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最服膺的人物是曾国藩，曾和陈第一次接谈对陈宝箴所说：“人亦贵自立耳。转移之任，不必达而在上也。但汝数君子，若罗惺四、许仙屏者，沉潜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贵利达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则风气转矣。”曾国藩强调的是士人的“自立”精神，实即“独立”之义谛。而对此一义谛的冥心我会，在于须有“不求富贵利达之心”。曾公此语和陈宝箴的父尊陈琢如当年读王阳明书而拍案，斥当时的社会士风为“奔驰夫富贵，泛滥夫词章”，可谓同发一慨。

陈宝箴的一生经历，确然是将曾公之言存乎心底并付诸行动。光绪初年，他在写给廖树蘅的信里，称赞曾国藩的诗词“亦皆卓然有以自立”，而陶渊明、李白、杜甫等古人之作，所以传之百世，陈宝箴认为，也是由于“其精神有独至者”。陈宝箴早年写的《祭闵子清文》有云：“世无真儒，不足以维名教；士无肝胆，不足以议纲常”、“君子可贫，弗丧吾真；君子可贱，不亏方寸；君子可死，不伤不毁”，所阐述的都是士之独立之义谛。其所作《书周贞女》一文，亦阐论道：“盖常者众人所同趋，而异者孤臣、烈士、孝子、贞妇，之所以行其心之所安而求其所自是。当其一意孤行，可泣鬼神而贯金石，虽事之不必如是而可，而不屑援以为词，以稍抑其独至之意，此固圣人所深许也。”斯两篇文字所谓“真儒”、“肝胆”、“弗丧吾真”、“不伤不毁”、“行其心之所安”、“一意孤行”，都是为了使“独至之意”不受到压抑。此种精神，就是作为士人的“独立之精神”。

职是之故，当陈宝箴因“王树汶案”蒙冤而降调浙江按察使一职时，他抗疏力辩，不是为了官位的去留，他说“一官进退轻如鸿毛，岂足道哉”；但事涉汩没真相、伤损人格及朝廷大员“声气朋比”的吏治风气，他不能缄默不言。因左副都御使张佩纶奏请陈宝箴不应放过一折，其中有诬称陈宝箴铭“日营营于承审各官之门”，企图“弥缝掩饰”等词句，纯属出于党派门户之见的无中生有。故陈宝箴在抗疏中说：“况臣具有天良，粗知忠孝立身之义，纵涓埃无补，亦惟力矢勿欺，有耻之愚，自盟衾影，而祸福听之在人”、“若张佩纶所奏营营于承审各员之门，弥缝掩饰，臣纵改行易辙、判若两人，亦不应寡廉鲜耻，行同市侩至此。”后经朝廷委派阎敬铭复查此案，证明陈宝箴所辩真实不虚，“张佩纶所奏自系得自风闻”。但由于该阎敬铭首鼠两端，原给予抗辩人降调三级的处分没有撤销，陈宝箴的仕途命运没有改变，却保住了自己的名节。如此胆识、气度、风义，为晚清官场所仅见。陈宝箴抗辩自雄的整个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义宁之学的独立之精神的风采。

陈寅恪的父尊陈三立的风骨，比之乃父陈宝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虽为进士出身，终其一生没接受过任何官职，吏部主事只是个虚衔。戊戌慈禧政变，维新党人受到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革职后以待罪之身退归江西南昌，中间陈三立两次大病，一次拒不服药，至以牙齿咬碎药碗。光绪三十年（1904），清廷大赦戊戌在案人员，除康、梁和孙中山，其余均予赦免，曾经革职者全部开复原衔。但陈三立视其为乌有，不仅不接受各项荣誉邀请，不得已偶尔北上，宁可绕道，也不入帝京。1937年日人犯华，陈三立愤而不食而死。欧阳竟无大师对散原的评价是：“改革发源于湘，散原实主之。散原发奋不食死，倭虏实致之。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抑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于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得以诗人盖也。”陈三立的姿质峻洁、贬斥义利、风骨凛然，晚清到民国的政坛文苑，稍知其名者无不啧啧赞佩。

陈寅恪先生毕生守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固然是20世纪现代学者追求学术独立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将此种精神守持到如此纯度和高度，则又为同时代其他学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究其原因底里，实与乃祖陈宝箴和乃父陈三立所代表的义宁之学的精神传统直接相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说：“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於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於学业之因袭。”其论《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则又云：“家世信仰之至深且固，不易湔除，有如是者。明乎此义，始可与言吾国中古文化史也。”然则寅老之所论，是亦有自家门风之影响熏习之体悟存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