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是北大一学生的余杰，几年来以其文章的犀利及博学，迅速在中国文坛崛起，甚至被冠以新生代“青年思想家” 代表人物这样的称号。

　　即使是余秋雨，也表示自己甚是欣赏余杰的文章，认为“这是一个有理性的人”，不

过这回他很吃惊，因为余杰的枪口指到了他自己身上。

　　对余秋雨的批判已经见得多了，关于他文革往事的追究似乎最近也频频被人提起，但余杰这篇文章还是十分让人吃惊。其文笔锋之犀利，问题之尖锐，材料之详实颇具说服力。特别是文中披露的大量史料前所未见，提出了让余秋雨无法回避的几个问题。假如说，以前不少文章对于余秋雨在文革中作为的批评还是“犹抱琵琶”，甚至有捕风捉影之嫌，这篇文章则给人以“扯开余秋雨面纱”的感觉。

　　那么“小余”为何要向“大余”发难呢？

　　“我的文章不是针对余秋雨本人的，而是想通过他这个个案分析来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谈及此文，余杰说。

　　余杰说自己和最近的一些“批余”者没有关联。“实际上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很早，我大概在半年以前就写了。但完成之后，投到几家报纸都不敢发，所以这次就收到了自己的新书里，作为一篇重头文章。”

　　余杰评价《余秋雨现象批判》等几本书说，他们的批评没有批到点子上，没有真正的力度。“我觉得我自己这篇文章比他们一本书的分量都要重。”

　　为了写作这篇文章，余杰在图书馆中花了大量的精力寻找材料，并研究了文革史。

　　“文章中有缺憾吗？”记者问他。

　　“假如有的话，那就是材料搜集还不是很充分，因为当时的写作材料还有很多。”

　　记者问：“你能保证这些材料全都真实吗？”

　　余杰说：“文革史不是我的研究方向，但是我对这个时代很感兴趣，也听了一些这方面研究者的意见。而且目前因为这些材料是一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立论是板上钉钉。”

　　余杰一向笔锋犀利，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曾经给他写过一封信，劝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驳尽可以严厉一些，但对个人的批评则要考虑到其人和环境的复杂性，不要贪图一时痛快而伤害人。记者问为什么他不听老师的意见，此次依旧对余秋雨如此不留情面。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不同的看法。”余杰说，“我认为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批评界风气不好，一方面吹捧太多，另一方面批评总是不点名。我认为不点名就不成其为真正意义上的批评，这样的文章还不如不写。”

　　不过余杰接着强调，他的文章虽然点名，但是也是对事不对人的，“只是针对文本自身的问题，不存在人和人之间的利益纷争”。

　　“假如说你的文章因为不确实而伤害到余秋雨，你自己有勇气忏悔吗？”

　　余杰似乎被震动了一下，稍顿，他还是非常自信地说：“这个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因为我在史料的钩陈上做的工作是很扎实的，也和一些比较权威的专家有直接的沟通。我想不存在我伤害他的问题，倒是他一直保持的这种姿态伤害了千百万读者和喜欢他的年轻人”。

　　“假定真地出现了那样的情况呢？”记者追问。

　　“那，我应该会忏悔。”余杰说。他接着讲，自己对人的认识也并非一成不变，比如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王小波的评价并不高，但现在通过更多的了解，对他的认识更加全面起来了。

　　“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假如说余秋雨真是那么坏的话，怎么会稳稳当当在文革结束后还当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

　　余杰笑：“其实这也是我在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说他是‘才子加流氓呢’，就是他在什么政治环境下都‘红 ’。其实这个问题不成立，因为不仅是他，知识界很多热门人物都有相同的经历，包括北大、清华的一些博导甚至到校长也是这样。而且正是这样的事情让人更气愤”。

　　“其实我在书中也说了，我不是有意要揪住他的那段历史不放，假如我生活在那个时代，我可能也会妥协，写那些文章。关键在于二十多年之后，文化界还有包括他在内的这么多人不反思，我想要的就是一个他们反思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