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注】昨天看到体育老师一篇转聂卫平的文章，我的第一想法：这世界上没有多少真相，换个角度，看到的完全不同。

见：聂卫平：当时就我一个人替胡耀邦说话 - 万维读者网博客（有关部分附后）

我想说的就是1985年，5月19日，给世人留下极为深刻印象的中国与香港队的球赛，我是亲历者。我的所见所闻。

那一年，我从外地回北京，正好赶上5月19日那个星期，不过我可不是冲着那场球赛。当时父亲在体育部门工作，近水楼台，占尽了一切先机。对于这种唾手可得的机会，我基本不闻不问。不过那场球，即便我不关心体育，也从始至终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首先，在比赛前一周，家里充满焦灼气氛。我没有问过，不过从只言片语，我知道这场球非常重要，全国人民期望值非常高，正像聂卫平所说，人们充满了乐观想法，“至少赢两个球”。但是体委领导完全不同，似乎有种危机感，大概是责任感所致。其它主任副主任，都不在家，李梦华好像是在国外，其他的也各种活动出差在外地。就留下父亲一人，“历史性”的成了这场比赛必须出席，负全责的领导人。从爸爸的言谈话语中，能听得出来，其他人都“躲"出去了。以往分工，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三小球（网球，羽毛球，兵乓球）是必争的项目，因为既有名又有利，这次却全部退避三舍，没有人争这个头筹。

其实，领导参加各种活动（球赛），有的是被请，有的是一定规格需要参加（这场球是后者），通常不过当个观众，只是坐在主席台上，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既不需要讲话，也不需要主持，只是看球。但是这次不同，当时中国人民刚刚改革，各方面都表现开放的姿态，学习外国人，在球场闹事正好时髦。当年或前一年，已经有几起闹事的事情发生，免不了蔓延到北京。这样，现场的领导免不了就会有责任。

晚上看球，我还是去了，完全是好奇心。爸爸通常有一张请柬和五张小票。小票不是在主席台下边，就是在对面最好的位置。那天我是在东边六台吧。也怪了，通常都有亲戚好友来要票，那天记得没有别人，就我一人和爸爸去看的球。中间过程全然不记，输球了，散场了，人群有点激愤，好像还不出边。我随着人流从东门出来，转到北门，于是就看到了砸车烧车的人群。人越围越多，我也跟着人流，一直走到北小街十条出口，因为马路一下变窄了，人流不易通过，慢慢散去，我即回家，大概12点1点的样子，倒头便睡。朦朦胧胧感觉到爸爸是凌晨才回来。之后过去，好像一个字也没有多谈（或者说，爸爸没有跟我谈）这件事。

半年一年，也许几年之后，听到一个叔叔问爸爸，5.19那么大的事，中央也没有追责？爸爸是这样回答的：事前就感觉有可能出事（这也许是其它几个主任副主任纷纷出走，放弃这个既出名又得利的机会的原因），他一周前就给中央打报告，但是没有回复。爸爸说，中央就是书记处，就是给耀邦（这是原话）。所以，事后当然就没有人追责了？！爸爸说，那天，小平和耀邦都没有来，所以公安部就来了一个副部长。后来爸爸和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成了现场的最高指挥官。

聂卫平说，当天晚上耀邦秘书给体委打电话，李梦华让秘书一个一个通知副主任，都是屁话，其他人包括李梦华全都不在北京（甚至中国）。至于公安部，不受体委，甚至耀邦指挥，根据爸爸的话音，除非小平，耀邦等中央首长出席，规格会抬上去，否则公安部不会凭空，或者一个电话就加强警戒的。如果爸爸事前打的报告，耀邦批了，批到公安部，那可能又当别论。不过，耀邦秘书的电话，肯定有记录，倒是给中央日后脱责，埋下了伏笔。

我对耀邦，充满了崇敬。他是爸爸的老领导，据妈妈说，63年爸爸患癌症，生死之间，医院动手术，说最好的结果，也许只能再活五年，当时是耀邦签的字，而不是家属。不过通过5.19足球这件事，让聂卫平对耀邦”更加敬佩了“，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父亲的报告，中央批复了，事前就重视，这个事件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共产党这么点小事还控制不了吗？

那天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过一场足球，包括现场和电视转播，直到今年世界杯，看了一场梅西的，夺冠之争。我知道，中国无论是从娃娃抓起，还是足球梦，根本就是瞎掰。看中国人足球，纯粹是浪费时间；跟着起哄，更是徒费精力。我庆幸，一个5.19，让我日后在足球上少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聂卫平：当时就我一个人替胡耀邦说话（选）

还有一件事使我对胡耀邦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被称为中国足球史上最惨痛的“五一九”那天，正是个星期日，下午三点我去人民大会堂和邓小平打桥牌，同时参加的还有胡耀邦、万里、王大明、王汉斌、丁关根等人。我和胡耀邦搭档，在发牌过程中，胡耀邦忽然很随便地问我，你对今天晚上的足球有什么看法？我也很直率地回答说，晚上的足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我们比香港水平高得多，而且是打平就可以出线，我估计最少赢两个球。

胡耀邦一听警觉起来，又追问了我一句，有你这样想法的人在体委有多少？我不假思索地说，我估计所有的体委负责同志都是这种想法。胡耀邦连声说，不行，这样不行！他放下牌，把秘书叫来，让他马上给当时的体委负责人打电话，说这场球不见得肯定能赢，要做好输球的准备，特别要防止群众闹事，并要她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秘书全都用笔记了下来。

我当时就在旁边，耳闻目睹，心里却很不以为然。我想你不是总讲实事求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吗？你今天可就有点外行了，这球还能输吗？你怎么能让人做这种准备？当然我没敢说出来。

晚饭后，胡耀邦提议不打了，回去看球。大家也都很关心这场球，特别是邓老爷子也是个足球迷，于是就散了。

回到围棋队，我就打开电视机，等裁判结束的哨音一响，我马上想到胡耀邦是高，在全国大多数人的脑袋都在发热时，他却保持着高度的冷静。当时我还没想到真的会闹事，可事实证明当天晚上就有群众上街闹事，还放火烧了汽车。

事后胡耀邦跟我说，他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李梦华后，李梦华马上让秘书给几位副主任打了电话，传达了总书记的指示。只是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疏忽，并没有和北京市公安局联系，结果事件发生后，由于事先安排的警力不够，搞得非常被动。

这件事使我对胡耀邦更加敬佩了，他不仅预测到在那种过热的情况下有可能输球，而且看到由于当时物价上涨等原因，社会产生了不安定因素，很有可能会有人借着输球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果然这些都被他不幸言中。他不愧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着超越一般人的思维和胆识。

“五一九”之后，曾雪麟（时任国足主教练——编者注）讲过，他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打平了都无法答谢国人，非得大胜不可，还要打得好看才行。我想，如果当时国家体委能够把胡耀邦的指示及时传达给教练组，传达给曾雪麟（从时间上讲是完全可以的，胡耀邦是下午讲的），给他们降降温，卸下包袱，那么比赛的结果会是另外一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