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祝中国共产党福特基金会委员会成立 本台报道：中国政府发布文件，规定在所有的非政府组织内设立共产党小组或党委，以加强共产党对社会组织中的掌控。 中国官方新华社8月21报道，中共中央及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强调加强党对社会组织工作的领导。该《意见》提出，要“加大社会组织的党组织组建力度，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对符合具备条件的分支机构，督促其及时建立党组织”。 此意见严格来说并非“前无古人”——一年前的6.4《纽约时报》以耸动大标题《习近平要求NGO成立党组织》做过近似报道，不同的地方只是，前者为中南海印发的正式“意见”；后者为政治局作出的党内“决定”。 至于这一不可逆转的“决定，意见”一旦实施后可能出现一揽子近乎荒诞的“皮试过敏”，“决定”没有给出具体决定，“意见”尚未发表详细意见。 本台记者引述四川成都的民间NGO组织“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说：“我们天网欢迎政府在这里设立党支部，我们的义工也有不少党员，希望党支部的设立会推动我们的人权工作…现在还不清楚，民间组织的中共党支部书记是上级党领导空降，还是由民间组织内的党员选举产生，以及…还有党建的经费从哪里来？是民间组织自己掏钱？还是政府开支？这些都不清楚？” 【读报补丁】 习近平要求NGO成立党组织 《纽约时报》狄雨霏 2015年6月4日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二十六 张春桥奉召飞往北京
我们几个人，王少庸、马 天水、我，王承龙都在办公室里议论这件事。张春桥打电话来叫我们到他那里去。那天，张春桥很特别，特意叫理发师给他理发，刮脸，显得镇定沉着，他看见我们 很着急，就对我们笑了笑，请我们坐下，说：“不要紧，他们劲头还挺大的。我刚才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文汇报》转载的《北京日报》社论，里面提到要揪出 各地的谭震林式的人物，广播员兴奋得连声音都变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我们看到张春桥谈笑风生，镇定自若的样子，显得他总有什么底，也放心不少、我们说：“上海的动向应该让中央知道，文元同志是否知道上海的情况，是不是给他打个电话，特别是把军队里有人炮打张春桥的情况告诉他，看看他有什么意见？”我们就在张春桥办公室给姚文元打了电话。 姚文元非常吃惊，说：“我还不知道这情况，我马上向江青同志汇报。”过了十五分钟，姚文元回电说“江青同志非常重视上海发生的事情，特地向春桥同志问好。关于军队里有人参加炮打的问题，江青同志说，她马上找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谈这件事。” 我感到姚文元对这件事很 重视，我脑子里一转：为什么找李作鹏呢？第一，因为这里涉及到保邱会作还是反邱会作的问题，找邱会作不方便。第二，前两天张春桥大会讲话的时候，把余立 金错说成吴法宪，把吴法宪也扯进来，所以这些人都不便找。李作鹏是海军第一政委，又是军委办事组成员之一，可以找他。我们一听江青出来保张春桥，心里就比较定了。但我觉得光是姚文元、江青还不够，是不是向毛主席，中央正式报告此事。我知道，张春桥自己不便提出，由我出面比较方便，所以我对张春桥说：“是不是给毛主席、中央发份电报，把上海的情况写一写，我来起草。”张春桥没有表示反对，感觉到我的考虑还是挺周到的。 我离开兴国路回到康平路，独自写了份绝密电报，把上海炮打张春桥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形势，特别是有穿军装的人上街刷标语、大字报，参与炮打的动向，都写了进去。电报写好后，我自己签发，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义通过机要室火速发给中央、毛主席。电报发好后，回到康平路，碰到王洪文带了“工总司”一批头头来，他们商量要反击。我把朱锡琪他们炮打的情况以及张春桥的意见告诉他，有一条意见比较明确，即不要组织搞反击，一搞反击强的话，马上会变成两大派打内战。 王洪文说：“我们假如不明确地反炮打，基层造反派可能就乱套了。”王洪文告诉我：“‘工总司’内，有人已动摇了，比如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张宝林、就在围墙上跟着《文汇报》‘为什么’战斗队刷标语，不承认上海市革委会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了。” 我与王洪文谈话的时候，正好收到一张四月十二日出版的《文汇报》，第三版上全文转载《北京日报》社论，社论题自是《彻底粉碎‘二月逆流’的新反扑》。第三版还用通栏大字标着五句 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靑同志！”连保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也没有了，张春桥、姚文元当然更不提了，我对王洪文说：“你到总工会大楼上面挂一条标语下来，写上‘誓死保卫毛主席亲自支持的、以张春桥、姚文元为首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样一来，上海所有的人就能看见你们‘工总司’的态度。我们打标语战，不搞反击。” 那天下午，中央派专机到上海把张春桥接到北京，我很淸楚，这肯定是我们给中央发的电报以及姚文元向江青汇报的结果。张春桥临走前，要我们对他去北京一事对外暂时保密，张春桥走后，我乘车到外面兜，街上炮打的大标语很多，署名大都是化名，南京路上的人比平时多好几倍，学生很多，特别是复旦大学的，拿着浆糊桶，从学校贴到最热闹的马路上，不光墙壁上，连商店橱窗上都贴满大标语。标语的内容都升级了：“揪出杨、余、傅的后台张春桥！”“打倒大叛徒张春桥！”张春桥的名字被倒过来，划上红圈圈，打着大叉叉。具名是“复旦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看热闹的人跟着贴标语的人，在路上挤来挤去。我的车从外滩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大楼兜到南京路，慢慢走不动了，到浙江路口，各种各样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议论的、看标语的、贴标语的，一片乱哄哄。车辆被堵在那里，排成长队，到第一百货商店门口，车彻底停住了，外面都是人，我把车窗上的窗帘拉起来免得人家看到。几个年轻人跑到车头前面，出于好奇，看后排坐着什么人，一个人叫起来：“徐景贤！徐景贤！”一叫，大家都想看看徐景贤跑到这里来干什么，便都围上来，警卫员坐在前面连忙把两边的车门保险按住，挥手让他们走，我装得很严肃，不露出任何情绪化的东西，但是我很尴尬：人家在炮打张春桥，我在南京路上做什么，十分引人注目，好象在凑热闹。后来警卫员对司机说：“无论如何要冲出去。”驾驶员拼命揿测叭，整整用了十几分钟，才冲出一段，后来警察来了，把人排开，我才冲出“重围”。 回到康平路办公室，临近下班时，东海舰队送来一份电话纪录，海军第一政委，中央军委办事组李作鹏同志的三点电话指示：第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第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第三，不要搞反击。电话指示先传到东海舰队，东海舰队再给我们传来。很多书上写着，那天吴法宪乘飞机到上海，传来四条指示，没有这回事，吴法宪在这事里没有出现过。 除了李作鹏的三条指示，我也接到复旦大学空四军军宣队的电话报告，说他们接到空军通知，已向学生们明确表态，反对炮打张春桥。复旦军宣队负责人是方耀华，因为复旦大学是当时炮打最猛烈的地方，他们的表态起了阻止炮打的作用，我知道李作鹏的电话指示和空军的通知都是中央的态度。这时，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上海政宣系统群众思想非常混乱，因为政宣组组长朱锡琪主张炮打。政宣系统分成两派，反对炮打的一派要求与《文汇报》和朱锡琪辩论，我一听，既然李作鹏和空军的指示都来了，我手里有了王牌，政宣系统要搞辩论，我说：“那好，我们连夜召开宣传文化系统大型辩论会，通知朱锡琪他们到场。”我和王少庸，马天水商量：“今天晚上有一场辩轮，早上朱锡琪特地到这里，态度强硬，我们准备晚上跟他们面对面干，我是要去参加的，看看还有什么人要去。”王少庸说，他和王承龙在康平路留守，马天水自告奋勇地说：“我和老徐一起去。”王少庸说：“是不是请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高志荣也一起去。”我说：“好，建议在会上由他传达东海舰队收到的李作鹏三点电话指示。” 那天晚上，在外滩市革会底楼大厅召开辩论会。我、马天水、高志荣出席会议，在主席台长桌前就座，会场里座无虚席，四周过道上都站满了人。来的不但是政宣系统，文化系统各驻沪代表，而且还有工交组、财贸组、科技组、地区组、郊区组等系统的代表。朱锡琪带着《文汇报》“星火燎原”造反总部的人坐在前面第一排，当天我主持会议，宣布辩论会开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