涛的第一份情报，是一九六六年十月间几经辗转而送到张春桥的案头的。这份以向中央文革反映情况的信件，其内容是向张反映上海话剧团某著名女演员因造反而受单位打击的情况。当时，张进入中央文革后，正欲在上海找一些受到“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迫害的基层干部与群众之典型，以证明中央文革掀起造反浪潮的必要。因此，游雪涛的信及游雪涛这个人，便在张春桥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九六七年元月四日，张春桥与姚文元悄悄到了上海，支持与指挥上海的造反活动。 有一天，游雪涛找到了市委机关的徐景贤，请他向张、姚转送两份打印的《扫雷简报》。其 内容是反映当时上海的“走资派”们如何在随便向造反群众莶字发钱、刮经济主义的情况。除了这简报，还附有一些有关情况的照片与莶字条实物等。徐景贤看了这 《扫雷简报》后，很为惊异，发现这些材料与游雪涛这个人都不简单。当游雪涛告知徐，这简报就是他的“扫雷纵队”办的，而且是打算专门只为张、姚二位中央首长提供服务，当然，从此以后，《扫雷简报》将印三份，其中有一份便是送给徐参阅。游雪涛还告诉徐，他的“扫雷纵队”，其宗旨，就是“要扫除无产阶级司令部 前进道路上的一切暗雷”。其成员通过以普通群众的身份，能方便地进入任何群众活动大小场合，甚至，其成员还会奉他的指令，打入参加任何需要了解情况的组织与团体内部，方便地暗暗搜集一切可能有价值的情报，包括上海“工总司”在内的所有红卫兵与造反群众组织内部的情况，而又绝不会为他人知道。徐景贤虽总感到 这方法有点不光明，但搜来的情报确又还不错，便默认了游的活动，并指定专人负责与游联系，并且也将《扫雷简报》转呈了给张、姚。姚文元看了一些《扫雷简 报》后，很惊异，问徐景贤：这是个什么人？他的材料是从哪儿弄来的？很奇怪，甚至人家的私房话、秘密话都有。徐向张、姚告知了游的身份后说，有些材料是游 派人伪装身份，采取打进去的方法弄来的。姚听了，便有些不大赞成此作法的意思，说：这么做，恐怕值得考虑一下。 但是，张春桥却相反，他说：游雪涛这个人我知道，他们‘扫雷’组织的简报，我也看了，虽说水份有不少，但之中，也确有些值得我们参考的东西。实际上，张春桥在看到游雪涛送来的《扫雷简报》后，便记起了这个人，同时，也认为游的作法，对他在上海全面站稳脚跟、进而以上海为堡垒影响全国的打算，确有帮助。因为，当时上海公捡法系统也乱成一锅粥，又再没有人能帮助他及时了解上海文革运动深层次全方位的动态，所以，他深感很需要一个有效率的耳目队伍。随后，张春桥即派人秘密调查了游雪涛的情况，知道游是出 身平民，无复杂背景，且又是造反的***员后，他决定使用游雪涛了。当然，张春桥也要徐景贤叮嘱游雪涛：要小心谨慎，你去搞人家的特务活动，人家也会来搞你的特务活动的。受到张春桥的默许赞扬，游雪涛受宠若惊，便决 定更要放手大干。他将“扫雷纵队”从家里搬出，迁到市委机关接待处在湖南路一处办公洋房内，并且扩充了人员，并配备了汽车、通讯等器材，搜集情报的手段，也有了发展。在成员扩充方面，游雪涛的能量很大，除在他熟悉的文艺界物色了大批情报员外（他妻子吴锡敏是与祝希娟很要好的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员），他的触角 也伸向了各行各业，包括造反的大学生红卫兵，甚至连王洪文的“工总司”内，他都发展了成员。一个叫岑麒麟的某军工厂技术员，还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 居然也做了游雪涛的特工。结果，“工总司”高层的大小秘密会议内容，都通过游雪涛送到了张春桥的手中，使张对掌控“工总司”有了了如指掌的强力筹码。但 是，此时，“扫雷纵队”仍属自发性团体，并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而完全凭其成员自行解决。“扫雷纵队”的成员们之所以愿意跟着游雪涛这样做，除了他们都是些有冒险精神且狂热性格的人之外，当时文革造反的风潮形势允许，以及为中央首长张春桥姚文元工作的说法，无疑会使他们深觉荣幸；同时，特工活动的神秘感， 相信也是吸引他们忠心卖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上海市革委会成立后，随着公安机关逐渐恢复正常工作，社会秩序也慢慢趋于稳定。张春桥考虑到游雪涛那套若继续搞 下去，是不适宜了。于是，便通过已是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徐景贤，将游雪涛正式公开收编，任命他为相当于市级副部长地位的市革委会群运组副组长，并嘱其解散 “扫雷纵队”，其成员或回原单位，或另行安排，有些也可以吸收到群运组工作。这也算是张春桥对游雪涛前段特工活动的奖励。 然而，玩特工已玩出了瘾的游雪 涛，却不想就此罢手，他还想在这游戏中继续干下去；同时，想来也舍不得他费尽心机组织起来的“扫雷纵队”那班弟兄们，就此分手。于是，已拥有市革委会群运副组长高级干部身份的他，想尽办法，居然又成功地仍将他的特工队伍成建制的转到了市革委会办公厅（即在康平路的所谓“康办”），还得到了张春桥的妻子文静 （时在市革委联络组）的支持，并由“康办”为他们新建了一个基地：徐汇区永福路二二四号花园洋房。自此，“扫雷纵队”便成为了人们所说的“二二四小 组”，工作性质没变，然而，组织的“民办”自发身份，则正式升为了“官办”规格，活动的手段与条件，也更优越更有力了，配备了录音设备等特务器材与枪支武 器，经费也得到了保证，甚至凭白纸条也可以报销费用了。对此，张春桥显然又默认了。也许他想，游雪涛毕竟是为他在服务，况且，过去的事实已证明，游的特工 情报班子，的确有些办事效率；现在游又已是市革委会部门头头，有合法的官方身份，那就让他继续干下去吧。游雪涛的“二二四小组”，在其两年多的活动期间，共编送了《动态》、《动态增刊》及其他手写的情报有三百多（期）件。之中，张春桥亲自在上面批过字的就有54 件。有时张还会就情报中的某个问题，再另行召见游雪涛，予以询问。无疑，张对游的活动仍是很为重视的。游雪涛的情报，即那些《简报》、《动态》之类，并不是上海的随便什么头头就能看的，他只送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极少几个人。有的，则只送张春桥一人。而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却始终被游雪涛排除在送阅情报 的人员名单之外。游雪涛心目中只有张、姚，并没将后来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视为稳定靠山，相反，王本人及“工总司”还是他经常搞侦察的对象。对此，王洪文在风闻游雪涛的一些活动后，特别是听说“工总司”高层的一些情况，是被游雪涛小组剌探出去的后，更为恼火，欲予追查却又碍于张、姚而不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