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报还报道说，央视记者在石家庄一个十字路口观察了一个小时，发现红绿灯形同虚设，车辆根本无视行人的绿灯。

　　谢天谢地，“中国式过马路”的怪相，总算引起主流媒体的关注了。此前我疾呼了多年，但毕竟人微言轻，谁能理会？而这次网络和央视的聚焦，一定能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因为“过马路你怕吗”这个问题，比“你幸福吗”容易引起共鸣，假如央视记者拿着话筒问街头行人，绝对不会得到“我姓曾”、“我耳背”之类的回答。假如问我，我会答“不幸福”，即使不播，也要说。莫言大师得了诺奖，700多万的奖金，名震全球的殊誉，都还“不知道”幸福与否。我天天过马路提心吊胆，随时有可能挨撞，能“幸福”吗？

　　何况类似的“中国式”还很多：霸占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中国式停车”、毁坏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中国式扩马路”、牺牲行人便利的“中国式天桥”、大客车给小客车让道的“中国式礼让”，等等。央视聚焦这个问题，能不引起大面积共鸣吗？

　　人让车的思维，甚至延伸到私车与公交车的关系上。比如，高速路免费的优惠对象，只是7座以下的小车，而载客量最多可达50人的公共大巴，反倒被排斥在外。北京市甚至还停开了2条经过高速公路的公交车线路给小车腾路。载人多的要让道载人少的，为的是大客车的GDP摊到每个人头上没小轿车多吗？

　　至于为什么冠以“中国式”定语，许多出过国的人都知道，人家是车让人，起码绿灯是一定是这样。而在咱们自己的国家里，行人却像欠了司机一笔债似的，明明是自己的绿灯，都战战兢兢不敢迈步，听任车辆擦着身旁呼啸而过。法律已经规定的礼让，司机都敢无视。于是，“中国式”现象越多，改革开放成就越被打折扣，即使国民觉得自己幸福，那一定也是“中国式”的幸福。

　　至于我的“不幸福”，良心所系，专门补充说明：其实我并非真的“不幸福”，如果不是“中国式过马路”，我其实挺满足的。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小时候饭都吃不饱，改革开放30年了，起码温饱无虞。莫言大师“不知道”自己幸福与否，我就很不理解。想在有生之年留下更多佳作，所以“有压力”，这叫有追求，怎叫“不幸福”？又不是别人逼着你多写。如果老天没给你留下足够的时间，你来不及实现远大抱负，那时再说不幸福，还差不多。至于700万元在北京只能买120平米房，因为你买的是每平米5万以上的高价房，这样的房子要么是天安门旁边的（起码是二环以内的），要么是精装的。有多少人能买起这样的房子？我在通州买的房，按二环、三环、四环之间平均距离推算，应该是十环了。但我就很知足了。许多大人物也住通州。比如韩美林，是十一环的位置；画家吴进良住在通州太玉园；北京更多的画家，住在更远的通州宋庄，约十五环，彻底农村。

　　比来比去，我觉得莫言大师应该知道自己幸福，反正你在小说里揭露了以前社会种种悲惨，唯独没有批判现在的车夺人路的不公现象。至于我这个小人物，如果不是时常被车所困，早就幸福得像花儿一样了。和谐社会就差这一点点了，该把“中国式”当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