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民以食为天
告子说 “食色性也”
可见吃和色的重要，是人的本性。
但是色不是每个人能担负的，色的价格极为昂贵。
如果没有色，一个人的基本生活费用是花不了太多钱的，大部分贪官贪污，都不是钱不够化，而是色的昂贵消费所逼迫的。
如果没有情妇，当官根本不必贪污，因为要那么多的钱根本没有用处，除非是葛郎台那样的古董，才会数钱为乐，在现在这个时代，这样的人不多了，所以说色是贪污之根源，大致不错，不信可以统计一下，有没有贪官没有情妇的。
正因为色的价格太高，我从小就有自知之明，从来不去尝试，只向吃的方向发展，走民以食为天的道路，变得非常好吃，非常馋。这样一生中有关吃的记忆慢慢愈积愈多，而且只要与吃有关的事，我从来忘记不掉，已足够写一箩文章了，这就是这篇文章的来源。
但是这也不是一笔纯然讲吃的文章，因为我与共产党有二笔恩怨，一笔是政治恩怨，讲他们怎么将我逼到反对他们的路上去的，另一笔是吃的恩怨，讲他们怎样影响我的民以食为天的道路，使它走得非常艰辛，等所有恩怨都分明的时候，我又怎样一笑泯恩仇，找到我自己的生命的。
本文涉及到就是吃的恩恩怨怨，但也不尽是这些，它同时也是我一生的有趣回忆。
是为序。
(二) 早期的吃记忆
我生在苏北，大约四岁不到就到了上海，所以苏北的记忆已经非常淡泊，只有一些断片。
最早的吃的记忆，是关于毛针。
那是到我奶妈家做客，奶妈有两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姑娘，我去后她们特别高兴，不断地说明天带我去吃毛针，我不知道毛针是什么东西，一直在盼望明天早些到。次日清晨，两个小故娘带我到一个山岗上，山岗上长着很多碧绿的小草，她们找呀找，找到一根刚长的嫩草，翻开里面，抽出里面的心苗，拿过来给我尝，当我将毛针送到嘴里的时候，两个小姑娘张大着眼睛看着我，那种焦急的样子使我忘不掉，等到我说好吃的时候，俩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个样子比自己觉得好吃还高兴。
所以我的第一个吃的记忆是与两个小姑娘明亮的殷切盼望的目光连在一起的。这样使我一开始走上民以食为天的道路就悟得一个道理，凡是使我印象深刻的吃，不仅与吃的东西有关系，而且跟吃的场景和气氛非常有关系。
我在苏北的时候，正是国共战争打得火热的时候， 我家里常住军队。 由于当时还不懂政治，所以判断军队好坏与母亲不同，完全从吃来衡量。母亲因为粟裕曾经在我家住过，对那个人的文静智慧有深刻印象，所以对新四军印象不错。我比较喜欢国军，他们住在我家时，常常给我花生米吃，相形之下新四军就不给我什么吃了，只有一次，他们的马死了，送了一碗马肉给我们。
所以我以后一吃花生米就想起国军，我自己也不知道这对我以后变成反动学生有没有关系。定我反动学生的时候，政治辅导员硬要我挖反动根源，我挖来挖去也挖不出来，因为当时自己都不知道我已经开始反对共产党，我自己的感觉是共产党先不要我了，将我定成反动学生，然后我才开始反对共产党的。
当时被他逼得没有办法，想来想去可能是小时候国军花生米吃多了，搞得身上有些气味被他闻出来了，当然我没有敢将我的怀疑告诉政治辅导员，否则事情就更复杂了。我当时已经因为有同学揭发我说将来希望能出国念书，被政治辅导员描写成对社会主义中国仇视， 企图偷越国境到国外投敌的现行反革命，如果现在再加上吃国军花生米，混到一起，可能就被定成国军潜伏下来的历史反革命了。
(三) 初到上海的时候
我家搬到上海，应该是1946年左右， 因为没有很多钱，就在上海穷人区南市，阜民路100 号，盖了一个小诊所，叫父子诊所，原意是用祖父撑门面。祖父是苏北名医，我2000年访问海安时，他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了，那里的老百姓还记得他，一提起黄仰梅，噢，黄仰梅可不得了，将死人都救活了。实际祖父只在上海诊所开业时待了几天，就回苏北去了，再没有回来，诊所完全是父亲在营业。
我初到上海，是真正的乡巴佬进城，有些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搞得晕晕忽忽。夜里汽车的喇叭声，各种小贩在夜深人静叫喊的声音，金属和木器敲打的声音，令在安静环境长大的我，惊愕不已，对外面神秘的世界充满了一种似如童话世界的想象。听到那些千奇百怪的叫卖声，每一个都与一种特殊的姿影，一种好吃的佳馔联系在一起，令我的新世界琳琅满目。每当在柔美的夜灯下，看到一个个挑着小担的人，用着他们特有的喊声走过一条条大街小巷，我就很陶醉。对我来说，那些叫声并不吵人，往往更衬托了夜的静寂和深沉。至今我老了，一回忆起那些吆卖的叫声，就充满了乡情和对一去不复返的过去岁月的缅怀。
如果在那个夜深沉时分，叫住一个小贩，要一碗他的糖粥﹑馄饨，或者WHATEVER IT COULD BE , 那是多么美妙的时光。 看到他一打开盖子， 热气腾空的白烟在夜色中袅袅升起，在灰黄的路灯灯光下悠然消散，就如一幅美丽的图画。到了美国后才知道，西人视吃的意境甚于食品的味道，所以有些饭馆中不开电灯，用蜡烛照明，然后将音响的声音开得可有可无隐隐约约，饭价奇贵，就是在卖你那个意境钱。每每想起来这些钱也化得不完全冤枉，当年我与邵艾一起吃过很多饭馆，大部分吃的什么都忘了，但是那次在海滨饭馆，一个用长桥深深地到海中心去的地方，窗外是蔚蓝的大海，白云在天空浮游，上千只海鸥围绕着我们坐的地方，今天仍历历在目。当然那个没良心的可能已经不记得了(：)。不过老美至今也没有发现这种深夜小巷吃东西的意境美和趣味，否则他们也许会在迪斯尼或者游船上开辟一个小巷夜吃的意境，几个老外穿得破破烂烂的，挑着担子，在那里吆喝卖小吃(：)。
说来扫兴，这种美妙的诗境历时并不长，上海解放后不久，政府就让这些小贩从单干走向集体干，组成合作社，在大街上开起联营店，挑担叫卖的小贩就这样绝迹了。对于共产党这种破风景的粗暴改革，我虽说有些不满，还不至于痛恨，比起他们后面做的缺德的事情(当然指在吃上面)，这实在是芝麻绿豆。
所以我的童年时光是我一生中有可能吃到最好东西的时代，东西琳琅满目，什么都有，而且价廉物美，方便极了。只是我父亲当时比较小气，使我的尽情美食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南市时我家虽比较穷，但父亲毕竟是医生，还是能过上不错的生活的。问题出在父亲的生活观念上，本来收入就不多，他却卡下不少钱去买金子，后来父亲老了，自己知道错了，对我说起来的时候感到十分懊丧，真不该啊，当年拼命在嘴上省，化些钱去买了这些东西，今天有什么用啊，现在想吃了，老了，又什么也吃不动了。父亲干的蠢事还不只是买金子，他后来工资很高，是普通人的四五倍，他居然在那个时代省下七八万的存款，想想看在那个普通人工资五六十元的年代，省下这些钱相当于多少从我们嘴里飞掉的鸡鸭鱼肉啊，可是等到摸石头过河的邓时代到来时，他这些拚命省吃俭用的钱，不但在大款和当官的面前只能塞牙缝，就是在普通人面前也提不起来了。 看到这些父亲能不伤心吗？不过他也没有完全糊涂，在国家灾荒时间，家家油水不够，很多人得了浮肿病和肝炎，听妹妹说那时候父亲毅然带全家每周去高级饭馆吃一次高价饭，一桌要一百多元，相当普通人二月工资，可惜我那时在北京念书，没有口福，一点没有沾上光。
我早就从父亲的失败教训中悟禅了，我小时候常常想，等到我哪天有条件了，要让父母好好尽情吃一顿。一直等到八十年代，我在北京教书时，我的这个愿望才实现了。父母到北京来玩，掉到我的控制之下了，我领他们到北海附近的一家饭馆去大吃了一顿，这次当然是我做庄，我点菜时，母亲不断说够了，够了，想停住我，我像没有听到一样，大点一通，我将憋了几十年的劲那天全发挥出来了，桌子上摆满了菜，根本吃不下，当时又没有带走的规矩，全扔了。事后我承认那是一次非常失败的饭席，首先钱化得不少，没有吃到好东西，因为当时改革开放不久，饭馆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其次父母吃时一直在心痛，他们一辈子省吃俭用惯了，这样吃他们非常不舒服，不过他们对我爆发的孝顺心还是给了充分肯定。
现在回到我童年的时光继续说下去。父母虽然省，但是我每天下午还是能拿到几分点心钱去买我喜欢吃的东西的，所以即便在那种条件下，钱不多，由于小贩众多，市场丰富，就我的一生来说，与以后比较，可谓是我吃东西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上海的市场好得出奇，菜场上什么带鱼﹑黄鱼多得都臭了，在那里，卖不出去，可以说活的甲鱼满地爬，一点也不夸大。父母虽然省，但是市场丰富，偶尔想改善生活了，我们就可以吃到非常好的东西。我至今回忆一生中吃的最好吃的菜，还是那时候母亲做的活野鸡烧野菜，其鲜美，令我终身不忘。母亲说野鸡必须与那种野菜一起烧， 才好吃，可惜我将那个野菜的名字忘了。母亲已经过世，已经无处去问，此菜就此失传。
对于怎么来花费我的点心钱，每天对我来说都是件大事。什么大饼油条豆浆粢饭团粢饭糕等在那时候是要往后排的，就像地富反坏的子女要上大学一样都要往后排(当时右派这个名词还没有出来，那些将来的右派分子当时还不知道将来要大难临头，正活蹦乱跳地忙着歌颂新社会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至于羌餅，窝窝头那样的东西就像父母被关押，被处死的血仇子弟，他们不管多好吃，都是没有被选中的机会的。我优先考虑的红三代子女有 糖炒栗子，鸡杂，桂花赤豆湯，白糖蓮心粥，八宝粥， 烤白果，水紅菱﹑烘山芋，蟹殼黃，萝卜丝猪油渣饼，酒釀圓子（沒餡）﹐糟田螺﹐麵筋百頁﹐小餛飩等等；十二年后考大学时，当我发现共产党录取大学生的方法与我花点心钱的战略不谋而合的时候，真是惶恐，惶恐，原来不才还是当中国教育部长的材料，他们的方法我没有上学前就开始运用了。
那时走江湖的艺人很多，我有时不得不忍痛割爱，将点心钱省下来一些去看西洋镜，等着江湖人一打锣唱起：
小朋友， 走开点
敲碎玻璃老价钱
要看美国德国飞机大战
日本偷袭珍珠港
斯大林格勒大血战
只要一分钱……
我们就迫不及待赶快围了上去， 交一分钱， 在那个小洞里看画片。
另外還有賣麦芽糖的﹐用各種顏色麦芽糖做成大刀﹑扇子﹑葫蘆﹑老鼠偷油等﹐都黏在一根棒上﹐插在他的擔子上。賣粉面人的也用各種顏色的粉做成京劇人物﹑美女﹐也黏在一根棒上﹐插在擔子上。这都是我百看不厌的东西。
如果吹小号的一来， 就是卖五香豆腐干的来了。
最受歡迎的是猴子出把戲。聽到鑼聲一敲﹐猴子出把戲就來了。猴子頸上拴著一根繩子﹐邊上放著個箱子﹐裡面是各種猴子可以穿的衣服﹐箱子蓋上掛了幾個臉譜﹐帽子。耍猴人一发命令﹐猴子就會自己去穿上不同衣服﹐戴上相應臉譜或帽子﹐隨後在場上轉圈子﹐翻觔斗。如果有羊同來的話﹐猴子會騎在羊背上跑。玩過幾個花樣后﹐猴子就從主人手上把鑼奪下來﹐到觀眾前面來討錢。
童年世界的记忆真是数不胜数，如天上一颗颗灿烂的小星星，使我那时的生命逸趣横生。同时童年时留下的记忆，不管多微小，没有意义，甚至荒唐，也是永生不可磨灭的。
记得我家对门住着一个寡妇，她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被有钱人招赘，三儿子是白相人，力大无穷，很会打架，唯独二儿子，非常本分，总是摆个小摊卖另食。有一次我拿着钱到他的摊子上买桃子。他挑了一个很大的烂桃子，拿起刀来将烂处去掉，然后仔细的削去皮来，他一边削，一边说：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聪明小朋友，不吃好桃子，专爱吃烂桃子，古人说，宁吃烂桃一个，不吃好桃十筐。”他削皮时，我注意到他有六个手指头。吃削好的烂桃时，我果然觉得烂桃比好桃好吃，即便长大后，我发现事情不太对头，古人说的是宁吃好桃一个，不吃烂桃十筐，我也没有被骗的感觉，反而我一生中以后只要吃桃子时候，就会回忆起他的话和他说话时的严肃模样，和他完全将我当作一个懂道理的大人的态度。宁吃烂桃一个，不吃好桃十筐就这样被我作为生命中的一个格言记住了。
我这种认知观，并没有得到我父母的理解。譬如他们每次都给我三毛钱让我去理发店理发， 我发现在一个弄堂口，来了一个理发摊子，只要一毛五就可以理发，我可以省下一毛五买我喜欢的东西吃，这对于我当时是一笔不小的财产，我毫无犹豫就去了。那个理发摊有二个师傅，替我理发的显然是一个刚学徒的师傅，他可能知道自己的技术不怎么样，就在理发的气氛上努力弥补(应该说这种服务策略与西方饮食店是不谋而合的)，一边理发一边和我大谈笑话，将我哄得高兴极了。理完发，我非常得意的回家了，今天理发又开心，又省钱。谁知一进家门，母亲就像不认识我一样仔细看着我，终于不可忍耐的叫了起来，你在哪里理的发，我不想钱被收回去，就说理发店，母亲说说谎，带我到理发的地方去，然后不管我愿不愿意将我拖着到那个理发的地方，指着我的头，向他们说，这是你们理的头，像狗啃的鬼头，大家都将目光投向我的头，我尴尬的站在那里，不知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狗啃的鬼头应该做出什么表情，摊上的大师傅仔细地看后，忙说对不起，拿出剪子来给我修理了半天。回去后，为了下不违例，我贪污的一毛五也被没收了。我像三国里的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这是我走民以食为天道路的一次重大挫折，我很久都闷闷不乐。
现在想起来，问题出在母亲没有到过国外，受到洋人教育和影响，不懂得吃东西，做事情的意境和让自己开心也非是重要的，东西好不好吃，头发的式样对于一个已经决心走民以食为天道路的人并不那么了不起。
我家的旁边有一个烟纸店，卖些香烟，糖果等小东西，我常常去买棒棒糖，如果吃完糖发现棒上有字，我就可以凭棒得到另一根，这大大刺激了我常去买糖的积极心。
烟纸店老板一连生了四个女儿，非常丧气，愈生到后面愈是气愤，生到最后一个时，老四已经成了了全家的眼中钉，烟纸店老板将生不出儿子的责任和怨气全部归到她身上。受她们家庭的影响，我也是最喜欢老大，下面一个个递减，至于到了老四我连眼睛看都不看她一眼，似乎不存在这么一个人一样。老大比我大二岁，知道的事情比我多得多，永远生气勃勃，受到我的尊重。当时中国正与苏联老大哥蜜月，文化中充满苏联书和电影，什么卓亚和舒拉的故事，古利雅的道路等等，我都是从她那里听到的，她讲的时候很有感情，非常激动，给我打开了一闩闩新世界的知识之门，所以我对老大敬佩到有些崇拜了。可能因为没有男孩，她们家都喜欢我，老二有次过来对我悄悄说：“我今天刮芋头了，我就让你一个人知道”，因为一旦很多人知道了，她相信就会身上痒。我对她表示的好感和信任并不特别重视，正像我在本文开头说的，我走的是民以食为天的路子，对其他方面没有兴趣。但是后来出了一件事，差点毁了我的清誉。那一次我正走过烟纸店门口，那个我连看都不看一眼的老四不知从那里冲了出来，紧紧的抱住我不放，我拼命挣脱，最要命的是这时候另外一个小男孩正好路过，大叫，大家快来看啊，这两个人在轧拼头！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男孩群中不断赌咒对女孩子的鄙视，并且发誓一辈子不结婚，才慢慢消除了这件事情对我在儿童世界的不良影响。
在中国当时的儿童环境中，男女孩子之间是不存在青梅竹马的气氛的，走色的道路会遭到男女孩子两个群体的共同蔑视。学校的老师对这点明若观火，常常将特别调皮捣乱的男孩用女孩围起来，起到渔人得利的效果。男女两个学生同桌，中间的三八线都是划得清清楚楚的，一出界，就会受到猛砍。当然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还不见有人研究，不知道现在的学校还是不是这样？不过这里我不想太跑题了，本文的主题既然是吃，就将这方面的讨论和研究留给将来走色道路的撰述人去发挥吧。
烟纸店老板的母亲死了，家里要做丧事，就请父亲去吃饭。父亲放不下医生的架子，又不好不去，与母亲商量了半天，决定让我做代表。我有些不愿去，母亲知道我好吃，对我挤挤眼睛说，大建去吧，烟纸店老板的弟弟是和尚，做饭好吃，我去了果然不负全家众望，那是一顿令我难忘的饭，尤其那些白页卷做成的素斋鲜美极了，不得不在这里特别提一下。
到了我上学的时候了，我与姐姐被送到离我家不远的天德小学。
入学那天有件难忘的事情。我们新生排成一行，站在那里一个个装出乖孩子的样子等老生来欢迎，老师站在中间。这时候我发现糟了，两个比我大一点的小姑娘走过来了，她们每天上学都要提着一个饭盒走过我家门口，我当时有点无聊，想找些事做做，就在那里大叫，小姑娘， 卖老酱， 一卖卖到小菜场……。 现在看到她们过来我有点理亏和气馁，就想往后走，躲到哪个孩子后面去，不过已经晚了，两个小姑娘走到面前指着我说，这个人最坏，我脸通红，对于她们解释为什么我最坏，一点也没有听进去，更不要说反驳了，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尴尬时分，是以不能忘记。
我在天德小学没有待几天，父亲听说绍兴旅沪第三小学比天德要好，就将我与姐姐转过去了。这是一个对我余生有重要影响的决定，我一直认为小学教育比中学重要，中学教育比大学重要，後面的教育让你学到更多的知识，而前面的教育对于你的为人，性格，爱好却有更深的影响。
(四) 绍兴旅沪第三小学
(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