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存在決定意識

假如讓群眾來選舉，人們勢必要想：“為什麼要黨來領導？因為它正確，起碼它犯錯誤的機率比別人或集團要小些。這又是為什麼呢？”

馬克思從不認為政黨所以正確是由於個別領袖的天才，而是認為，由於它所代表的階級在社會中所處的先進地位。那麼，黨、以及它所代表的階級在今天的社會中處於什麼地位呢？過去的僱傭無產階級已經不存在了，起對立面資本家也消失了。無產階級的概念已擴大到除了農民以外的一切社會階層。而廣大農民進入集體所有制（實際上是不完全的國家壟斷所有制）已經幾十年。在當今農工聯合企業逐步發展的情況下，他們的自留地已越來越不成為與工人本質上的差別了。廣大農民的私有觀念即使比城裡人強，也並非由於留戀過去的生產關係，而主要是因為生活太貧困、文化水平太低。絕大多數農民都渴望當工人，哪怕是臨時工。這就說明，經濟地位並沒有使他們在政治上比工人落後很多。

總之，對工人階級來說，敵手已經消滅，同盟軍已跟了上來，自己的隊伍又迅速擴大，作為一個階級的先進性，已不象過去那樣明顯了。

更有意義的是，黨已日益成為工農兩大階級的代表，即全民性的黨。它的成員遍布社會各個階層。如果這些“特殊材料製成的”公民確實比一般的“主人”更正確，則他們的日常生活條件應當不大尋常，乃是認識真理的“近水樓台”吧？

在各社會主義國家，起“領導一切”作用的，主要是幾十萬黨的幹部，其他黨內群眾對黨的影響甚微。黨能否具有先進性，一般說來當以這些人為準。

這些同志基本上不參加體力勞動。不少人雖然從事腦力勞動，但不直接參與物質生產過程。他們再怎樣“聯繫群眾”也不可能象群眾本身那樣了解自己的疾苦。他們的優越之處，是過去曾經革命。革命精神並不是一種慣性，它要不斷從現實中添料加油。而年齡和功勞倒增加惰性。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也許同過去的一貫正確有關，而周恩來所以萬民擁戴，恐怕部分是由於他從早期的錯誤中獲得了免疫力。況且，歲月的流逝將把這一長處磨平，象現在蘇聯，老布爾什維克已經死光。另外，他們對國家某些情況的了解比較多，但這要歸功於老百姓了解這些情況的權利比較少。

因此，從認識真理的地位來說，他們即使不比一個普通公民更糟，也不見得更優越。他們與其他人的最大區別是有權。而權力即使不是人與真理之間一道鴻溝，也絕不是搭了一條通向真理的便橋。總之，黨與人民相比，在對真理的認識上，不再具有必然的優先權。黨在社會上的先進性，並非必然“加強”，從而它的領導地位，就不應當絕對地、無條件地“加強”。

六．       新階級

難道說：如今社會彼此彼此，再沒有什麼先進的集團了嗎？有。國外稱之為“新階級”，在社會主義國家，應是無產階級中的一個新階層。

馬克思曾說：工人階級把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作為它的精神武器，而這個哲學則把工人階級當成自己的物質武器。為什麼呢？其中重要的根據，乃在於無產者已成為社會生產活動的決定力量，只有這樣的階級才有資格獲得社會的統治權。他當時看到的，主要是從事體力勞動的產業工人，他們的人數，正隨着物質文明的進步而增長。他們的紀律性和團結精神，也必將在大工業的促進下日趨強固。

今天世界上，產生了一個迅速壯大起來的知識分子隊伍。隨着現代科學的發展，他們將成為先進文明的主要創造者。科學的發明、工藝的革新、管理的改進、智能機器人的使用，越來越降低了體力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作用。在美國，從事非體力勞動的“白領階級”人數上已經超過生產領域中的體力勞動者“藍領階級”。各發達國家都有這個趨向。作為勞動者的一部分，他們付出的不是體力，而是腦力；作為管理者的一部分，他們的資本不是金錢，而是知識。他們的紀律性和團結精神不是來源於一個工廠的流水線或同行業的罷工，而是來自於整個世界的合作和情報交流。

美國的古爾德納寫的《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一書中說：“新階級認為，世界將由那種具有高超的才能、只會和科學知識的人來管理------也就是說，由他們來管理。. . . . .他們都受過批判性論述的陶冶，. . . . .懷疑一切權威，甚至對自己的方法也提出疑問，試圖對一切主張都要麼證明其正當，要麼予以反駁的做法，對一切都不信任。. . . . .（他們）到處皆是------在美國和歐洲，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在蘇聯，都有他們的成員，而且現在中國也有了。現代世界需要他們”。

這套觀點，忽視了這個“階級”的內部，尤其是在不同制度的國家中的差異，誇大了它的獨立性。然而它的存在是不容否認的。

他們的成長伴隨着文明的進步。但在走上領導階級的道路中，又不是一帆風順的。在資本主義世界，壟斷資本迫害它；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壟斷權力壓制它。一位印度詩人梅達曾說：“社會主義是一個吸引人的目標，但是，權力的集中是同資本的集中同樣危險的”。在某種情況下，它們能扮演同樣的角色，即束縛生產力，限制人的才能的充分發展。

既然新一代知識分子是最進步的社會力量，那麼是否黨應當儘量吸收他們，增加黨員成分中的專家、學者的比例，由他們“領導一切”呢？

不行。因為，人民讓他們來領導，是由於他們有知識，而知識是沒有階級性和黨派性的。如果用它來為人類服務，那麼，人們只是服從自然法則，不是服從黨。新階級的職能是對物的管理，是在物質生產過程中管理人。當然無權在政治、思想上“領導一切”。比如，在產品分配上，可不是知識越多，分得越公平。

古爾德納說：“新階級認為它的高度文化代表着人類最偉大的成就，最深遠而古老的智慧和最先進的現代科學知識。它認為這些為人類的幸福和富裕做出了貢獻，所以他們也應該相應地得到較多的報酬”。可是，誰能保證他們不會要的太多呢？

當他們的欲望不受社會制約時，就會代替官僚階層或者跟它結成同盟，壓制人民群眾。鐵托同志指出：“官僚主義和專家治國論是現代社會上一種難以醫治的頑症，其根源不僅在於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規律，而且也在於維護社會上的特權地位和壟斷地位的主觀願望”。

可見，即使黨員全是專家，也不應該領導一切。

七．       反黨罪

既然任何黨都不是絕對權威，那麼，反黨是否構成犯罪呢？

什麼叫“反黨”？一種是行動上的，如刺殺黨員、捏造事實損毀黨報信譽，均屬犯罪。但並非是反黨罪，而是刑事罪。難道殺老百姓、污衊其他合法團體就區別對待嗎？

第二種是言論上的“反黨”，即同黨的政策唱反調。因為黨的本質正由政策來體現，在反對政策和反黨之間，找不到客觀的分界線。我們知道，黨之所以需要，正是由於它的觀點還沒有被全體人民所承認。而人民的不同意見，不能認為是非法。因此，存在着合法的“反黨”思想，是黨存在的前提。黨的工作，就是要轉變這些合法的不同意見， 這隻有通過合法的思想鬥爭。而思想表達為言論，意見外化成宣傳，正是思想鬥爭能夠進行的必要條件。這些要是非法，黨的職能豈不成了與公安局一樣？

因此，一個公民，對黨的政策態度如何，只是個正確不爭取的問題，根本不牽涉到合法不合法。只要在行動上，不用非法手段來反對黨以合法方式所取得的領導權，就沒有違背憲法上“必須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的條文精神。

現在，人民應當有爭辯的權利了。而爭辯的目的，當然是要糾正他認為不正確的觀點。有人說：“黨的錯誤只有黨自己來糾正”。既然如此，人們的爭辯豈不成為多餘了？多餘的“反黨”豈不是犯罪？

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犯錯誤，人民也必然跟着犯。而這個錯誤，既只有黨能“自己糾正”，則人民就不能“自己糾正”了。比如批判馬寅初，壞了民族大事，人民得不到黨的允許就糾正不了。四五運動是人民起來糾正自己國家錯誤的嘗試，可因為當時黨還不曾“自己糾正”，結果失敗了。可是，不論哪個個人、團體或一國的人民，竟不能“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這本身不就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嗎？而這個錯誤又只能靠別人來糾正。誰呢？當然是領導一切的黨了。如果它糾正了人民的這個錯誤，則人民既能糾正自己的錯誤也就必須能糾正黨。這樣，黨的錯誤就不是只能“自己糾正”了。假如它不糾正人民只有靠它才能糾正的上述錯誤，則這本身也是個錯誤。而這個事實，豈不又否定了黨總能“自己糾正”錯誤的說法？

毫無疑問，那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人民的爭辯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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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經在比較抽象的領域裡轉夠了。在此基礎上，一下的討論要涉及中國社會和共產黨了。這就更易於激動那些具有“深厚無產階級感情”的同志。為此，先敬贈一段講壇社會主義者布倫坦諾的話，以降血壓：

“科學的研究只認識一個目的：即認識現實。對它來說，沒有什麼東西比真理更神聖的了。真理滲透一切，不管研究者由於敬畏、喜愛、忠誠、宗教或者偏袒而對被檢驗者多麼鍾愛，真理不應當害怕檢驗或者分析。真理必然會不顧得失，不圖讚揚，不怕譴責，而坦白地說出檢驗的結果”。

八．       先天不足

馬列主義傳入中國是在五四時期，以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為首。兩年後，就有了共產黨，然後馬上又投入了緊張的革命運動。尤其是二七年後，軍事鬥爭成為最重要的任務。直到四二年整風，都沒有充裕的時間使黨在理論上打下紮實的基礎。

馬克思有句名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反過來也是一樣，使用武器的人並不一定會製造武器。毛澤東同志在新民學會時，出版《湘江評論》，開展驅張（敬堯）運動。蔡和森不太贊成，希望多半教育、培養幹部。可惜，歷史不象人們腳下的三輪車，去向由人。

中國的條件決定了：它的黨不可能有俄國黨那樣一個主要做理論準備工作的《火星報》時期，沒有產生象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那樣的理論著作。只有少量簡短的分析文章，如《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因此，黨的策略較多地憑着革命者的直覺。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若按重要性來排列，大概是：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而我黨的元老們，當初尋求它時的主要興趣和注意是在第三者，如周恩來的旅歐通訊中，就較多地談到無產階級專政與無政府主義的爭論。這是由那時中國革命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所決定的，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核心辯證法，在建黨初期所進行的宣傳和研究似乎比較薄弱。

這種理論上的先天不足還有一個證據，試看黨的主要理論家：陳獨秀、瞿秋白、王明、陳伯達、康生、張春橋、姚文元，都犯了嚴重的錯誤。最偉大的是毛澤東，從其一生活動來看應算半個理論家，也沒有正確到底。相反，實際工作領袖大多結局較好一些。這不應只是看作筆桿子們的個人悲劇，站在歷史角度看，這是黨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