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独自凉

县城三部曲（《小武》《站台》《任逍遥》）让贾樟柯成了中国地下电影的著名标签。县城之外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地下状态无票房有口碑，浮出地面何以两者皆空？贾樟柯的迷茫，也是王小帅、娄烨等第六代导演共同的境遇：艺术追求、票房压力和“万山不许一溪奔”的审查体系，令他们无所适从。

戴着镣铐的舞蹈，怎能塑造自由的性灵？作为贾樟柯浮出地面的尝试，《世界》（2004）与其大而无当的片名一样平庸；《三峡好人》（2006）摘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大奖，但艺术品质与县城三部曲已不可同日而语，毕竟后者是从他血管里流出来的东西：“拍电影，拍的都是我的间接经验，现实发生什么我就拍什么。”

1889年1月3日，一个车夫在都灵卡罗阿尔伯托广场鞭打一匹老马，尼采上前抱着马哭了起来，然后昏倒了；21世纪山西某工地，车夫拼命抽打不听使唤的马，愤怒的大海（原型胡文海）一枪干掉了车夫。

以胡文海、邓玉娇、周克华、富士康员工自杀事件为故事原型的《天注定》，不乏优点。路过的警车让枪口下态度软弱的会计突然变得强硬，说你打啊，大海毫不犹豫地满足了他；翦除来自外部的强制，打死都不愿挪窝的马跑得那叫一个欢快；十字路口的伟人雕塑和折子戏《林冲夜奔》（官逼民反）、《苏三起解》（蒙冤受屈），充满寓意。

第一个故事如贾樟柯所言：“村庄的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让普通农民举起猎枪。”因挂号信未写中纪委的详细地址，邮局小妹拒绝受理，大海怒发冲冠，认定权贵的魔掌伸进了邮局；将就别人的碗筷吃面、不讲卫生的大海，不会关心尼采才会考虑的哲学问题，杀掉虐待马匹的车夫，动机何在？就不能鸣枪示警？当众向富豪发难、让人难堪，就不能换一个更有人情味也更符合生活逻辑的方式？

导演试图呈现一个缺乏常识、粗鲁、执拗、冷血和痛恨腐败的复杂人物，但却忘记了，倘若大海如此愚昧、不明事理，绝不会为了公益大发布衣之怒。生活中的胡文海杀红了眼，也曾滥杀无辜，那是在穷尽了包括上访等救济手段之后的绝望，何况，“曾经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的他，连写信这样的常识都欠奉，未免太过离谱。

简而言之，这是一部好的坏电影，好在直面现实苦难，坏在无法真切地描述这种苦难。对人物穷尽司法救济的省略与敷衍，严重削弱了影片的批判力量和艺术品质。

久未张开自由的翅膀，贾樟柯重新翱翔天际似乎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倒换时差。将小玉（原型邓玉娇）设置成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强调她身上的侠女气质，自无不可；但动作场面的水平，与三儿（原型周克华）杀人抢劫的段落相去甚远。

富贵逼人、富贵再三逼人，小玉忍无可忍的正当防卫，居然被演绎成胡金铨式的侠女造型。侠女气质重在气质，用舞台艺术的方式去表现打工妹情急之下的本能反应，无疑是刻舟求剑，令人大有脱戏之感。

加缪认为自杀是唯一值得严肃思考的哲学问题：“自杀是对个体生存意义的否定和对个体所在社会的否定。”尽管自杀事件的细节不无瑕疵，但仍然是《天注定》水平最高、故事最为饱满的段落。为逃避对受伤工友的补偿，小辉跑到东莞一家夜总会打工。充满人性弱点的他，在友情、爱情、亲情方面的挫折和失落，以及繁重、枯燥的工作，令非常突然的自杀显得无比“自然”。相比之下，三儿的暴力犯罪就缺乏足够的铺垫。

“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并且为那些倒下去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天注定》着力表现这个华丽、苍白、无情的时代，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的压抑、冤屈和愤怒，自有其价值在。放到暴力美学的层面，观众理应有更高的要求。充满死亡的暴力影像，忍、还是残忍之间，有太多的空白等待填补，需要艺术家的提炼和想象，用镜头精准地呈现人物清晰的行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