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正房褒贬善恶  炎黄子孙嚣张无比野种挟伪乱真

 犹如海派清口创始人周立波小品中调笑的：共产党人的英勇牺牲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打不死”的关键因素，除了最后一次党费，绝密情报等高于生命的身外之物尚未上交之外，当代党史赫然惊蛰《炎黄春秋》被“行刑式”家法凌迟若干年后迟迟不倒的“新常态奇迹”，从九死一生，到生不如死，到如今的死而复生后的执意求死。俨然是当下传媒娱乐化时代的一道猩红风景线。

八九6.4后操作酝酿，1991年创刊，25岁的《炎黄春秋》，花样年华遇人不淑，安乐死未遂竟成植物人，目睹着狂蜂浪蝶上下其手擄掠姦淫，却只能：干瞪着大眼苦难言，空挣着双手冤难伸。

跨越江胡习三朝的《炎黄春秋》生死劫，在时下傻逼当道的王宝强世代，虽暂成新闻热点，但终为一道稍逊即逝的过眼云烟。

云雾散尽之前，这本长期以来竟能盈利的“小众”杂志，还是招来一群鸡同鸭讲红心红胆的红眼病人……

我们请伟国谈谈这一奇特京城轶事。

【读报补丁】

 “《炎黄春秋》风向大转，拉拢强硬派作者唱赞歌” 《纽约时报》 储百亮  2016年8月18日

•  周二，被免去《炎黄春秋》副总编辑职务的王彦君拿着最新一期杂志，上面仍写着他和被新管理层免职的其他编辑的名字。为了夺回控制权，几名前编辑正试图起诉杂志的政府主管单位。 北京——在其近25年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历史杂志《炎黄春秋》一直受到温和的自由派人士的高度喜爱，也受到崇尚毛泽东的人同等程度的厌恶。他们斥责杂志是批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离经叛道者的避难所。但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意识形态的风向已经大转，这个转变程度之大的信号之一是，最近接管该杂志的官员在拉拢毛派及那些长期以来蔑视杂志的民族主义作家。几位知名的强硬派善辩者参加了杂志社新管理者周一召开的会议。《炎黄春秋》曾是发表中国自由主义政治观点的所剩无几的刊物之一，吴伟说，杂志的新主人看来很可能会把它改造为忠实捍卫中共正统的喉舌。吴伟继续担任杂志的执行主编，但他在与一些人一起试图挽救杂志的独立性。“这次会议表明，他们想让那些与《炎黄春秋》所代表的东西完全对立的人为杂志供稿，”吴伟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希望把《炎黄春秋》变成一个只唱赞歌的出版物，只讨论正面的东西，不触及负面的东西。”中国的杂志必须有政府批准的赞助者，《炎黄春秋》由来自政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是在2014年从一个更同情杂志的、以自由派为宗旨的协会手中接管杂志的。今年7月，中国艺术研究院宣布调整杂志的编辑班子，杂志的编辑部认为该做法违反了合同，合同规定人事问题由编辑部决定。一位受邀参加周一会议的强硬派作家是郭松民，他在庆祝杂志更换意识形态卫道士时提到了毛泽东。“参加作者恳谈会，心情微觉异样，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郭松民在受欢迎的微博网站上写道，他引用的是毛泽东1954年写的一首词。另一位毛泽东和共产党统治的著名支持者司马南表示，他也收到了参加会议的邀请，但没有出席，因为他以为邀请是个玩笑。“我接到通知时已经很晚了，也不认识那个给我发通知的人，”司马南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还以为那是个玩笑。我从来没给《炎黄春秋》写过东西。他们怎么会邀请我呢？不可能。”其他出席会议的作家包括戴旭，他是解放军的空军退役军官，他呼吁中国在解决南海和其他地区的领土争议问上，要敢于诉诸武力。另一名作家是李北方，他说那些曾经保护杂志的退休官员应该受到惩罚，包括最近被撤职的杂志创刊人兼社长杜导正，以及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李锐后来成为一名倡导民主化的人士。“政治问题要政治解决。”李北方在微博上写道。“对违反纪律的杜导正李锐等人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取消离休待遇。”“炎黄春秋”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词语，大概意思是“中国通志”。这份月刊经常挑战审查制度，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录、对毛泽东时代罪行的研究，以及呼吁政治自由化的文章。然而，杂志的前执行主编洪振快表示，新编辑和强硬派之间的会议表明，《炎黄春秋》可能会成为大力宣扬民族主义和毛派言论的一个平台。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它们重新受到欢迎，获得了影响力。“的确有这个可能，”洪振快接受采访时说。周一当天，北京的一家法院维持原判，责令洪振快为质疑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有名的英雄故事的真实性公开道歉。“邀请这些人参加会议就是请他们投稿，”洪振快说。“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炎黄春秋》的新任编辑在意识形态方面是否会走到这一步还有待观察。他们仍与自由派编辑和发行人员斗得不可开交。后者要么被免职，要么和新班子划清了界线。这些人说，新班子接管杂志的方式是非法的。这些自由派编辑试图向法院提起申诉，但迄今为止，尚没有法官同意正式受理他们的案件。吴伟表示，周二当天，他们试图提起新的申诉，但法院官员表示他们要等到一周后才能知道法院是否会受理。中国的审查制可能会迅速、决绝得令人目眩。但有时候，它可能也会表现出不急不慢却又不可阻挡的态势，就像一步一步制服《炎黄春秋》那样。这本杂志也许会给其他质疑党的官方路线的出版物树立榜样。在2002年，现任职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汉学教授林培瑞将中国的审查制比作“枝形吊灯里的大蛇”，通过鼓励自我审查的含蓄威胁来发挥作用。林培瑞教授在电子邮件中表示，看上去“原则和2002年时一样，最大的不同仅仅是自我审查的观念更加根深蒂固，现在被视为‘正常’”。他还表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情况比2002年更糟糕。现在整个年轻一代接受了禁区是正常的。”《炎黄春秋》长期充当的角色，是一份为希望中国逐步走向政治自由化的退休共产党官员服务的杂志。但本月，《炎黄春秋》8月刊面世。这是新编辑控制下的第一期杂志。它变得温和起来，之前吸引读者的那类尖锐言论不见了。“他们不想停刊，而是想改变它的性质，”身处困境的执行主编吴伟说。“我们只能诉诸法律来捍卫我们的权利。但你知道的，在中国，我们通过法院取胜的几率非常低。但我们还是要试一试。”尽管中国政府尚未公开评论围绕《炎黄春秋》控制权而起的这场纷争，但退休军官戴旭认为，毫无疑问，这些变化是在官方命令的作用下推进的。“有关部门整肃此刊，正本清源，”戴旭在微博上赞许地写道。“虽然来得晚些，但仍然是值得点赞的。”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二十五

 事情就这样慢慢地积累起来，四月初，上海街头已陆陆续续地出现了大标语：“打倒扬，余、傅，揪出黑后台。”我们理解扬、余、傅的后台可能是指中央的老帅，还没有把黑后台想到上海来，当时张春桥的军队职务还不怎么高，最多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我们想，不可能成为代总参谋长等人的“黑后台”。

上海活学活用毛着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过后，《文汇报》，《解放日报》毎天都是几版几版地发讲用稿和消息，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新华社认为这是地方活动，没有在全国发消息。接着，报纸上出现张春桥到江苏、浙江去参加当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的报道，新华总社在发稿时，都没有提到他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但是在报道其它人如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许世友时，提到他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而对出席祝贺的张春桥，只说他是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

“四．一二”炮打后，我问过张春桥，我说：“你参加江苏、浙江两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时，报道中怎么没有你中央文革和南京军区的两个身份？”张春桥说： “他们新华社记者倒是写上去的，但审稿时让我删掉了，因为中央没有授权我以中央文革的身份去祝贺、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以兄弟省市负责人身份去的。”这样，又引起一些人的怀疑。朱锡琪曾问我：“报道中怎么没有写张春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身份，”又说，“你看，到现在为止新华社也不发我们上海市积代会的稿了，我要上海新华分社发稿到总社，他们还是没发。”

还有一件事，当时第二军医大学内部有两派，一派“红旗”，另一派“红纵”。“红纵”在上海支持造反派打倒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支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支持上海夺权，“红旗”没有支持。但是“红纵”在北京要打倒邱会作，正好与“红旗”相反，“红旗”是保邱会作，拥护林彪的一派。张春桥和我们比较倾向“红纵”，市革命委员会开全体委员会议，都把“红纵”请来。“红旗”感到疏远他们，对张春桥不满，他们刷出“揪出扬，余、傅的黑后台”的标语，署名是“三军无革派”，朱锡琪在筹备“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了代表大会”时与“红旗”的人接触、他同意“红旗”观点，坚决反对炮打邱会作，邱会作当时是解放军总后负责人，也是林彪心腹，朱锡琪几次表示，市革命委员会不能光与“红纵”联络，也要把“红旗”吸收进来。

四月七日，《北京日报》发表《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的社论，提出“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的口号。朱锡琪要求转载这篇社论，我认为，从林彪讲话和中央几个领导人的讲话中看不出还要揪黑后台的进一步动作，所以我说：“《北京日报》是北京的地方报纸，不是中央的《人民日报》，也不是新华社和《解放军报》，他要揪出杨、余、傅的黑后台是什么人，不明确，我不同意转载。”这样，朱锡琪对我也很不满意，认为我压制他们捕捉到的新动向。

接着，《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用保密机给朱锡琪打了一通电话。艾玲说，北京学生也在传说张春桥是叛徒，还说是陜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 春桥是叛徒”霍士廉曾做过浙江省副省长，后来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当时也已经靠边，这个说法传出来，朱锡琪很相信，艾玲还通过保密机给朱锡琪传来一条很重要的消息，说她丈夫贺瑞林在总参二部能看到中央的传阅文件，中央传阅文件后面附有中央传阅名单，贺瑞林告诉艾玲，这个名单里有姚文元，没有张春桥，这条消息传来，使朱锡琪吃准张春桥有问题。

四月十一日深夜，朱锡琪在《文汇报》开了一个范围极小的会，分析形势，议论的内容是上海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着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新华社为什么不发报道？《人民日报》为什么几个月不转载上海的社论？北京三月—十七日十万人大会为什么张春桥没有去参加？江苏省、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时候，张春桥为什么没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头衔？为什么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提出要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为什么上海没有人参加北京“三．二四”，“三．二七”大会？提了好多怀疑，然后议了一个《十个为什么》的传单，署名是“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为什么战斗队”。文人搞炮打，还是有水平的，在传单里没有指名道姓，都是用暗指的方法。所以现在我看见好多人的文章里提到“四．—二”《文汇报》写的传单上公开点名张春桥怎么怎么，这完全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他们几个人高明的地方就在这里，连最后提的口号都是“誓死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以前的口号都是“誓死保卫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他把“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几个字拿掉了。人家一看，马上会产生一种联想。他们基本上用文字战的办法来写这份传单，署名是“为什么战斗队”。传单写好后，连夜印刷，用很大的字印成大张，到处张贴、散发。

月十二日清晨，我正在睡觉，原来写作组的朱维铮把我叫醒，他已经从墙上揭了一张传单给我。我一看，这明显把矛头指向张春桥。我急忙把传单给张春桥送去，他还没有起床，我叫他秘书来拿。我这里到处告急，八点钟上班时间还没到，很多人已围在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大楼前，贴大标语的有很多是穿军装的。他们拿着浆糊桶，从市革会大楼一路贴来，一直到“工总司”（总工会）大楼，穿军装的人贴标语时，把领章，帽徽都拿下来，表示他们不是现役军人。当天，大标语铺天盖地贴了很多。王洪文给我打电话说“我问这些贴标语的人是什么单位的，他们不肯回答。大标语后面的署名都是‘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我把情况不断地报告给在兴国路的张春桥，他秘书来来回回，一会儿拿标语，一会儿拿外面情况材料，一会儿拿电话记录。

上午九点钟左右，朱锡琪肩上挂着军用背包，晃晃悠悠地来到康平路院子里，他是来观察动向，看看有什么反映的。我马上把他叫到办公室：“朱锡琪，你搞什么名堂？

他笑着说：“不要紧张嘛，杨、余、傅的黑后台谁都可以揪的嘛。”我说“你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要揪的是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你跟谁打过招呼了？”我把“为什么战斗队”的传单拿给他看，并说：“你看看，你干了些什么事情？”

他说：“我们传单上又没有点名。你看，传单上打什么人的名字吗？没有啊。周总理说过，除了毛主席，谁都可以怀疑。”我吃了一惊，什么时候周总理讲过这种话。朱锡琪很神秘地笑笑，摇出两个宽门牙，说：“我是从北京红卫兵小报上看到的。写传单，谁都有这个自由嘛。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写呢？”

我说：“你还讲自由啊？你究竟还是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当天，我给他气得声音都有点发抖，我们两人正在房间里吵的时候，马天水来了，他看到我们两人造反派对造反派，谁也不买谁的账，也不好参加进来。

朱锡琪说：“我为什么不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谁也没有资格撤我的职！”声音响得有些嘶哑了。

说“那好，现在春桥同志还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吧，中央也没有罢他的官，我们没有接到中央通知，你也是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你现在跟我到他那里去，汇报汇报你们的活动，这总可以吧。”

马天水一听，觉得这是一个办法：“对，我们一起去，把问题谈谈淸楚。”我马上拿起电话，直拨兴国路的电话号码，朱锡琪一看急了，他把背包往肩上一送，说：“我不去。”把门拉开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