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故居在台北阳明山麓。一所小小的院子，院内白墙蓝瓦的房子，安静典雅。颜色上有点地中海风格，结构上则更像北京的四合院，四周的房子围出一个小庭院。庭院的一角是一丛翠竹，翠竹下是一个小池塘。翠竹在北京的四合院中极为罕见，池塘也会为大大的鱼缸所代替。
庭院右手环廊进去的第一件屋子是一个小书房。两壁尽是书。书桌上放着一台打字机。那是一台林先生发明的中文“明快”打字机。据说发明中文打字机是林先生年轻时的夙愿，花了他很多时间与金钱， 以致一度造成破产。穿过书房，是个小卧室。从照片， 摆设和挂着的一件蓝色旗袍看，应是林夫人唐翠凤女士的卧房。墙上是一张林先生的正面照。平静的表情，但圆圆的眼镜片后面，目光专注。那是一种有吸引力的专注，是他生命力量所在。忽然意识到，以前从未见过林先生的照片。看到照片，觉得很熟悉，很自然。而照片中的形象完全符合想象中他的样子，像是他那淡淡谐咏的文字，蕴含着绵长的热情。墙上的另一张照片是林先生给林太太带上金婚戒指的记录。
看来他们生活得很有情趣，即使在晚年也是如此。能终生生活的有情趣，是何等的幸运，让人羡慕。可对他们来说，却是如此自然而然 。林夫人脸圆圆的，微胖，带着一副圆圆的无框眼镜。圆润安详的样子也让人觉得似曾相识。也许，“京华烟云”里的女主人公“木兰”到了晚年就是这么一副样子吧。很有可能，林先生就是照着林夫人年轻时的样子描绘“京华烟云”里的女主人公吧。他们是年轻时依传统按照父母的安排结婚，互敬互爱一生。这也与“京华烟云”里的故事相对应。林太太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相夫教子。可在与国内外大人物相处的场合中，照片中的她仍是淡然大方，俨然大家风派。卧房与餐厅相联。餐厅里的每一把椅子上都刻着一个篆字：鳯。那也是林先生对夫人敬爱的表示。
其实读过林先生的作品不多，只是“京华烟云”及几本后续小说而已。故事都源于北京的一条胡同，而那恰是我儿时玩耍的邻里。第一次读书的时候，能够清晰地看到胡同里大院门口的白色照壁，胡同里的黄土路。而故事里的主人公循着老北京人规矩做事，讲着北京方言。因此一直以为林先生是穿着灰色长袍的老北京。殊不知林先生是西服革履一生，自幼讲英文的闽南人。其父是个教会的牧师。在上海的教会大学一毕业，林先生就受聘清华教英文。那时他二十出头。到了清华，他觉得自己的中文还不如学生，又在中文上下了功夫。这就是他后来在美国用英文写“京华烟云”的功底。中文的“京华烟云”用的是一种直白得独特的白话文，生动而有趣。有趣也是他一生的追求。可显然，他追求的是一种平静谐咏而不是激烈的有趣。他也的确使自己的生活与文字都统一在平静有趣的境界里。然而，平静的文字如果不够锋利，就不会有趣。在“吾国吾民”一书里，他曾评论国人对公共事务的冷漠道：“中国人固守的冷漠态度就像是英国人随身携带的雨伞一样，因为风云多变的政治气候总是暗藏危机，对于那些管得太多的人来说终归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冷漠是一种自我保护的表现，如同乌龟进化出龟壳。”是不是幽默得彻骨，让人微笑后而冷泪长流？比起鲁迅辛辣的冷嘲热讽，林先生淡淡的文字里还有厚厚的仁心。他清晰的指出，中国人不是天生的冷漠，冷漠只是由于个人的权益长期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造成的社会行为。先生也说，其实答案很简单，只是没有人去做。此话今天仍没有过时，中国人仍然在继续承受“冷漠”的痛苦并为之付出代价，虽然在台湾因民权保障的改善，可以感受到明显的进步。无论如何，值得庆幸的是，林先生历经在那样一个动荡的年代，清末民初，抗战内乱，还能生活在平静的境界中。从哪个年代中走过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人享此幸运？平静的生活固然是出身及性格使然，很可能，也是林先生的清醒选择。就这一点而言，他给自己设计也实现了成功的一生。
站在庭院后部的阳台上，可以遥望山下淡水河边的台北。林先生曾在这里吸着烟斗乘凉，说“若有所思，若无所思，夫复何求”。可在这“夫复何求”的背后，似有一些悲凉。此话也许是对自己的一种宽慰。对比同年代的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林先生是幸运的，读书，写书，享用书桌一生。但生活中并非没有激烈及挫折。年轻时背叛基督教，因为他觉得信基督教妨碍他做一个纯正的中国人。因激烈批评国民政府，多少惹了些麻烦。发明中文打字机，苦斗十年而破产，进而因版税问题与邀他赴美的赛珍珠（Pearl Buck）翻脸。就聘南洋大学第一任校长，半年即因经费管理的想法与校董会不同而分手。他晚年（70 岁）来到台湾，设计了这个风格独特的小院，自是为了安度余生。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一生致力于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搭桥”。在西方， 他最有名的作品是那本“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对西方世界， 那可能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简易读本，因而上了纽约时报的“The best seller list”几达一年。在那本书里， 他向西方读者解释中国人的想法，也为中国的文化传统辩护。他认为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合理性”在生活中往往比西方哲理中“逻辑性”更重要。在纽约生活了三十年之后，他选择台湾做归宿，据说是因为思乡。而在台湾可以为在左邻右舍听到闽南话而快乐。（这是故居给出的解释）。可是做了一辈子的中国文化人，他的乡情仅在幼年时代的闽南吗？看这小小庭院，也许他更浓烈的乡情在北京。他说过，在北京才生活在真正的中国社会。北京，以其黄瓦宫顶，白土庙墻，蒙古骆驼，长城明陵，还有冷冽透明的春风，就是中国。“夫复何求”也许包含着对无法回到北京的深深抱憾。而就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1966-1976），在这所小院里，他一定耳闻目睹在大陆， 在北京，对他热爱了一辈子的中国， 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人的摧残和蹂躏得面目全非。除了一句“夫复何求”，他又能说什么呢？
林先生的墓就在阳台下面，面向台北，台北的故宫。也许遥望北京的故宫。墓旁有一株粗大笔直的杉树。不知道是哪一种杉树，但长长的翠绿枝叶，都向上翘着，及其漂亮。枝叶不时摇动，优雅非常。那里流动着透明致密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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