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夺取政权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开始限制人民的新闻出版自由，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和其他国家的独裁者。毛的做法完全背弃了马克思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的主张，也背弃了中共在取得政权前的主张。人民只能说：他们上了老毛的当。

    荣剑在一篇《“喉舌”胡锡进》的文章中把马克思的主张与列宁和中共在取得政权前后的主张进行了比较，择录如下：

    马恩全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就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该文是马克思于1842年为彻底揭露普鲁士政府新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而写的第一篇评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为新闻出版自由作了有力的辩护，认为新闻出版自由就是人类自由的实现，限制新闻出版自由就是对“主观思想方式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破坏，用他同年写的另一篇文章中的话说，“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4页）”。在马克思看来，书报检查制度实际存在着五个方面的“痼疾”，即垄断批评，剥夺舆论的监督权，依靠警察手段，没有客观标准，无能和堕落，其实质“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同上书，第17页）”。针对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内在痼疾，马克思明确指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同上书，第31页）”。在后来关于莱茵省第六届议会的辩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无疑给德意志精神发展带来了 不可弥补的惨重损失。（同上书，第45页）”。为反对思想文化专制，马克思把新闻出版自由视为人民的基本权利，“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而自我认识又是聪明的首要条件。（同上书，第74、75页）”。
　　
　　在提倡新闻出版自由的前提下，马克思也提出了他的“喉舌论”，即报刊是人民的喉舌：“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75页）。这段话是马克思为“新莱茵报”审判案写的，时间是1849年，也就是说，按马克思思想史的权威标准来看，他在这时已经完成了从所谓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向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但并没有因此改变他在莱茵报时期（1842年）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对于一个共产主义者来说，马克思是从事着从根本上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工作，他的思想能否自由正常地表达出来，直接依赖于自由的新闻出版制度，没有这种制度的保证，马克思主义就根本无从产生。
　　
　　所以，马克思对一切违背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制度予以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不仅把新闻出版自由视为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把它视为国家的“第三种权力”，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1页）。马克思用“第三种权力”来定位自由的新闻出版制度的作用，是对他早年提出的自由报刊是介于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第三要素”思想的一个升华，在他看来，新闻出版制度既不能被国家权力所垄断，也不得受控于特定的党派、阶级和利益集团，它应当是社会的公器，是公民自由独立发表意见的公共平台。马克思后来之所以去英国撰写他的《资本论》，就是因为英国具有当时最自由的新闻出版制度，这个制度保证了《资本论》的顺利出版，用恩格斯的话说，正是英国的出版自由与英国的政治活动、海上霸权和规模宏大的工业，共同推动英国远远领先于欧洲大陆上各个民族。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同样高度重视新闻出版自由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他在1844年对出版自由就有过清晰的界定，称出版自由是“每个人都可以不经国家事先许可自由无阻地发表自由的意见”。随着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恩格斯在1865年写的《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明确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争取出版自由就是争取工人政党本身呼吸所需要的空气。（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6-87页）。1880年代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已拥有上百万党员。恩格斯认为，党报不仅要宣传党的纲领，而且要成为全体党员发表意见的论坛。1882年，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伯恩施坦的信中，批评党的领袖将党的报刊变成自己的工具。1885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反对意见，遭到议会党团批评，恩格斯表示支持党报，议会党团不得不作出让步。恩格斯后来说： “《社会民主党人报》决不是党团的简单传声筒。”1890年，恩格斯又指出：“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发表马克思16年前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后，遭到党的许多领导人的反对，恩格斯专门对此发表意见，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自由是不能存在的，必须实行不可侵犯的自由。”他同时还认为，如果党的领导人压制批评，干扰监督，那么，不仅党的报刊无法履行其他使命，而且党报工作者也痛苦不堪。他说：“做隶属于一个党的报纸的编辑，对任何一个有首创精神的人来说，都是一桩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报刊思想，可以用他的一个著名论断来概括：“批评是工人运动的生命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61版，第324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列宁主义，他提出了一系列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原理，“党的喉舌论”应是其中的一个大项。从根本上说，这个理论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思想，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重建思想文化专制的历史倒退行为。当然，这个转变不能完全以现在的尺度来加以衡量，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个理论的提出也有它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也是积极地主张新闻出版自由。1896年，他在狱中写的《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将出版自由列入党纲第三章第四节。他在比较英美等国的新闻出版自由制度和俄国的差别时，充分肯定了英美人民享有到的自由和民主，他把沙俄时期的报刊制度描述为：“被亚洲式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欧洲的资产阶级所玷污，”因而出现了“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他认为，争取出版自由的途径首先是摆脱“农奴制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然后再摆脱资本的控制。（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但是，列宁为争取“火星报”的生存权而鼓吹新闻自由的言论，只是一种话语策略，是政党斗争的策略。从当时俄国的社会构成来看，沙皇专制下存在着不同党派的生死搏斗，布尔什维克是通过创办党的全俄机关报来重新整合党内外的各种资源，党的报刊的宣传鼓动作用被提到了极其重要的位置，它为形成思想高度统一、组织严密的政党而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即以党纲、党章和党的策略作为报刊言论的准则，完全充当党的喉舌。这大概是政治专制条件下所有报刊的一个宿命，而列宁则以他的理论和权威进一步强化了党对报刊的控制，使党的报纸完全沦为党的宣传机器和斗争工具。更为严重的是，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布尔什维克又把党对言论的控制伸向全社会，实行彻底的思想文化专制。
　　
　　对于列宁来说，他并非没有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党彻底取消新闻出版自由是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在1920年内战结束后，列宁曾有过打算，实行经济和政治的全面退却，这包括实行“新经济政策”，在一定范围内恢复市场，恢复商品货币调节，同时着手逐步恢复新闻自由，开放言论。具体做法有：（1）允许一部分非党报刊存在。（2）主张党内分歧应在党报上公开讨论。（3）提出达到一定人数的公民团体可以享受政府给予的出版物质条件。（4）鼓励报刊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但是，这些政策随着列宁去世后很快就被终止，斯大林一方面通过国家暴力全面肃清党内异己，对全社会实行红色恐怖；另一方面通过各种宣传机器，强行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将“党文化”渗透于社会各个角落，建立起无所不在的专制统治。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真理报”除了谎言、废话、套话、假话，惟独没有真理。
　　
　　列宁和斯大林所创立的前苏联的党的新闻制度，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奠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新闻出版自由传统，是一个根本性的颠覆，在夺取政权前，他们是愿意大讲特讲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一旦夺取政权，党的喉舌论就成为党的新闻事业的主要准则。这种对言论自由的颠覆性变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上也同样出现，甚至表现得比苏俄更为彻底。孙旭培写的《建国前党对新闻自由的说法和做法》一文对此有详细描述，我愿意引述一二。
　　
　　1942年2月，毛泽东在《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文中，批判国民党“言论不自由”，“党禁不开放”，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党禁，扶植舆论”。1943年他要求“诚意实行真正民主宪政，废除‘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1945年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他说：“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要求“取消一切镇压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按孙旭培的统计，在1944年和1945年这两年内，党的两个主要报纸《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在鼓吹新闻出版自由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是当时中国要求开放言论最积极的力量。（参阅孙文，《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
　　
　　《历史的先声》由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在这个时期关于自由民主的社评以及其他文章等编辑在一起，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为追求新闻自由曾经所作出的努力，其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对言论自由的渴望程度，要远远超过现在的中国知识界。例如，《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发表社论指出：“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1946年9月1日，《新华日报》在一篇评论中还对所谓“喉舌论”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应得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该报像马克思那样，认为“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当然，共产党认识到，要实行新闻自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用《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社论的话说：“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
　　
　　《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上述言论，应该说，表达了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制度的真诚愿望，在不能完全用暴力夺取政权时，民主和言论自由显然是在野党争取最大政治利益与权力的合法途径。但共产党从革命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很快就把它以前反复倡言的新闻自由弃之一边，公开主张实行“舆论一律”制度，用毛的话说：“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止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里不但舆论一律，而且法律也一律。”（《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版，第157-159页）。正是在“舆论一律”制度之下，不仅党报成为党的喉舌，而且原来由民主党派主办的报纸也成为党的的喉舌；不仅那些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言论自由，在人民内部又何尝有过党所许诺给人民的各项自由？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
　　
　　毫无疑问，“党的喉舌论”和“舆论一律”制度，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基本原则，违背马克思主义创世人对党报的一贯要求，违背共产党人在反对专制时期追求新闻出版自由的光辉历史，也违背了共产党人曾经作出的要求实现人民各项权利的庄严承诺。面对这些历史、理论和现实都无法回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