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图书策划人张先生向记者举报：青年作家、“北大才子”余杰的《我看<水浒>》一文部分内容涉嫌抄袭了著名学者朱大可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主要抄袭的内容是论述武松部分。

　　记者马上与朱大可取得联系，朱大可告诉记者，余杰确实涉嫌抄袭了他的《流氓的精神分析》一书的部分内容。朱大可指出，关于武松部分内容的论述，是他整个独特思想的一个贯彻，并且属于他的基本的话语方式，广大读者已经熟悉。

　　《我看<水浒>》与《流氓的精神分析》之雷同对比

　　余杰的《我看<水浒>》一文，收在余杰的专著《铁屋中的呐喊》一书中，该文第一部分《不该出手偏出手》，主要论及武松和李逵“不该出手偏出手”。其中分析武松部分几乎与朱大可的《流氓的精神分析》所论及的完全相同——

　　余文：血溅鸳鸯楼一节，武松固然发泄了身受遭害的怨恨，却一连杀死19条人命。“冤有头，债有主”，这是英雄的口头禅，杀张都监、杀蒋门神，确实是报仇雪恨。但那些儿童、女眷、马夫、丫环、厨师也该死吗？……皎洁的月光映着鲜艳的血迹，闪亮的刀光照出武松畅快的笑容。

　　朱文：一个以击毙老虎著称的英雄武松，为了一种身遭陷害的怨恨（这无疑构成了“杀人”的道德理由），就可以把地方军事长官张都监全家十九人尽悉杀光，其中包括那些无辜的儿童、女眷、马夫、丫环和厨师。皎洁的月光照亮了杀手溅血的笑容与刀具。

　　余文：施耐庵不愧为大家手笔：武松杀死13个人后，发现张都监的妻子仍然在血泊中挣扎，就过去按住，要割下头颅，却没有割下来。这才发现刀口已经砍缺。文字仿佛一首乐章，至此峰回路转，跌荡起伏，粗疏忽促的节奏一下子变得细腻舒缓起来。

　　朱文：面对这场令人震惊的屠戮，粗率急促的小说竟然变得细腻舒缓起来。武松在杀过第十三个人（也就是张都监的妻子）时，发现对方仍然在血泊中呻吟，就过去按住，要割下头颅，却不能如意。于月光下察看，才发现刀已砍出了缺口，便走去厨房找了一把好的。在又杀过六个妇女之后，他才中止了复仇的游戏。

　　余文：最后，武松用尸衣和着鲜血在白色粉墙上写下了著名的句子：“杀人者，打虎武松也。”杀人与打虎在他心目中没有什么区别。他自以为手中握着“道”，便将杀人的场面策划得诗意盎然。如果说李逵仅仅是个杀手，那么李逵不仅是杀手，还是诗人。

　　朱文：必须注意出现在这场屠杀中的一次真正的题写，那就是武松用尸衣和鲜血在粉墙上所书的著名句子——“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它包含着一个最常见的隐喻，即被杀者与恶虎、杀人者与打虎者之间是完全同义的。当武松说“我是打虎者”时，就等于在说“我是好的杀手”，因为这就是一次新的恶虎翦除行动。……无疑，武松是那种擅长将血腥屠戮与诗意彼此融合的刀手，他懂得如何利用正义话语去构筑杀人现场的悲愤布景。

　　另外，该文余杰论述李逵的部分，也与朱大可论及李逵的部分也有相似之处。

　　费尽心机，“欲盖弥彰”：抄袭有预谋

　　余杰在《我看<水浒>》一文的《不该出手偏出手》的最后部分引用朱大可《流氓的精神分析》写道——

　　学者朱大可一语道破天机：“杀人、砍头、剜心和凌迟，这黑暗王国的暴力话语，大量涌现于从《水浒》到《三国》（也许还应包括《封神演义》、《七侠五义》以及金庸、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等等）的中国文学经典本文之中，构成了流氓美学的严厉前提，同时也是流氓与国家实现和解的深切的基础。招安，就是从江湖流氓中遴选出一些新的官方屠夫，以便他们能够在法律的名义下继续从事国家暴力机器所指定的杀人游戏。”

　　这段“引用”文字道破了天机：余杰至少写《我看<水浒>》一文之前，看过《流氓的精神分析》一文。

　　那么，余杰为什么敢如此大胆地不注明出处的“引用”呢？不能不让人怀疑余杰自作聪明地使用了“妙计”——余杰在论述武松的时候，有这么一句话：“叶朗教授在《中国小说美学》一书特别分析这个段落的艺术特色。”表明余杰所论述的内容系引用自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叶朗先生的。但2001年9月10日晚，记者专门给叶朗教授打电话，把余杰声称引用了叶朗教授的有关部分（也就是被指控涉嫌抄袭朱大可的部分），念给他听，叶朗教授说：“我的书里根本没有这些内容。”

　　由此证明：余杰的涉嫌抄袭是有预谋的，有欲盖弥彰之嫌。

　　指控屡屡，批评连连：剽窃为那般

　　一段时间以来，有不少人指控余杰涉嫌抄袭。

　　2000年2月17日，重庆作家张育仁指控余杰的名作《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抄袭了他的《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一文。张育仁表示，余杰《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引用了他的文章的实质部分，如写这篇文章的主要依据——有关余秋雨文革中的表现的“罪状”，除了有关余秋雨写《胡适传》一事引用他人外，其他都来自张育仁的文章。

　　2000年10月9日，当当网上书店发表网友转贴的文章——《余杰抄袭铁证如山》，该贴转自《书屋》2000年第九期李江峰的文章《余杰的疏误》。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收于余杰《铁屋中的呐喊》中的一篇长文《知、性、游——重读杨绛》的一些论述，多处和胡河清的《杨绛论》（载于《灵地的缅想》学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有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让人感到确确实实“袭用”了。

　　之后，就是这篇《我看<水浒>》了。

　　指控之后，便是毫不留情的批评：

　　2000年6月28日，青年评论家谢有顺在《南方都市报》发表《“盗”亦有道——看“文坛剽客”》一文，对余杰提出批评，说“对学术界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接着，已故网络作者朱海军写出《余杰不配做任何人的朋友》一文，在网上流传，认为余杰“差不多就已经是主动承认了自己的抄袭行径，因为两篇文章主旨和结构都太相似了。”

　　刘绍铭先生在《万象》第一卷第七期《剥皮的艺术》中对余杰文章引用外国作品“例不落注”曾进一言，以为“这些引文，自己译的，要交代。人家译的，更要交代，否则就是‘掠人之美’了”。余杰“例不落注”的问题主要还不在译文方面，有些笔墨恐怕有袭用之嫌……

　　李立研先生在2000年5月的《博览群书》发表《“天才”的“盲点”——由余杰“学风”到其“立论”》指出：余杰想做内地的李敖，但在学风上却做不到李敖那样。在昆德拉和哈维尔问题上不仅出现了引文不准的问题，而且还有判断与操作方面的问题。文章说：“要当大陆李敖，在学风上也得改进。比如说，李敖要是引了谁的文章，总不忘了做注释。不管是文中注，还是脚注都很仔细。余杰引了十处哈维尔的话，不但没有一处注明出处，而且在我所知道的九处引文之中，出错的就有四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余杰，北大研究生水准，才而敏，却不能像钱钟书那样，直接阅读原文，还得引用别人的‘译文’。更可怕的是，‘引文’之后没有‘出处’，还有‘错误’。这当然是不能原谅的学风问题。”

　　“余杰为何要抄要剽？”有网友如是说，“不是江郎才尽，文思枯萎；就是急功近利，别有用心。”

　　自我辩护，极力否认：余杰不明智

　　余杰是怎样对待指控和批评的呢？一是自我辩护，不惜与朋友绝交；二是极力否认，拉虎皮做大旗。

　　针对张育仁的指控，余杰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引用岂能算是抄袭？他（张育仁）作为一个学者这样说，太不负责了！这样做很不妥当！他那篇文章也引用了我的《说，还是不说》一书中的观点，算不算抄袭呢？”

　　谢有顺的《‘盗’亦有道——看“文坛剽客”》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余杰连忙赶写《“真实”的谎言》以自辩。最后在这篇文章里，他宣布与谢有顺“告别”。

　　在《“真实”的谎言》里，余杰表示，“……我的整个思路早在张文发表前一年就形成，当时我在北京和外地十多所大学的演讲中已经比较详尽地谈及，有数千名听众可以作证。在正式行文的时候，我参考了包括张文在内的三十余篇论文和原始文献，如海外的王友琴、郑义等学者和国内的徐友渔、王毅、钱理群、任不寐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从文章的整体构思到材料征引，都与张文迥然不同。张育仁的“抄袭”说，从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一点，首发张文的《四川文学》的编辑冉云飞，已经对媒体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冉云飞认为，两篇文章各有侧重点，根本不存在抄袭问题，并对张育仁为何作此言论以及言论背后的心态表示迷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