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时，母亲四十八岁，父亲五十三岁，可谓老来得子。母亲怀孕后，曾到上海当时妇科名中医陈小宝处就诊。陈医生给母亲号脉后说，该吃你的红蛋了。生孩 子，吃红蛋，是当时江南一带的风俗。可是当陈医生问过母亲的年龄后，沉吟半响，居然没再说要吃母亲的红蛋，只是给母亲开了张方子,想来这方子的药和现在所谓的安慰剂大概相差不多。
  
    可能就是中医说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小时候，我体弱多病，面色萎黄，瘦得很“骨感”，十足象“一爿柴板”，或者象洋人说的“一根牙 签”。因为体弱，也就多病，医院进进出出，成了家常便饭。老来得子，父母当然十分宝贝我，父亲总想给我找个好大夫，于是，就有人给父亲介绍了简医生。

    简医生是台湾人，日本医学博士。他的私人诊所座落在华山路上一条有一排花园小洋房的弄堂里。一幢小洋房 的楼上是简医生的寓所，楼下就是他的门诊室。简医生中等个头，四十来岁，脸庞消瘦，面色白皙，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脑门因为有点秃显得特别宽阔。简医生在 给人看病前，总是先用脸盆里淡红色的药水仔细反复地洗自己那双手指修长的手。每次他给我打完针，都会竖起大拇指，在我面前晃上几晃，然后用带着浓重的台湾口音的普通话对我说，“ 唔，勇敢，勇敢。”  有一次，我大概好几天没吃东西，简医生要给我注射一些葡萄糖。我看见简医生将好几支葡萄糖液抽人粗大的注射器里时，便又哭又闹，说什么也不肯把胳膊伸出来。 这时，只看见简医生向上推了一下注射器，针头射出一条抛物线，简医生张开大嘴，用嘴接住了落下的抛物线，然后，他咂咂嘴，睁大眼睛看着我说，“唔，你看，这是可以吃 的，可以吃的！” 我被简医生这个滑稽的动作逗得笑起来，在他的连哄带骗之下，伸出细细的胳膊，让简医生把那一管 “可以吃的” 药水推进自己胳膊的静脉里。听父亲说，简医生从日本回来时，随身带来了不少进口药，保存在两只大大的冰箱里。随简医生一同回来的简太太，负责为简医生化验，配药兼挂号。父亲为人豪爽好 客，因我多病，到简医生处看病就象歌星赶场子一样，父亲和简医生久而久之成了朋友。记得父亲曾請简医生到我家吃过一顿饭，同来的有简太太和他们的一双漂亮儿 女。只是我那天大发人来疯，连人带椅子翻倒下来，跌得不轻，真是大煞风景。听父亲说，因为和简医生有了点私交，后来每次在他那里看过病后，简医生只肯收半 数的诊药费。

    大概在进小学时，我生了一场大病。开始时也是先到简医生处就诊，简医生皱着眉头，看着我对父亲 说，“ 唔，用了这么重的药，烧怎么还是不退，奇怪…...”  后来我住进了当时的广慈医院，一个月后才痊愈出院。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简医生。在我住院时，已是公私合营的尾声，简医生也未能留住自己的私人 诊所，被 “合营” 到了一家区级医院当内科医生。收入和生活自然大不如前，再加上医院里的复杂人事，简医生当时失意落寞的心情，不难想象。随后接踵而来的 是打右派运动。可能在大鸣大放时，发了点牢骚，简医生不但被打成右派，而且被关进监狱，没过几年竟庾死狱中。五十年代初期，简医生象许多海外学子一样，也是带着美丽的憧憬， 毅然携家 “海归”。但事与愿违，风雨叵测，世事难料。简医生本一介书生，不谙政治的炎凉，遭此厄运，象简医生这样的人是很难挺得过来 的。

    我出国二十余年来，中国的变化日新月异。昔日自己熟悉的景象，已被象征着财富的摩天大楼所取代。但简医生住过的那条在华山路上的洋房弄堂，却在轰轰烈烈的 改革开放中得以保留。有次回国，我上街溜达，不知不觉地漫步向华山路走去，走到华山路上，已是华灯初上时分。我走进简医生的弄堂看了一眼。简医生曾经住过的法式楼房，在悠悠岁月中已显得老旧，但却依然散发着古朴的洋 气。楼上的一扇窗户亮着淡黄温馨的灯光。大概正是晚饭时候，弄堂里人很少，显得宁静而祥和。简太太不知是否依然建在，他们的那双漂亮儿女如今也都该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往事并不总是如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小时候给我看过 病的这位日本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