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時，母親四十八歲，父親五十三歲，可謂老來得子。母親懷孕後，曾到上海當時婦科名中醫陳小寶處就診。陳醫生給母親號脈後說，該吃你的紅蛋了。生孩 子，吃紅蛋，是當時江南一帶的風俗。可是當陳醫生問過母親的年齡後，沉吟半響，居然沒再說要吃母親的紅蛋，只是給母親開了張方子,想來這方子的藥和現在所謂的安慰劑大概相差不多。
  
    可能就是中醫說的“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小時候，我體弱多病，面色萎黃，瘦得很“骨感”，十足象“一爿柴板”，或者象洋人說的“一根牙 簽”。因為體弱，也就多病，醫院進進出出，成了家常便飯。老來得子，父母當然十分寶貝我，父親總想給我找個好大夫，於是，就有人給父親介紹了簡醫生。

    簡醫生是台灣人，日本醫學博士。他的私人診所座落在華山路上一條有一排花園小洋房的弄堂里。一幢小洋房 的樓上是簡醫生的寓所，樓下就是他的門診室。簡醫生中等個頭，四十來歲，臉龐消瘦，面色白皙，帶着一副金絲邊眼鏡，腦門因為有點禿顯得特別寬闊。簡醫生在 給人看病前，總是先用臉盆里淡紅色的藥水仔細反覆地洗自己那雙手指修長的手。每次他給我打完針，都會豎起大拇指，在我面前晃上幾晃，然後用帶着濃重的台灣口音的普通話對我說，“ 唔，勇敢，勇敢。”  有一次，我大概好幾天沒吃東西，簡醫生要給我注射一些葡萄糖。我看見簡醫生將好幾支葡萄糖液抽人粗大的注射器里時，便又哭又鬧，說什麼也不肯把胳膊伸出來。 這時，只看見簡醫生向上推了一下注射器，針頭射出一條拋物線，簡醫生張開大嘴，用嘴接住了落下的拋物線，然後，他咂咂嘴，睜大眼睛看着我說，“唔，你看，這是可以吃 的，可以吃的！” 我被簡醫生這個滑稽的動作逗得笑起來，在他的連哄帶騙之下，伸出細細的胳膊，讓簡醫生把那一管 “可以吃的” 藥水推進自己胳膊的靜脈里。聽父親說，簡醫生從日本回來時，隨身帶來了不少進口藥，保存在兩隻大大的冰箱裡。隨簡醫生一同回來的簡太太，負責為簡醫生化驗，配藥兼掛號。父親為人豪爽好 客，因我多病，到簡醫生處看病就象歌星趕場子一樣，父親和簡醫生久而久之成了朋友。記得父親曾請簡醫生到我家吃過一頓飯，同來的有簡太太和他們的一雙漂亮兒 女。只是我那天大發人來瘋，連人帶椅子翻倒下來，跌得不輕，真是大煞風景。聽父親說，因為和簡醫生有了點私交，後來每次在他那裡看過病後，簡醫生只肯收半 數的診藥費。

    大概在進小學時，我生了一場大病。開始時也是先到簡醫生處就診，簡醫生皺着眉頭，看着我對父親 說，“ 唔，用了這麼重的藥，燒怎麼還是不退，奇怪…...”  後來我住進了當時的廣慈醫院，一個月後才痊癒出院。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見到過簡醫生。在我住院時，已是公私合營的尾聲，簡醫生也未能留住自己的私人 診所，被 “合營” 到了一家區級醫院當內科醫生。收入和生活自然大不如前，再加上醫院裡的複雜人事，簡醫生當時失意落寞的心情，不難想象。隨後接踵而來的 是打右派運動。可能在大鳴大放時，發了點牢騷，簡醫生不但被打成右派，而且被關進監獄，沒過幾年竟庾死獄中。五十年代初期，簡醫生象許多海外學子一樣，也是帶着美麗的憧憬， 毅然攜家 “海歸”。但事與願違，風雨叵測，世事難料。簡醫生本一介書生，不諳政治的炎涼，遭此厄運，象簡醫生這樣的人是很難挺得過來 的。

    我出國二十餘年來，中國的變化日新月異。昔日自己熟悉的景象，已被象徵着財富的摩天大樓所取代。但簡醫生住過的那條在華山路上的洋房弄堂，卻在轟轟烈烈的 改革開放中得以保留。有次回國，我上街溜達，不知不覺地漫步向華山路走去，走到華山路上，已是華燈初上時分。我走進簡醫生的弄堂看了一眼。簡醫生曾經住過的法式樓房，在悠悠歲月中已顯得老舊，但卻依然散發着古樸的洋 氣。樓上的一扇窗戶亮着淡黃溫馨的燈光。大概正是晚飯時候，弄堂里人很少，顯得寧靜而祥和。簡太太不知是否依然建在，他們的那雙漂亮兒女如今也都該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往事並不總是如煙，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依然記得小時候給我看過 病的這位日本醫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