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跳樓、沉湖的傅雷、老舍比，沒有以身殉道的錢鍾書與曹禺都是從亂世里苟且偷生過來的弱者，在這相同的弱里，卻分明存在着軟硬的次第。在拿不出有力的證據前，我不得不說，曹禺是比錢鍾書更沒有出息的文人。余杰的老師韓毓海先生說得好：“重要的並非是否採用這種老舍式的方式，而是‘人活天地間’和‘天地良心’這兩句俗語使我們能夠透過世俗的純粹動物性生存本能而窺到人作為‘良知’的終極性價值關懷，在這個意義上‘知恥’與‘羞愧’與‘以死相抗’同樣賦予生命以批判，超越自身，不斷走向人的完善的崇高感，

同樣使我們能夠在不乏苦難的天地間活得堂堂正正，像個人樣。”（《鎖鏈上的花環》P141，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5月版。）

　　在《先生意氣》裡，余杰對其一位做學問做到弄誰都覺得“好玩”的業師推崇備至，這是他體貼文心的邃密之處，“‘好玩’兩個字的背後，是一種罕見的生命情趣：一個真正的學者，必須在學術中找到‘好玩’的東西。”誠哉斯言，一個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倘能以“好玩”的平常心來看待自己的研究對象，就不至於因情有獨鍾而論多獨斷以至獨尊，也便獲得了一份逍遙、自在。可惜多少鑽入故紙堆里去的從業人士，都把學問作了混博士升教授的梯渡，“好玩”二字，從何談起呀。錢鍾書在給周振甫的一封信中嘗謂“拙著不易讀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詞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遊戲貫穿潛伏”，倘要用最簡練的語詞來形容錢鍾書的文本世界與治學意趣，我們實在找不到比“好玩”更合適的字眼了，而標舉此種飽含生命情趣之大境界的余杰為錢鍾書所做的定位卻是：優秀的注釋家而非原創性的思想家。看人點菜，這則是少年余杰的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