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能量避走红毛毯 歪嘴僧五迷三道经

 “经是好经，让歪嘴和尚念歪了。”

G20 关门大吉。

最忆西湖那些事儿：先是双方安全人员言语肢体冲突；然后出现了红地毯事件：中方众多喉舌幸灾乐祸“奥巴马连安倍的待遇都不如，唯一不予红地毯迎接的G20国家元首；西方媒体则透露某种原因令奥巴马拒走铺有红地毯的主悬梯而改走边门。

终场压轴戏，是主办国元首的宽衣丑闻。

一个很普通的读错稿事件，怎么就引起全世界华人的奚落嘲笑？

想起了阮玲玉的“人言可畏”。

也看出了俺们国家主席是多么普世价值般的招惹世人嫌恶和厌弃。

此外还有一个《闲话上海》认为更丑恶的现象——宽衣丑闻酿口舌之快之第一时间，有心人在网上“汉语大词典”搜到并截图这一典故的正确出处“通商宽农”。但几天后事态发酵，此网站小编竟然把正确的“农”，改为大大口中的“衣”。至今依然如是。

吓，原来马屁还可以这么倒过来拍的！

请伟国分析予以析。

【读报补丁】

 《“读经运动”造就庸才 输光孩子的青春》09/08 人民日报

• 花了10年时间背诵了30万字的儒家经典，结果竟然连常用字都认不全，一篇八百字的作文错字连篇，而且丧失了读书的兴趣，出现严重的心理疾患……近日媒体报道读经少年的求学经历引发各界关注。曾几何时，这些脱离现行教育体制的学生及其家长被视为勇士，但事实证明：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赌博，输光了孩子的宝贵青春后，造就了一批庸才与废物。我们不能指责学生，毕竟这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但我们必须说，主张孩子脱离正规学校教育去读经的家长难辞其咎，是家长的狭隘偏激毁掉了孩子的青春岁月……

  为什么说“读经运动”只能造就庸才？这是因为“读经运动”从根本上违反教育规律、违反认知规律，是注定要失败的。

☯铜锣湾书局☯

《十年一梦》

徐景贤

朗读之二十八

 
如此一来，全市的炮打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天开始，连续开了几次政宣系统的批斗会，朱锡琪到场受批判。我和马天水、王少庸等人商量，不能让他再领导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要他回《文汇报》继续接受批判。我们决定调上海警备区的政委绳树珊到政宣组主持工作。

另外，《文汇报》不能再让朱锡琪负责。我和王洪文、王承龙商量，外面派人进去不好，还是要《文汇报》自己的力量继续主持工作。朱锡琪、邵传烈、周国荣三个造反头头中，邵传烈态度较好，平时与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他的文字比较好，我曾把他调到整党、建党领导小组，参与起草“九大”党章的草案，同时在整党、建党领导小组专门编写过演 示文稿。这样，我们连夜把邵传烈找到康平路个别谈话，批评他卷进"四．一二”炮打的错误。邵传烈跟我们讲他思想演变的过程，特别讲到艾玲用红机子从北京给他们传消息，使他相信了张春桥有问题，他表示忏悔，流着泪向我们检讨，承认错误。我们当场要他把《文汇报》的编辑担子挑起来，但是叮嘱他，凡是遇到重大问题，必须随时向市革命委员会请示，邵传烈答应照办，以后，《文汇报》每 天版面的定稿情况他都用红机子打电话向我汇报，请示得非常频繁。

最使我们不能容忍的是在市革命委员会要害部门出了“动摇分子”。市革命委员会组织组组长，原在市委组织部造反，是部队转业干部，道个人给王承龙看中，王承龙让他掌管市革会组织组，这个组里还有几个负责人，是市监委，市人事局的原造反派。这些人得到王承龙的信任，王承龙还提名有些人做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谁知这个组织组组长在外面炮打的关键时刻倒戈了，他和几个头头商量，私自从档案保险柜里找出张春樯档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档案材料的正本已被中央调走，上海只留下他们档案材料的简本。外面传说张春桥是叛徒，从档案简本里看不出什么名堂。于是他们又擅自翻阅张春桥妻子李文静的档案，看到李文静被日军俘虏，后来投敌为日本人效劳的历史情况，这几个组织组负责人看了以后，还议论过，本来他们认为这是秘密地看档案，不会对外泄漏，谁知道外面炮打的形势逆转以后，有人就出来告发这事。

几个组织组负责人偷看市领导及李文静档案的事被揭后、我们非常生气，怎么会出这种事情？王承龙有苦说不出，王洪文与我商量，要发动群众揭组织组的盖子，王少庸提出，在那里的市领导人的档案，不光是张春桥、姚文元，包括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王承龙的，都要拿回来；假如有文静和姚文元妻子金英的档案，也要抽出来，加上封条送到他办公室锁进保险箱，不然，那里要是再看怎么得了？这样，我和办公室负责人朱玉佩两人进入档案室，指令组织组一工作人员打开一个个铁柜，看到《张春桥档案简本》和《姚文元档案简本》，我也很紧张，不敢打开看，我说：“赶快把它封起来。”这样，好几个工作人员把这两个档案简本和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承龙的档案，还有王洪文的新档案袋，都捆起来，然后用封条封好，由我和朱玉佩两人监督，押送到王少庸办公室。王少庸叫人当着我们的面把档案放进他的保险柜里封起来，免得以后有人从中收集炮打的材料。

接着，王洪文对我说：“市革会组织组这样不行，我要派人进去。”实际上，王洪文觉得他掌管的部门比较少，组织人事大权很重要，他认为抓权的机会来了。他说：“我要派一个工人出身的到组织组，机关里的人关键时刻就动摇，我不放心。”我本来对王承龙独揽组织大权不满意，认为他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此我在那一刻是支持王洪文的，我说：“你派人进去，我同意。”马天水和王少庸一看，我和王洪文都主张派工人代表进去，也同意了。王承龙吃了一记闷棍，这样，王洪文就派他最信任的金祖敏到市委组织组做一把手。

金祖敏原是闵行地区上海电机厂工人，党龄和工龄都比较长，三十多岁，曾在车间担任工段长，造反以后，曾在“工总司”闵行联络站工作，金相敏为人谨慎，不像王洪文别的小兄弟在外面冲冲杀杀，强头倔脑，经常惹出乱子。王少庸在上海电机厂搞过“四清”，也认识金祖敏，王洪文一提出来，王少庸也接受。我和王洪文一起到市委组织组宣布金祖敏担任一把手，从此以后，上海组织人事大权从王承龙手里转移到王洪文手里。

接着，我们在上海连续不断地开会，肃淸炮打中央文革、炮打张春桥的“流毒”。我在延安西路二○○号文艺会堂的上海群众组织负责人大会上，详细介绍了这次炮打经过，批判了以朱锡琪为代表的怀疑一切的思潮。那天，我还耸人听闻地用历史来对比，我说“四十一年前，一九二七年上海发生过一个‘四．一二事件’，当时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叛变中国革命，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这个日子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四十一年以后，上海又发生了‘四．一二事件’，某些人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他们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日子来炮打呢？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这些现象不值得引起我们深思吗？”这样，我把两个“四．一二”相提并论来加以批判。

另外，在市委机关和市人委机关两个造反联络站勤务组成员与下属造反队负责人会议上，我说得更彻底：“要是社会上有些人受了怀疑一切的反动思潮的影响，参与了炮打，这还可以想象，但是这次在我们机关内部，居然也有人起而响应，这是不可原谅的。”我在讲话中对张春桥歌功颂德：“我们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所有造反队成员，都长期在春桥同志和文元同志身边工作，难道我们对他们两人还不了解吗？一九六七年初，他们一到上海的时候，春桥同志就宣布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是他们的工作机构，而现在作为这个机构的工作人员一有风吹草动，居然掉转炮口，向自己的领导开火了，这种性质还不严重吗？我们要问这些人，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坚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的人为自己辩护，说只是五分钟动摇。不行！一分钟动摇都不行！”我当时疾言厉色，宣布两个联络站重点整风，实际上是要检查所有的人在“四．一二’事 件中的表现，有没有错误言论，来势非常凶猛。市委监察委员会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四．—二”时，议论过张春桥的历史，现在要追查，他很害怕，从延安西路三十三号海格大楼七楼跳下，当场身亡，这也是在“四．一二”整风中被迫害致死的一人。

这样一来，《文汇报》的炮打被压下去了，市革命委员会政宣组，组织组以及两个机关造反联络站内部的基础稳固了，但是我们听说，复旦大学有一郜分学生还不服气，这个单位还没有稳住。

一天晚上，王洪文、马天 水、王少庸和我、王承龙、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东海舰队副司令高志荣，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四军副军长姬应伍等市革命委员会所有领导成员，一起开到复旦大学大饭厅，召开大学各年级红卫兵代表大型座谈会，我们还把在这次反炮打中表现最坚定的两个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同济大学陈敢峰和市六女中高静慧，也请去了。虽然名义上是开座谈会，但是所有领导轮番发言，陈敢峰和高静慧也发言，大家都批判所谓的炮打逆流，为张春桥唱赞歌，把复旦大学炮打的声势全部压了下去。

过了一天，王洪文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说国防科委在上海研究所有一些人参加炮打。我们说：“参加炮打的穿军装的人露头了。”我们怀疑，幕后是有人指挥的，要王洪文抓科技系统的炮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