鮮為人知的江青的另一面：才女與革命者!

    江青自殺十五年了。塵埃落定，我們也可以心平氣和地來說一說江青了。

 　　在審判“四人幫”的材料中，有一首江青寫的“黑詩”：江上有奇峰/鎖在江霧中/尋常看不見/偶爾露崢嶸。據說，這首詩充分暴露了江青的狼子野心。如果拋開政治因素來看，這是一首出色的五言詩。江青的這首詩是為她的一幅攝影作品題的，名為《琅砑石》。說到攝影，她最出名的作品就是廬山仙人洞那一張，毛澤東專門為之題詩：“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當然，江青的藝術才華不僅是體現在攝影方面，她的書法藝術成就也很高。我曾經在一份雜誌上見過她的書法作品，字體姿媚，用筆剛健。有資料說，因為長期和毛澤東生活，受毛的影響，她甚至能仿寫“毛體”，有一部份毛澤東的題詞就是由她捉刀的。所以當李訥要學書法時，毛對李訥說：你去跟你媽媽學吧!你媽媽的字比我的好。

 　　最廣為人知的是她的戲劇才華，做為上一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電影名星，她的表演才能有電影為證。她在延安與毛澤東的初次相見，也是起於戲劇。據現任民革上海市委顧問的翟林椿先生回憶：“1938 年7 月 7 日紀念‘七·七’抗日一周年，上午是毛澤東作報告，下午文藝演出。壓軸戲是江青主演的京劇《打漁殺家》。縱然我當年很少看過京劇而入迷姑蘇評彈，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論唱白、身段、颱風、神韻都得到觀眾的一致好評。毛主席和其他首長觀看了這場精彩紛呈的演出。演出結束，江青率先和眾多演員擁到台口，向熱烈鼓掌的首長和廣大觀眾致謝。爾後，她便款款步入後台一間點有汽燈的殘破空屋（臨時化妝室）去卸裝。” 　　    建國後，江青的藝術才華也在“樣板戲”中表現出來。八十年代，當“樣板戲”被打入冷宮禁演的時候，文學大師汪曾祺(現代京劇《沙家浜》的編劇)就說過公道話：“江青對於樣板戲確實是‘抓’了的，而且抓得很具體，從劇本、導演、唱腔、布景、服裝，包括《紅燈記》鐵梅的衣服上的補丁，《沙家浜》沙奶奶家門前的柳樹，事無巨細，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許搪塞。有人說‘樣板戲’都是別人搞的，江青沒有做什麼，江青只是‘剽竊’，這種說法是不科學的。對於‘樣板戲’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企圖在‘樣板戲’和江青之間‘劃清界限’，以此作為‘樣板戲’可以‘重出’的理由，我以為是不能成立的。這一點，我同意王元化同志的看法。作為‘樣板戲’的過來人，我是了解情況的。”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在《十年一夢》中也說：“藝術創作實際上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很難要求意見一致。現在回過頭來看，江青的意見也有一些高明之處，因為她畢竟是懂藝術的，應當承認她在戲劇藝術方面是行家，也會唱京劇，又搞過戲，演過電影，能夠發表一些比較中肯的意見。”

 　　許多人攻擊江青不懂藝術，常會拿“三突出”說事，其實這是于會泳發明的，即在所有的人物衝突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這個階梯模式的荒謬性過於明顯了，以至江青都說：“我沒有說過‘三突出’，我只說過‘一突出’。”她所謂的“一突出”，即突出英雄人物。有趣的是，2000年張廣天導演的轟動全國的實驗話劇《切·格瓦拉》，採用的正是“三突出”的手法。 　　同毛澤東一樣，江青也是一個讀書狂，她的私人藏書在萬冊以上。以至於江青死後，她的女兒李訥要為怎麼處理那一堆堆的藏書而犯愁。

 　　江青是一個極左的人，她的左也並非是後來才左的。1933年2月，19歲的江青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23歲的時候，她就從上海奔赴革命聖地延安。這兩天我正在看《母親楊沫》，裡面有一節提到了江青，其中有一段說：“1937年7月江青到達西安，找到了正在西安負責黨的婦女工作的徐明清，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自然受到了徐明清的歡迎。不過她還是謹慎地詢問了江青的詳細情況，得知她沒有正式的組織介紹信，就讓她去找西安的八路軍辦事處，由辦事處決定。其後，鄧穎超同志得知此情況，專門找江青進行了了解，看了江青所演的一些電影和戲劇的照片集，確實比較進步。後經博古同志批准，同年8月，江青才和其他青年一道乘八路軍辦事處的卡車去了延安。”就這樣，這個大上海的女電影明星，為了革命，放棄了繁華的都市生活，走進了黃土高原的山溝溝，開始了另一種火熱的生活。

 　　後來的江青我就不再說什麼了。我只想再說一點，她終生都沒有放棄自己的信仰，自殺時仍然是以一個革命者的姿態與這個世界絕別的。不管這種姿態在人們的眼裡看上去有多麼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