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无情感经历之时，曾有人问过陈寅恪先生的爱情观，先生这样答：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照此说法，他和唐筼（yún）只能算第四等爱情，但这第四等爱情，他们用一生来书写，写得力透纸背，大气磅礴，胜却人间无数。

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在门前散步

陈寅恪先生，字鹤寿，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祖籍福建上杭。他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唐筼，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其祖父唐景崧曾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是位爱国将领。 唐筼自小读书，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

比起徐志摩等人，陈寅恪的爱情故事似乎乏八卦可陈。在读书界流传的各种有关国学大师的段子中，与浪漫沾点边的也就是陈寅恪关于“娶老婆”的一些言论了：“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在他看来，如果志向不在学术和事业上，而一心只求得娇妻美妾，是很愚蠢的事情。

虽如此，但当爱情来临之时，书呆子也不是全然无动于衷的，他也会像所有陷入爱情的人一样而满心欢喜。

1926年，陈寅恪从国外游学归来到清华任教时，已经36岁大龄了，尚未成家，也没有任何恋爱经历。其父陈三立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陈寅恪只好请求父亲宽限时日。

一次闲谈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略显吃惊，沉吟一会儿说：“此人定是灌阳唐公景嵩的孙女，住在何处？我要去登门拜访。”

南注生便是唐景嵩的别号，他的《请缨日记》，陈寅恪早已读过，每次读来，都热血沸腾，对唐景嵩也仰慕已久。陈寅恪当即决定冒昧登门拜访这位女教师——当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担任体育教师的唐景嵩的孙女唐筼。

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唐筼，从小饱读诗书，能诗会画，能唱会跳，是当时有名的才女。才子才女相见，情投意合，相见恨晚。1928年，他们缔结了偕老之约。此时，陈寅恪三十八岁，唐筼三十岁。

年轻时的唐筼

陈寅恪与唐筼的婚后生活，更多的是苦难和磨难。唐筼在大女儿出生时，原先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此后几十年，病体支离的她，以孱弱的肩撑起家的重担。陈寅恪是典型的学者，他全部生命燃于学问，生活中他却笨拙不堪。唐筼婚前不识柴米，但作为一个书呆子的妻子，她只好学着下厨、养花、种菜、带孩子，协调大家庭的人际关系。

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陈寅恪一家也同所有难民一样开始了一段艰难岁月。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其间在济南车站上车时，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之状惨不堪言。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才得以获救。但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向陈寅恪伸出了橄榄枝，聘请他去做汉学教授。是年夏，陈寅恪来到香港和妻女会合，准备迁往英国。不巧的是，逢二战全面爆发，他也只能滞留在香港“孤岛”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日本人以“日币四十万元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岂能俯首，只好带全家仓促逃离香港，先后辗转任教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

陈寅恪与唐筼的全家福

战争环境中的颠沛流离，物质生活困顿，劳作辛苦，陈寅恪眼疾日益恶化。到1945年时，他因视网膜脱落导致双目失明。壮年目盲，陈寅恪顿时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唐筼拖着病体温柔体贴地安抚丈夫身心的创痛，照顾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并承揽家中书信的回复。

为给体弱的陈寅恪增加营养，唐筼买来一只怀胎的黑山羊，母羊生下小羊后，她学着挤奶。挤满一碗羊奶，她已头昏目眩。漫天硝烟的流离乱世，他们数度搬家，但只要稍得喘息，她就会把家布置得温馨安适，柏树为篱，植两株能结子的葡萄藤，篱下栽一畦瓜果，点两行扁豆，搭一架简易牵牛花架。

据其女儿的回忆，唐筼除了“照顾失明的父亲生活起居外，还担负起书记官的任务，随时记录父亲要写的书信、诗作等”。在香港时完成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就是两人共同誊写的，前半部分为唐筼誊写，后半部分为陈寅恪所写。1951年在广州岭南大学时，陈寅恪的助手以身体欠佳为由不辞而别，为了不影响正常授课，唐筼担当起助教的工作，找文献，查资料，记笔录，诵读，直到1952年黄萱来到才暂时告一段落。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1958年至1965年，陈寅恪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译所关于著述事宜的十通函件，都是唐筼的笔记。”

他视她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她题写封面。不轻易赞许人的陈寅恪，也不禁为她写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的诗句。在人生的重大抉择关头，唐筼同样是倾力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年底留在广州。

1962年7月，陈寅恪洗漱时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断右腿股骨，自此长卧于床榻。在那段风雨漂摇、贫病交加的岁月，唐筼亲历亲为，甘为丈夫遮风避雨。她以孱弱的身躯抵挡密集的箭矢，为他争得一片稍可喘息的空间，而自己的心脏病也日趋严重。

陈寅恪

面对着爱妻，陈寅恪认为她可能将先于自己而去，故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卅（xī，意四十）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陈寅恪死后，唐筼出奇地平静，甚至没流下一滴泪。她没有让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随他而去。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结束。

纵览二人一生，其实并无过多浪漫可言，但却做到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相濡以沫、生死相随。如果这就是第四等爱情，我想不到还有哪种配得上第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