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对《论语 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意存在争论。这一争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句意不同，对孔子的为政思想评价不同。
由于古汉语没有断句，所以人们根据现代汉语的习惯，按照不同的断句，对此句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
释义一
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句读古之有之，源远流长。嘿嘿，
并不是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时的发明。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过是那些文痞们翻箱倒柜地找来这句话借以来攻击孔子而已。
三国时代何晏的《论语集释》、北宋邢昺的《论语疏》、近代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都是这样的句读。古人在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一般都从正面解释。说，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何晏的解释是“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何晏《论语集释》），邢昺的解释是“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邢昺《论语疏》）。既然不易知，知起来很麻烦，所以就不用知了。近代学者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孔子政治思想保守。又如冯友兰在《论孔丘》中说：孔子认为“民”是“下愚的人”，“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指出孔子鼓吹愚民政策。文革时批判孔子的愚民政策，大都数人也都是引用这两位学者的话。
应当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没有什么错。但这只是几种可能中的一种。从孔子的一贯主张来看，孔子不赞成愚民政策。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孔子把一生中的精力奉献给教育事业，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说出这种话的人怎么会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呢？
那么古今学者之所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学者王蔚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一文中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从整体思想上去把握孔子，这样就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二是以自己的好恶来解释。喜欢者极力为孔子辩解，如何晏与邢昺，不喜欢者则极尽诋毁之能事，如范文澜与冯友兰。好者使其偏，恶者使其冤。批林批孔时大批孔子的所谓愚民政策，就是使孔子蒙受了许多不白其冤。
还有的人从“民”字上做文章来解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这里的“民”指的是奴隶，既然是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会说话的工具，当然就不需要“知之”了。持这种观点的是部分台湾学者。这是因为民字自甲骨文中是一个“目”前面有一个“十”字状的利器，是表示战争后被俘虏的人被刺瞎眼睛后被称为民，也就是后来的奴隶的意思。可是，到了孔子的年代，“民”字奴隶的意思已经慢慢地消失了，和“庶”字一道组词成为了“庶民"，也就是平民的意思，和贵族以及官成为相对的一个身份。所以这种解释有两大问题。一、中国古代是不是实行过奴隶制到现在学术界仍有争论；《孟子》中有关于井田制的记载，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过奴隶制。二、外国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古代社会是不是这样没有人证明过。至少没有人证明孔子生活的那个时期是如何对待奴隶的。三、即使孔子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奴隶存在，从孔子一贯的主张来看，孔子不大可能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孔子主张“仁”，仁者爱人。主张爱人的孔子是不会有如此主张的。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一书中对此的解释也极有参考价值。原文如下：
上章言教化，本章言行政，而大义相通。《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中庸》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与此章义相发。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即论教化，诗与礼乐，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易传》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为民之不可使知，而谋求其可由，乃有此变通神化之用。近人疑《论语》此章谓孔子主愚民便专制，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嘅欤！
因此钱穆先生的白话译释即是：“先生说：‘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
释义二
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句读最早见于清代的宦懋庸，他在《〈论语〉稽》中解释孔子的这十字名言说：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理解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可”。在这种解释中，“可”是外动词，认可的意思。与宦懋庸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台湾学者俞志慧。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见《孔孟月刊》第三十五卷第五期，1997年1月号），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补正》。在《心解》一文中，俞志慧通过对《论语》一书中有关“由”、“民”、“使”三字的全部义项和句例的研究，结合儒家仁民爱物、“政者正也”的思想进行分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可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绝没有什么民愚或者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顺民应天、开启民智思想的体现。
应当指出，宦懋庸与俞志慧虽然同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但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有所不同。宦懋庸理解的“民可”与“不可”与俞志慧理解的“民可”与“不可”不同。宦懋庸把民分为两类，一类是“其可者”，另一类是“其不可者”。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不可者也使其知之。其可者与其不可者由舆论判定。而俞志慧对此的看法有所不同。俞把“可”理解成“可以”、“行”，把不可理解成“不可以”，“不行”。即当执政者认为老百姓的道德、行为符合“道”、“礼”的要求时，就随他去，不要管他。如果老百姓的道德、行为不符合“道”“礼”的要求，就要告诉他，引导他。这里，俞志慧强调的“可”与“不可”重点是从是从行为上判断，而不是简单地分类。应当说，俞志慧的解释要比宦懋庸的解释更灵活，更全面一些。
应当赞成这种句读。因为无论是宦懋庸的解释还是俞志慧的解释，都符合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孔子不主张愚民政策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除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作此解释外，我们从孔子所编的《春秋》，所删定的《诗经》以及《论语》的其他篇章中我们找不到类似的证据。从历史上看，孟子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孟子是主张民贵君轻的，主张民贵君轻的人说什么也不会提出愚民主张的。当然，孟子不是孔子，孟子比孔子晚一百多年。但如果孔子存在严重的愚民倾向，不会不在孟子的著作里有所体现。
释义三
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上面所举的两种句读不同的句子都是讲得通的。但按第一种来解释孔子的话，则与孔子的思想抵牾太甚。第二种虽略近孔子的思想，然此中“可”义模糊，解释者也有不透彻之嫌。其实还有第三种句读方法。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第三种句读方法，由于对使的理解不同，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把使当作“被支使”、“被使用”“被“驱使”讲，就可以翻译成“老百姓，若可任使，就让他们听命；若不可任使，就让他们明理。”（见刘LAN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别解》一文。）
这样才更符合《论语》的语言规律，也更合乎孔子的思想实际。
此句读法中，“知”、“由”都作使动词用，“使”字自然属于前面的假设分句，否则便是冠上加冠了！“之”，代词，代“民”。
据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使“在古汉语中有两个基本的意思，一是刚才的“使用”，“支使”，二是“使者”、“出使”。如果作使者讲，那样能讲得通，不过有点笔走偏锋了。学者王蔚在《冤哉，孔子》一文中提出这种观点。原文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可使”句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做如下猜想：有一天，国君在向孔子咨询，要派人到国外执行外交任务该怎样做？（我们知道，孔子做过鲁国的司寇，孔子在鲁国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这种情况是极有可能的。）孔子就告国君，如果有人可以做使者（有出使的条件与能力），就应当授以特权，由他全权处理，不要过多的限制；如果他条件不具备，就应当告诉他，他有哪些方面不足，哪些地方应当改进。把“使”理解成“出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不是在讨论一般的原则性问题，而是在具体地讨论外交问题。
释义四
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句读是学者王蔚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一文中第一个提出。首先，这种句读方法符合古代语法，其二，语意上也讲得通。据此，可这样解释：如果老百姓可以被支使，放任自由是不行的，必须加以引导。孔子一生主张“克已复礼”，孔子一生都在为建立一个礼制社会而努力，孔子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孔子是主张对老百姓加强领导的。在《论语·为政篇》孔子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照此看来，这种解释也能讲得通。只是读起来感觉有些突兀，不大那么顺口。
释义五
断句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句读也有人提出过，这是最近的事。在2004年8月24日的《语言文字报》上，王昌铭先生撰文提出这种观点。照这种句读，这是孔子在自问自答。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是，“孔子说，老百姓可以放任不管吗？不。还是要进行教育。”这种解释不为错。
身为正宗业外人士的好啊好啊看到这些，头都大了。真不知道信那个是好！祖国的文化精华，被世界学术界尊称为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的名言，竟然如此可以被解释成为截然不同、大相径庭的意思。这也许就是孔子在人类历史6000年来被评为第7名名人的缘故吧？！
嘿嘿，
好啊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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