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一些黨員、幹部確實像毛澤東所說的，沒有經得住“糖衣炮彈”的襲擊，在進城後出現了強迫命令、脫離群眾、享樂腐化的思想以及貪污受賄、違法亂紀、墮落頹廢的現象。為了糾正這些錯誤行為，使社會主義江山永不變色，保持中國共產黨無產階級革命本色，1951年10月至1952年10月，毛澤東用整整一年時間領導了全國範圍內的“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即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從而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摧枯拉朽的廉政風暴。
據不完全統計，從1951年11月至12月底，兩個月的時間內，毛澤東為推動開展“三反”運動，共發出書面指示、批示達50多件。12月1日，毛澤東通宵達旦，擬就了長達7000多字的《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嚴肅指出：“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1949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
“三反”運動首先是從東北開始的。1951年11月1日，東北局書記高崗專門向中央做了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進一步深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報告。報告說，東北地區開展此項活動以來，僅瀋陽部分單位就揭發出3629名貪污分子，東北貿易部僅檢舉和坦白的金額就達5億人民幣（舊幣，1萬元相當於現幣1元，下同）。與此同時，在北京市委上報的“關於反貪污現象”的報告中，已發現貪污分子650名，貪污金額達15億元（舊幣）。在全國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類似貪污腐敗現象，比如江西某地有區委書記、區長和派出所所長集體嫖娼，甚至有黨員幹部勾結土匪殺人放火。對此種種觸目驚心的事件，人民群眾非常憤怒，毛澤東更是無法容忍。
11月20日，毛澤東在東北局的報告上提出要在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開展“三反”運動，並向全黨發出了警告：“現在已到了緊要時期了。再不進行大規模的反腐敗鬥爭，我們就會犯大的錯誤。這場鬥爭是極為必要和適時的。不三反，黨要爛，國要亡，經濟建設談不上，如果再遲幾年三反，將由許多地方出現政權性質的變化，其危險不堪設想。”
12月4日，毛澤東在北京市委的“反貪污”報告上批示，限令全黨全軍在接到其指示的三個星期內，至遲一個月內，檢查所有的貪污現象，並用“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懲治貪污”等強烈的措辭，號召全國各行各業開展“三反”運動。在此後的兩個月的時間內，毛澤東親自上陣督辦，幾乎每天都要聽取“中節委”（中央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薄一波的匯報，作出書面指示達100多篇，其中1952年2月就達85篇。
1952年1月4日，毛澤東向黨、政、軍發出長達700字的緊急指示，要求“立即抓緊三反鬥爭，縮短學文件的時間……限期至1月10日，各院委、部、會、院、署、行、局、處及其下面單位，務鬚髮動群眾鬥爭，實行坦白檢舉，於1月11日送來報告。違者，不論部長、行長、署長、處長、局長、科長、股長或者經理，一律撤職查辦”。毛澤東的緊急指示，再次讓“三反”運動提速。
1月19日，中直機關總黨委召開了1000餘人參加的高級幹部會議，宣布“三反”運動進入集中力量打“老虎”階段。當時，人們稱貪污犯為“老虎”，打“老虎”，就是打擊貪污；貪污1億元（舊幣）以上的為“大老虎”，貪污1000萬元（舊幣）以上的為“小老虎”。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2月1日，北京市舉行公審大會，最高人民法院對7名大貪污犯進行了宣判。其中，因非法所得舊幣23億元的中國畜產公司業務處副處長薛崑山、貪污舊幣6.4億元的中央公安部行政處宋德貴二人被判處死刑；其他三人被判處有期徒刑，兩人被免予刑事處罰。
中央機關帶了個好頭，“三反”運動勢如破竹。為防止“輕輕滑過的危險”，毛澤東再次指示：“不許草率收兵，必須擴大戰果。停止講空話，必須看成績。”同時，他還指出，“三反”不僅僅是打“老虎”，而是各級黨委、政府、群眾團體和部隊的領導機關考察、了解、教育幹部的一種最好方法，要“毫不遲疑地開除一批喪失無產階級立場的貪污蛻化分子出黨，撤銷一批嚴重的官僚主義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進、消極疲沓、毫不稱職的分子的領導職務”，並“大膽堅決地提拔一些有德有才的優秀分子到各種工作的領導崗位上來。這是黨的組織建設上的一個嚴重任務，望各級黨委加以注意”。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三反”、“五反”運動在全國開展得如火如荼—成千上萬支“三反”宣傳隊遍布神州大地，成千上萬支“打虎隊”活躍在各條戰線，成千上萬隻大大小小的“老虎”變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一場“反腐倡廉”的人民戰爭在中國打響。除了經濟部門外，許多非經濟部門也出人意料地揪出了不少“大老虎”。如：教育部門的某美術學院供應站就抓住了以虛假報賬的形式貪污公款1.5億元、劫占黃金20兩的“大老虎”；人民解放軍第十軍也揭發出了貪污1000萬元以上的59隻“老虎”，等等。為了避免鬥爭的擴大化，糾正“三反”運動中的一些錯誤，毛澤東在5月10日做出重要批示：“現當三反運動進至法庭審判、追贓定案的階段，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以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方法，及時糾正了缺點和錯誤，保證了“三反”運動健康有序的發展，並在歷時半年多的時間裡勝利落下了帷幕。
”三反”運動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也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從中央到地方颳起的廉政大風暴，取得了輝煌的成績，捉住了不少“老虎”，最為典型的就是被譽為“新中國懲治腐敗第一刀”的處決劉青山、張子善案。
時任天津地委書記的劉青山和天津專員公署專員的張子善，一個35歲，一個37歲，二人都是20世紀30年代就參加共產黨幹革命的老同志，歷經了艱苦卓絕的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都曾坐過國民黨的監獄，在敵人的嚴刑拷打面前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共產黨的英雄氣概。新中國成立後，兩人走上了領導崗位，他們自認為“老子從小革命，現在革命成功了，也應該享受享受了”，於是便不顧黨紀國法，不顧人民群眾死活，侵吞救濟糧、治河款、幹部家屬救濟糧，盤剝民工工資等等，大肆揮霍公款，追求奢侈腐敗的生活，蛻化變質。在兩年的時間裡，二人就盜竊、貪污、挪用了國家資財171.6272億元（舊幣），個人揮霍和浪費的所謂“特費”達3.78億元。1951年12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向華北局提出“判處劉、張死刑”的處理意見。20日，華北局在寫給中央的報告中，鑑於劉青山、張子善的身份和影響，“原則上同意，將劉青山、張子善二貪污犯處以死刑”，但在考慮量刑時又在這句話後面打了一個括號“或緩期二年執行”。中共中央、毛澤東權衡再三，反覆思考，在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後，毅然決定：同意了河北省委的意見，由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判，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依法判處劉青山、張子善死刑，立即執行。
劉青山、張子善執行死刑後，人民群眾拍手稱快，盛讚“共產黨真偉大”、“真了不起”。毛澤東心情十分沉重地說：正因為他們兩個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我們殺了幾個有功之臣，非殺不可。揮淚斬馬謖，這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只有處決他們，才能挽救20個，200個，2000個，20000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啊！我說過的，殺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無奈，不得已啊！問題若是成了堆，就要積重難返啊！
“我們共產黨能夠跳出這種始興終亡的周期律！”
”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
——這是人民領袖毛澤東執政為民的誓言，也是他代表中國共產黨對人民鄭重許下的莊重諾言。1953年1月，他又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指示，進行了新“三反”鬥爭，再次掀起了一場廉政大風暴。他指出：“各級黨委應有決心將為群眾所痛恨的違法亂紀分子加以懲處和清除出黨組織，最嚴重者應處極刑，以平民憤，並藉以教育幹部和人民群眾。”
毛澤東歷來對腐敗恨之入骨，絕不姑息。其實，在延安時期，他就曾毫不手軟秉公處理過多起功臣犯罪的案件。
一件是轟動西北的“黃克功案”。抗日軍政大學第六隊隊長黃克功，年僅26歲，卻是走過長征身經百戰的紅軍老戰士了。1937年9月5日，因為戀人陝北公學女生劉茜提出分手，他在強行逼婚不成的情況下，竟然開槍打死了劉茜。此時，陝甘寧邊區政府剛剛成立，這一起兇殺案頓時在延安成了爆炸性新聞，國民黨方面也藉此大肆炒作說成延安紅軍幹部的“桃色新聞”。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依法進行了審理，判處黃克功死刑，並上報中央裁定。當時，有些同志對此表達了不同意見，認為黃克功參加過長征，立過戰功，應予赦免。毛澤東不同意這種意見，支持邊區政府高等法院作出的判決。他對抗大副校長羅瑞卿說：“這是什麼問題，這是什麼問題！這樣的人不殺，我們還是共產黨嗎？！”
10月11日，陝甘寧邊區高等法院在陝北公學召開公審大會。黃克功在法庭上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並做了反省。當審判長雷經天問他還有什麼請求時，他說：“希望給我一挺機關槍，死在與敵人作戰的戰場上，不要死在自己人的法庭上。”雷經天則當眾宣讀了毛澤東關於此案的指示信：
雷經天同志： 你的及黃克功的信均收閱。黃克功過去鬥爭歷史是光榮的，今天處以極刑，我及黨中央的同志都是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個共產黨員紅軍幹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殘忍的、失掉黨的立場的、失掉革命立場的、失掉人的立場的行為，如為赦免，便無以教育黨，無以教育紅軍，無以教育革命者，並無以教育做一個普通的人。因此中央與軍委便不得不根據他的罪惡行為，根據黨與紅軍的紀律，處他以極刑。正因為黃克功不同於一個普通人，正因為他是一個多年的共產黨員，是一個多年的紅軍，所以不能不這樣辦。共產黨與紅軍，對於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行比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當此國家危機革命緊張之時，黃克功卑鄙無恥殘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處死，是他的自己行為決定的。一切共產黨員，一切紅軍指戰員，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黃克功為前車之戒。請你在公審會上，當着黃克功及到會群眾，除宣布法庭判決外，並宣布我這封信。對劉茜同志之家屬，應給以安慰與撫恤。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聽完毛澤東的信，黃克功悔恨地低下了頭。後來，毛澤東在談起此事時說：“這叫做‘否定之否定’。黃克功槍殺了女青年，這是一次‘否定’，給共產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我們槍決了犯人，否定了他，在群眾中又挽回了影響，使群眾更擁護我們了。”
還有一件是鮮為人知的“肖玉璧案”。肖玉璧出身於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十幾歲就參加了紅軍，南征北戰，光榮負傷80多處，立下了赫赫戰功。毛澤東和肖玉璧的私交甚好。1940年，肖負傷住院時，毛澤東曾親自前往看望，並將自己每日供應的半斤牛奶的取奶證轉送給肖玉璧，直至其出院。後來，肖玉璧擔任了邊區貿易局副局長，但令人惋惜的是，在這個管錢管物的崗位上，他竟然利用職務之便，將邊區奇缺的食油、麵粉等物資賣給國民黨的破壞隊，並貪污稅款達3050元。案發後，陝甘寧邊區政府法院根據已頒布的《懲治貪污條例》中凡貪污5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規定，決定對肖玉璧處以極刑。肖玉璧得知法院的判決後，想到自己戰功赫赫，心有不甘，就給法院寫了一封信，請求予以照顧，免其一死。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考慮肖玉璧與毛澤東的關係，在行刑前特此到毛澤東那裡徵詢意見，並說：“肖玉璧寫信要求，看在他作戰有功的份上，讓他去前線，戰死在戰場上。”說完，將肖玉璧的信遞給毛澤東。
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必須分明。毛澤東是一個講感情的人，他沒有伸手去接林伯渠遞過來的信，而是點燃一支香煙，站在窗口望着窗外，深深地吸了口煙，轉頭問林伯渠：“你準備怎麼答覆他？”
林伯渠說：“據法院統計，目前邊區犯罪率占5 %，這股風非剎不可！不過，對肖玉璧案，邊區政府和西北局還得聽聽你的意見。”
毛澤東稍微停頓了一下，深深地吸了兩口香煙，問道：“你還記得1937年的黃克功案吧？”
“忘不了。”林伯渠說。
毛澤東將手中的煙蒂在煙灰缸中狠狠地一摁，斬釘截鐵地說：“和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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