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跳楼、沉湖的傅雷、老舍比，没有以身殉道的钱钟书与曹禺都是从乱世里苟且偷生过来的弱者，在这相同的弱里，却分明存在着软硬的次第。在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前，我不得不说，曹禺是比钱钟书更没有出息的文人。余杰的老师韩毓海先生说得好：“重要的并非是否采用这种老舍式的方式，而是‘人活天地间’和‘天地良心’这两句俗语使我们能够透过世俗的纯粹动物性生存本能而窥到人作为‘良知’的终极性价值关怀，在这个意义上‘知耻’与‘羞愧’与‘以死相抗’同样赋予生命以批判，超越自身，不断走向人的完善的崇高感， 同样使我们能够在不乏苦难的天地间活得堂堂正正，像个人样。”（《锁链上的花环》P141，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版。） 在《先生意气》里，余杰对其一位做学问做到弄谁都觉得“好玩”的业师推崇备至，这是他体贴文心的邃密之处，“‘好玩’两个字的背后，是一种罕见的生命情趣：一个真正的学者，必须在学术中找到‘好玩’的东西。”诚哉斯言，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倘能以“好玩”的平常心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就不至于因情有独钟而论多独断以至独尊，也便获得了一份逍遥、自在。可惜多少钻入故纸堆里去的从业人士，都把学问作了混博士升教授的梯渡，“好玩”二字，从何谈起呀。钱钟书在给周振甫的一封信中尝谓“拙著不易读者，非全由‘援引之繁、文词之古’，而半由弟之滑稽游戏贯穿潜伏”，倘要用最简练的语词来形容钱钟书的文本世界与治学意趣，我们实在找不到比“好玩”更合适的字眼了，而标举此种饱含生命情趣之大境界的余杰为钱钟书所做的定位却是：优秀的注释家而非原创性的思想家。看人点菜，这则是少年余杰的世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