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突出政治

         歐洲的封建社會裡，統治階級的基本關係是領主與陪臣。國王把土地賜給他的陪臣------公爵，公爵賜給伯爵，如此下去直到騎士。而每一級陪臣要對它的領主效忠，領主打仗時陪臣就要帶上封地上的人馬跟隨出征。因而，是經濟上的隸屬關係帶來了政治上的服從。

         中國自秦設郡縣以來，各級官員由中央政府委派，他們的俸祿、特權都是由官職帶來的。大地主的世襲財產並不是政治仕途的充分保證，也沒有對農民的司法權。到隋行科舉之後，一些寒門閭左“學而優則仕”，其經濟地位完全取決於宦海沉浮。因而，政治統治關係決定了經濟權益。

         中國的政治，對經濟的反作用遠比歐洲為大。又因為社會上沒有影響極大的宗教，作為聯繫人們精神的紐帶，這就更使政治成為把中華民族聯結成一個整體的特別粗大的繩索，孔孟之道，一頭束縛着人民的思想、道德，一頭就充當着政治的直接工具。

         這就促使官僚機器更加龐大。因而，為了維護這個貪婪的食利階級的生活，就需要把全國的產品輸運、經濟聯繫都集中到中央政府。這就破壞力本來就很脆弱的商品經濟，使農民在繳納的租稅之後，省下來投入民間交流的商品更加稀少。從而削弱了社會水平方向的經濟網絡關係。為保持社會統一，就更使加強垂直系統的政治紐帶成為必要。最後，政治日益脫離經濟，而具有它自己的獨立性，甚至經濟活動倒成了它的附屬品。

         譬如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當時他下的御旨中說：這是為了解南方政績的優劣。其實一是為了玩和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二是為了南糧北運，但決不是為着民間通商，而是為了供養皇家及其軍隊。總之是以政治動機為主。

         研究中國科技史的李約瑟博士說：“中世紀中國的地震學------地震預報已經達到一個非常先進的水平，而這只是由於一旦遠離首都的地區發生地震時，就必須儘快地了解情況。這樣才能給地方當局提供支援，以免他們遭受可能隨之而來的群眾性騷亂”。原來，張衡的地動儀後來也為政治服務了！

         都江堰倒也許是為了農業生產，但終究是中央集權早期的事。

         又如楊廣出兵侵略朝鮮，主要原因是逞威風。還不是為了提高他在民眾中的威望，鞏固政權？相反，歐洲延續百年的十字軍東征，儘管打着基督聖戰的旗號，其實主要是為攫取經濟利益。

         鄭和下西洋，與達·伽馬繞過非洲的航行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比重，差別極大。

         這就是中央集權政治的特色。林彪的“念念不忘突出政治”並不是新發明。它代表了依附在專制國家機體上的一大群政治寄生蟲的利益。就是那些對社會物質財富與精神財富的創造完全多餘的人。但他們既出現在那裡，就要為自己找到存在的理由。這個理由就是：人民在精神上必須由他們來統治，而現代人已越來越感到不需要別人的精神統治了，他們就加強統治，使人民感受不到自己的獨立性。

         馬克思早就指出：共產主義社會中，對人的管理將被對物的管理所取代。因而，任何把以人為對象的什麼領導不斷加強的企圖，只是裹着馬克思主義包裝紙的中國土產貨，它違背了人類社會進化的根本目的：人的充分自由和全面發展。

十四。人的異化

         人的異化概念，來源於馬克思。它是指，作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上層建築的創造者的人，無力駕馭自己的創造物，反受到它們的支配，喪失了人的自由。

         這是現代資產階級從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發掘出來的。共產黨曾斥責這種企圖是要對抗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事過境遷，眼下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已經不再固執了，又用它來“印證”了。

         社會主義是否存在人的異化？一個普通的工人、農民，對自己所創造的勞動產品、如何分配、如何加入社會流通、對於自己也是一員的社會的物質財富如何使用、管理、多少用來備戰、多少援外、多少為群眾建住房，對這一切，有沒有支配權呢？

     在人與人的關繫上，一個老百姓承認中央首長的權威，是把這種關係看成是人們之間協商的結果、是受人們意志支配的呢？還是把它當作人們自主意志之外的、無法改變的現實呢？

         很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在私下裡未必承認“我是國家的主人”。這並不是個別官僚壓迫的結果，它是國家壟斷所有制社會現實的反映。南斯拉夫是唯一明確反對這種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鐵托同志指出：“勞動人民和公民直接參加解決一切社會問題是我們的社會主義自治民主的實質。. . . . . . 這一制度的中心是人、人的自由和幸福、人作為生產者和自治者的權利以及人的當前的和長遠的利益”。

         而在蘇聯式的社會裡，人被貶為他人或物的附屬品，正象古羅馬哲學家愛比克泰德說的：“你的責任僅在於好好地扮演派給你當的那個角色，至於挑選合適的角色和分派角色，那是別人的事情”。

         黨就充當了挑選和分派角色的那個“別人”。因此，“一切服從黨安排”就成了人的“美德”。但這“美德”排斥了自由，因為“自由 . . . . . . 不僅包括我實現着自由，而且包括我在自由地實現自由”（馬克思）。服從可以是自由的，但是要“一切服從”，就是無所謂“服”也“從”了，是不自由的。

         控制論創始人維納更具體地說：“每個人的自由就意味着他能夠充分地並順利地發展他的潛在能力。. . . . . . 如果把人的個體用來編成一個組織，不把人當作具有充分權利義務的人來使用，而只是當作齒輪、槓桿和棍棒來使用，那麼人是由血和肉構成的這件事就沒有什麼意義了。當作機器的一個元件來使用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機器中的元件。. . . . . . 那些竟然想按照不改變個人職能和不改變限制個人的方式來組織我們的人，必將使人類停止不前” 。------《人當人來使用》

         相反，十九世紀反動的法學家狄驥認為：“個人不是目的，而僅僅是手段。個人僅僅是社會有機體這個大機器上的一個齒輪。我們每個人存在的意義，僅僅在於在社會建設事業中完成一定的工作”。

         而在馬克思那裡，人的地位處於奧林匹斯山的頂峰，一切為了人。

         《共產黨宣言》曾預言：“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在蘇式黨的領導下，“一切人”的自由發展倒成了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強調沒有國家，就沒有個人；先有一般，後有個別；個性寓於共性之中！把辯證法完全倒裝了。

         應當重申：“真正的自由首先在於人有願望和有可能對自己生活的所有問題自主地作出決定”（鐵托）。只能是“自主地”，而不是“必須服從”。必須服從，必然千篇一律，而千篇一律的幸福是沒有的。共產主義的祖師爺莫爾已經斷言：“參差多樣，對幸福來講是命脈，在烏托邦中絲毫看不見。這點是一切計劃性社會制度的缺陷，空想的制度如此，現實的也一樣”。

         “必須服從”僅對戰場上的軍人來說是美德；而想永遠讓社會象戰場、人民象軍隊的人，倒是很缺德的吧？

十五。“必須”的必須

         人要真正自由，就不能絕對免於“必須服從”。在工廠，必須服從規章制度；在馬路上，必須服從民警指揮。

         現代社會不能沒有權威。公民必須服從人民代表會議和它所任命的政府。但這個代表會，應當是人民的各種觀點自由發表的場所，並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作出決定。無論什麼黨派或個人，都應通過正當的宣傳手段，力求贏得大多數的擁護。掌權者的意志被否決，也必須服從多數的意見。這個代表會議的代表，應在儘可能大的範圍內，由人民直接選舉。

         黨的職能，將不再是統治人，而是成為促使各個階層、集團的利益或不同思想派別通過正常途徑協調起來的工具。它們將用不強加於人的宣傳，而不是憑靠暴力或變相的暴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為此，黨的各級書記，不應兼任同級的行政領導。所有黨派都是平等的。所以，任何人不應以書記、主席的名義天然合理地領取共和國的工資，因為他的這種勞動，並未提供為全民所認可的價值。各黨專制幹部和薪金和活動經費，出黨費和募捐外，可由人民代表會根據大家的意願給予定期撥款。這樣，才會為防止鑽營執政黨好處的人創造物質保障。要“必須服從”，就必須爭取這樣的制度。

     這些，與資產階級的“多元民主制”有着本質的區別。因為，已不存在經濟利益根本對立的階級，這種多黨制是以整個社會的一元利益為基礎的。

         這種制度，儘管會發生正確意見不能通過的情況，但隨着人民覺悟水平不斷提高，它發生的機率必然越來越小。斯賓諾莎就說過：“在民主制國家中，對於是否會發生荒誕的事情，不需要過多耽心， 因為如果會議的參加者人數眾多，而參加會議的多數人都擁護一件荒誕的事情，這幾乎是不肯能的”。即使可能，也不會長久，不會造成專制統治下那樣悲慘的後果。只要他們真是人民的代表，而並非沒睡任命。

         可惜，民主在中國仿佛不可實行。因為這裡是一盤散沙呀。是的，中國兩千年來就是一盤散沙。從秦始皇到共產黨，都想用中央集權來消除它。缺迄今無成。因為，用集權政治這條“鋼筋”，是聚合不了這盤沙子的，只有民主政治這類加鋼筋的“水泥”，才能把它凝為一體。

         文革中，專制與無政府傾向交並出現，誰是惡源呢？企圖加強政治統治來消除離心力，真乃緣木求魚。

         當然，現在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取消黨的領導將會帶來不少麻煩。但這本身正是因為黨違背了馬克思關於黨消亡的徹底革命精神，不是為自己退出政治舞台創造條件，而是儘量使社會依附於自己，努力讓人民沒有能力在沒有他們時生存下去。

         康有為反對推翻帝制，他說那樣就會天下大亂。辛亥革命之後那幾年，中國的確亂得很，人民苦得很。但誰也不會承認康有為是正確的。因為，正是封建專制，為軍閥混戰創造了條件。

     況且，某些社會動亂，並不是黨的領導被削弱引起的 。例如文革的十年，難道只是“踢開黨委”的結果嗎？號召奪權的，難道不是黨的《5.16通知》嗎？全中國最大的亂源，不就是中央委員會任命的文革小組嗎？江青、康生信口雌黃，多少公民就鋃鐺下獄，他們的權力是哪來的？來自憲法？來自人民？來自某個偉人？偉人的權威又是怎麼樹起來的？“林副統帥”可不是皇親國戚，他那狐假虎威的關係又是怎麼形成的？

         要真是踢開了黨，哪家造反派能打到合法的人民政府？“一月風暴”所產生的政權，是人大常委會承認為合法的嗎？

         那些書記們，十七年不遺餘力地加強黨的領導，曾把那些要削弱它的右派們打得落花流水，而那些天真的紅衛兵，主要正是因為相信黨，才把這些不再受黨信任的黨員打翻在地。這僅只是誤會嗎？但願它不是歷史的懲罰吧？

         更有意思的是，為什麼黨委一被踢開，火車不跑了，法院也癱了？行政權難道必須跟着黨權一起垮掉嗎？如果不搞以黨代政，人民的損失不就會小一些嗎？黨不是管的太多了嗎？

         或許，保姆已離開，小孩就得栽跟頭？難道人民永遠不能學會自己走路嗎？三十年來，我們仍然如此“幼稚”，是必不可免的，還是多少人為造成的呢？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是要加強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呢？還是要加強人民對它的救世主的依從關係？後者正是加強着人的異化，它不是“必須”的吧？面對這個現實，必須有人來提出挑戰，他們必須是也正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一代新人。

十六。新人

         新人終於誕生了！他們吸允着古老大地的乳汁，沐浴着進步文明的陽光。東西兩大文化傳統是他們的精神父母，新老兩代人的衝突當作他們的搖籃，一場深重的民族災難成了他們的助產婆。

         他們是共產黨的後代，從小就受着革命信仰的薰陶，他們不及思索地吞下餵給他們的一切，相信一切。因而曾經充當了紅衛兵、紅小兵、共青團里的佼佼者。

         然而，現實撕碎了純真的理想。“牧師們”教導他們信奉“上帝”，可正由於真切地尋求了那個“上帝的福音”，卻發現“牧師們”的嘴臉與“聖經”不大協調，而聖經與現實也有矛盾。所以，就懷疑，懷疑就思索。正象羅曼·羅蘭描述的：“人生有一個時期應當敢不公平，敢把跟着別人佩服的敬重的東西------不管是真理是謊言------一概擯棄，敢把沒有經過自己認為是真理的東西統統否認。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見聞，使一個兒童把大量的謊言與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飽了。所以他如要成為一個健全的人，少年時期的第一件責任就是把宿食嘔吐乾淨”。

         吐乾淨，再去消化吸收新的養料。然而，這個過程是苦痛和曲折的。沒有可信賴的老師，沒有充足的書籍，也缺乏公開、熱烈的討論，唯有壓抑而沉重的思索。

         多少同路退縮了，在這茫茫的苦海面前。有人看破紅塵，背棄了探索真理的初衷，把馬克思連同洗澡水一塊潑掉了。但他們------新人，並不曾屈服。不倦的追求、淨化、升華了他們的思想和情操，最終會找回那失去了的馬克思主義。

         在一個民辦刊物上，他們這樣表達了自己的心聲：“我是新時代的人，我要走自己的路，我要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不能辜負時代。我要象一個真正的人那樣勇敢地回答時代提出的問題。

         . . . . . . 當生活的圖畫被各種原因無情地玷污和取消的時候，在這十分沉悶、令人絕望的時候，偉大的時代把自己的感情賦予另一些人，賦予在頑強戰鬥中追求祖國光明的未來、追求民族的富強的理想的人，這些人一生是艱巨和痛苦的，他們是無畏的探索者，他們最了解生活的意義，他們是堅強的戰士。

         . . . . . . 我們追求的是一代人的命運，一代人的出路，實際上就是尋找社會的出路。

         . . . . . . 我們並不想在歷史的紀念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可是我們卻願意用自己無畏的奮不顧身的一生來鑄造這樣一塊紀念碑。人類的偉大的奮鬥精神永遠不會中斷. . . . . . 即使我們自己不能走出一條路來，那麼我們也要用自己的身體和鮮血探清黑暗中的利石，用自己的毀滅來標出失足的深坑”。

         新人們決不把自己當成救世主，卻甘願做祈禱人類幸福的祭壇上的犧牲。

         他們在黎明前最先醒來，人數是那麼少，在中國這十億人的海洋里，他們的呼喊被濤聲和鼾聲所吞沒。如果說，屠格涅夫曾在黑暗的俄國塑造了巴哈羅夫這個輝煌的虛無主義者形象，而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社會主義者僅僅以幾十計算的年月，就把薇拉等革命者的偉大精神展示給社會，那麼，新人，恐怕還沒有這麼好的運氣。

         即使他們有一萬人，也才十萬人中攤到一個。在封閉社會裡一個普通老百姓所能了解的不過幾十年幾百人。因此，新人的面目，在大多數群眾眼裡，就成了官方宣傳所描繪的那樣：無政府主義者、極端個人主義者、四人幫殘渣餘孽，最體面的大概是：天真幼稚的青年。

         這倒未必全出惡意。官員們的確很難理解他們。這些公僕們多年養成了一種習慣：反對我們的是國民黨；見解不一致的多半是右派；世界上的人我們最正確。就象多少人都猜不中她的謎底的斯芬克司，怎料到會出了一個聰明的俄狄浦斯呢？這些年輕人，看上去似曾相識，舊帽子現成，趕緊扣過去！儘管明顯存在着年齡、階級地位、生活經歷等等差別，也都忽略不計，反正都是一個白骨精變的！

         但新人們並不介意。他們相信，一個青年人，只要有足夠的知識，有勇氣去探索，只要不昧着良心，總是要向同一條道路走來的。即使他們沒有講話的自由，可真理的聲音，沒有聲波的振動也能傳送。

         他們決不想憑藉暴力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為歷史表明：直接用暴力得到的權力，總要用暴力來維持。他們懂得，如今再腐敗的統治，也不至於讓人民吃不上窩頭了。雨果的話今天對了：“什麼將隨着貧困一道消失呢？革命。. . . . . . 革命的世紀已經結束，改良的世紀已經開始。. . . . . . 上帝將用和平者的虔誠而安靜的行動來代替煽動者的紊亂的行動”。要是真理再次遇上了刺刀，他們會象丹東那樣說：“我願做受刑人，不願做施刑人”。

     魯迅發過這樣的感慨：“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而今天有了，也許是歷史上第一次，但願是最後一次。

         人道的社會主義者布洛赫曾說：“我們沒有信心，我們只有希望”。而新人們可以說：“我們總有希望，因而就有信心”。

         是的，歷史將會為他們的信心作證。讓黨的領導到它該到的地方去吧；讓親愛的祖國具有她應當具有的容貌吧；讓可憐而又倔強的新人，走完他們必須走的人生旅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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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再加一段廢話吧：“假令我說了許多無可辯駁的話，別的同志未必遂能生實踐的決心；假令我說了許多似是而非的話，別的同志亦未必肯勻點時候與我作個有力的是正”。這是惲代英講過的。我們是“被耽誤了的青年”，好歹寫了這篇文章，大概落到的後一種情況。多麼渴望有人來“作個有力的是正”呵！帽子，多少人戴過了，我們也準備戴。然而，科學的辯論，多少也賞一點吧！這樣，我們的水平會提高，您的水平也不會降低，要是大家都這樣，中國的水平又將怎樣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