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怪才”余杰在其第一部著作《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里写过一篇“我来剥钱穆的皮”的文章，对国学大师钱穆进行了淋漓尽致的缺席审判，行文老辣，帽子一顶接一顶地压将下来，且有“奴才”等谩骂之称谓，让人觉得国学大师钱穆老先生罪大恶极，已成“牛鬼蛇神”也，非批不可。

　　初读余杰，让“剥皮之文”吓了一跳，在《火与冰》一书里可以找出一大串被余杰任意品评、妄下断语的知识分子，汉学在余杰的眼里是文字垃圾，根本原因恐怕就是他们没有在三百年内前赴后继、拼死以争。“因人废言，因言废人”在《火与冰》的文章中随处可见。余杰借《火与冰》的写作，想举起一把钝刀砍向传统，砍向专制，以证明自己的力量，结果却砍在了历经苦难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后来又读到余杰的第二本文集《铁屋中的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其中有“驳季羡林先生话中西文论”“王府花园里的郭沫若”等篇章，依旧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式的锋芒毕露；我于是想，余杰似乎特别喜欢解剖别人，仿佛天地间唯“己”独“清”。

　　余杰似乎厌恶所谓的“战士的姿态”，于是他在评价作家张承志时如是说：“他越是摆出一副战士的姿态来，越是表现出对无物之阵的恐惧。”对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及清洁的精神大加挞伐。

　　（《皇帝的新衣：关于张承志现象的思考》），然而我在读了余杰发表于《北京文学》（1999年第1期）上的大作《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此文后来收录在余杰的第三本文集《说，还是不说》），却分明看到了：“一副战士的姿态”，暂且不谈他对昆德拉的误读，单就文中指责钱钟书、王小波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认为钱钟书、王小波等人“丧失了责任感、丧失了尊严”，如此的独断性话语让人大吃一惊，因为在余杰《铁屋中的呐喊》中，对王小波有另一种说法：“王小波冒冒失失地闯进文坛，然后如流星一般消失。某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却继续对他冷嘲热讽，罗织的第一个罪名理所当然的是‘偏激’。这把利刃杀人不见血，表面上看是前辈对后辈的关心与爱护，实际上是以一种僵死的思维来克隆生机勃勃的思维。”

　　看来王小波等人只是余杰手中的道具，需要时借王小波批判“老先生”的麻木与“僵死的思维”，不需要时又把王小波贬到“没有责任感，没有尊严”的被批判一类，但余杰忘了，他如此的写作，却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在《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文中对王小波的批判与指责，正像是“老先生”对王小波的“冷嘲热讽”，只不过罗织的罪名不是“偏激”而是“丧失责任感”“丧失尊严”，其棍子的打击力度比老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对王小波的评价，我不想再说。《沉默的多数》已代表了王小波的声音与良知，识者自可辨之。余杰以“年轻气盛写文章”自傲，但年轻决不是资本，写作的力量在于思想，一种宽容与批判共存的思想。而在余杰的文章中，我们只看到他摆出一副“俯视众生，唯我独清”的姿态与立场，仅仅指责与解剖别人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时时地解剖自己。余杰对鲁迅的评价极高，并以鲁迅精神为自己写作的根基，但他却偏偏遗忘了鲁迅先生的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在余杰与余秋雨论战的过程中，余杰指责余秋雨为“文革余孽”，这样的用语与余杰的许多文章的用语类似，活脱脱地再现了“文革”语言与“文革”的思维方式，这不能不让人心惊。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皆是同一种声音，看来启蒙的任务任重道远。在余杰的笔下，偏激已演变成“独断论”，然而现在的社会已进入了一个多元化、民主化的开放型社会，在众声喧哗中，批评者更须自我批评。

　　余杰对钱穆、张承志等人的评价极其苛酷，往往攻其一点而不及其它。然而对同道中人及导师钱理群等却大加吹捧，颂歌盈耳，这是怎样的一种圆滑？所谓的批判立场又跑到哪里去了。昔年南京批评家王彬彬写有《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一文，现在看来，“过于聪明的作家”不仅仅只是王蒙那一代的人。

现在，余杰已从“抽屉文学”的边缘写作走到了“台前”与“中心”，他不再是主流之外的另类思想者，而成为主流系统：各种报刊杂志的写作者。那么，在他走红之际，我来剥余杰的“皮”，意在泼泼冷水，发出一点刺耳的杂音，让人知道余杰文章的另一面。西谚有云：认识自己是最艰难不过的事了。当然对于余杰所写的一些思想常识的文章，我还是大为佩服的，其中说话的勇气，就是一般人难及的。因为在某种环境里，“说，还是不说”就成为一种良知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