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突出政治

         欧洲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的基本关系是领主与陪臣。国王把土地赐给他的陪臣------公爵，公爵赐给伯爵，如此下去直到骑士。而每一级陪臣要对它的领主效忠，领主打仗时陪臣就要带上封地上的人马跟随出征。因而，是经济上的隶属关系带来了政治上的服从。

         中国自秦设郡县以来，各级官员由中央政府委派，他们的俸禄、特权都是由官职带来的。大地主的世袭财产并不是政治仕途的充分保证，也没有对农民的司法权。到隋行科举之后，一些寒门闾左“学而优则仕”，其经济地位完全取决于宦海沉浮。因而，政治统治关系决定了经济权益。

         中国的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远比欧洲为大。又因为社会上没有影响极大的宗教，作为联系人们精神的纽带，这就更使政治成为把中华民族联结成一个整体的特别粗大的绳索，孔孟之道，一头束缚着人民的思想、道德，一头就充当着政治的直接工具。

         这就促使官僚机器更加庞大。因而，为了维护这个贪婪的食利阶级的生活，就需要把全国的产品输运、经济联系都集中到中央政府。这就破坏力本来就很脆弱的商品经济，使农民在缴纳的租税之后，省下来投入民间交流的商品更加稀少。从而削弱了社会水平方向的经济网络关系。为保持社会统一，就更使加强垂直系统的政治纽带成为必要。最后，政治日益脱离经济，而具有它自己的独立性，甚至经济活动倒成了它的附属品。

         譬如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当时他下的御旨中说：这是为了解南方政绩的优劣。其实一是为了玩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二是为了南粮北运，但决不是为着民间通商，而是为了供养皇家及其军队。总之是以政治动机为主。

         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李约瑟博士说：“中世纪中国的地震学------地震预报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先进的水平，而这只是由于一旦远离首都的地区发生地震时，就必须尽快地了解情况。这样才能给地方当局提供支援，以免他们遭受可能随之而来的群众性骚乱”。原来，张衡的地动仪后来也为政治服务了！

         都江堰倒也许是为了农业生产，但终究是中央集权早期的事。

         又如杨广出兵侵略朝鲜，主要原因是逞威风。还不是为了提高他在民众中的威望，巩固政权？相反，欧洲延续百年的十字军东征，尽管打着基督圣战的旗号，其实主要是为攫取经济利益。

         郑和下西洋，与达·伽马绕过非洲的航行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比重，差别极大。

         这就是中央集权政治的特色。林彪的“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并不是新发明。它代表了依附在专制国家机体上的一大群政治寄生虫的利益。就是那些对社会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完全多余的人。但他们既出现在那里，就要为自己找到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人民在精神上必须由他们来统治，而现代人已越来越感到不需要别人的精神统治了，他们就加强统治，使人民感受不到自己的独立性。

         马克思早就指出：共产主义社会中，对人的管理将被对物的管理所取代。因而，任何把以人为对象的什么领导不断加强的企图，只是裹着马克思主义包装纸的中国土产货，它违背了人类社会进化的根本目的：人的充分自由和全面发展。

十四。人的异化

         人的异化概念，来源于马克思。它是指，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创造者的人，无力驾驭自己的创造物，反受到它们的支配，丧失了人的自由。

         这是现代资产阶级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发掘出来的。共产党曾斥责这种企图是要对抗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事过境迁，眼下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再固执了，又用它来“印证”了。

         社会主义是否存在人的异化？一个普通的工人、农民，对自己所创造的劳动产品、如何分配、如何加入社会流通、对于自己也是一员的社会的物质财富如何使用、管理、多少用来备战、多少援外、多少为群众建住房，对这一切，有没有支配权呢？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一个老百姓承认中央首长的权威，是把这种关系看成是人们之间协商的结果、是受人们意志支配的呢？还是把它当作人们自主意志之外的、无法改变的现实呢？

         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在私下里未必承认“我是国家的主人”。这并不是个别官僚压迫的结果，它是国家垄断所有制社会现实的反映。南斯拉夫是唯一明确反对这种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铁托同志指出：“劳动人民和公民直接参加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自治民主的实质。. . . . . . 这一制度的中心是人、人的自由和幸福、人作为生产者和自治者的权利以及人的当前的和长远的利益”。

         而在苏联式的社会里，人被贬为他人或物的附属品，正象古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说的：“你的责任仅在于好好地扮演派给你当的那个角色，至于挑选合适的角色和分派角色，那是别人的事情”。

         党就充当了挑选和分派角色的那个“别人”。因此，“一切服从党安排”就成了人的“美德”。但这“美德”排斥了自由，因为“自由 . . . . . . 不仅包括我实现着自由，而且包括我在自由地实现自由”（马克思）。服从可以是自由的，但是要“一切服从”，就是无所谓“服”也“从”了，是不自由的。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更具体地说：“每个人的自由就意味着他能够充分地并顺利地发展他的潜在能力。. . . . . . 如果把人的个体用来编成一个组织，不把人当作具有充分权利义务的人来使用，而只是当作齿轮、杠杆和棍棒来使用，那么人是由血和肉构成的这件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当作机器的一个元件来使用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机器中的元件。. . . . . . 那些竟然想按照不改变个人职能和不改变限制个人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人，必将使人类停止不前” 。------《人当人来使用》

         相反，十九世纪反动的法学家狄骥认为：“个人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个人仅仅是社会有机体这个大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我们每个人存在的意义，仅仅在于在社会建设事业中完成一定的工作”。

         而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地位处于奥林匹斯山的顶峰，一切为了人。

         《共产党宣言》曾预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苏式党的领导下，“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倒成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强调没有国家，就没有个人；先有一般，后有个别；个性寓于共性之中！把辩证法完全倒装了。

         应当重申：“真正的自由首先在于人有愿望和有可能对自己生活的所有问题自主地作出决定”（铁托）。只能是“自主地”，而不是“必须服从”。必须服从，必然千篇一律，而千篇一律的幸福是没有的。共产主义的祖师爷莫尔已经断言：“参差多样，对幸福来讲是命脉，在乌托邦中丝毫看不见。这点是一切计划性社会制度的缺陷，空想的制度如此，现实的也一样”。

         “必须服从”仅对战场上的军人来说是美德；而想永远让社会象战场、人民象军队的人，倒是很缺德的吧？

十五。“必须”的必须

         人要真正自由，就不能绝对免于“必须服从”。在工厂，必须服从规章制度；在马路上，必须服从民警指挥。

         现代社会不能没有权威。公民必须服从人民代表会议和它所任命的政府。但这个代表会，应当是人民的各种观点自由发表的场所，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无论什么党派或个人，都应通过正当的宣传手段，力求赢得大多数的拥护。掌权者的意志被否决，也必须服从多数的意见。这个代表会议的代表，应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由人民直接选举。

         党的职能，将不再是统治人，而是成为促使各个阶层、集团的利益或不同思想派别通过正常途径协调起来的工具。它们将用不强加于人的宣传，而不是凭靠暴力或变相的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此，党的各级书记，不应兼任同级的行政领导。所有党派都是平等的。所以，任何人不应以书记、主席的名义天然合理地领取共和国的工资，因为他的这种劳动，并未提供为全民所认可的价值。各党专制干部和薪金和活动经费，出党费和募捐外，可由人民代表会根据大家的意愿给予定期拨款。这样，才会为防止钻营执政党好处的人创造物质保障。要“必须服从”，就必须争取这样的制度。

     这些，与资产阶级的“多元民主制”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已不存在经济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这种多党制是以整个社会的一元利益为基础的。

         这种制度，尽管会发生正确意见不能通过的情况，但随着人民觉悟水平不断提高，它发生的机率必然越来越小。斯宾诺莎就说过：“在民主制国家中，对于是否会发生荒诞的事情，不需要过多耽心， 因为如果会议的参加者人数众多，而参加会议的多数人都拥护一件荒诞的事情，这几乎是不肯能的”。即使可能，也不会长久，不会造成专制统治下那样悲惨的后果。只要他们真是人民的代表，而并非没睡任命。

         可惜，民主在中国仿佛不可实行。因为这里是一盘散沙呀。是的，中国两千年来就是一盘散沙。从秦始皇到共产党，都想用中央集权来消除它。缺迄今无成。因为，用集权政治这条“钢筋”，是聚合不了这盘沙子的，只有民主政治这类加钢筋的“水泥”，才能把它凝为一体。

         文革中，专制与无政府倾向交并出现，谁是恶源呢？企图加强政治统治来消除离心力，真乃缘木求鱼。

         当然，现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消党的领导将会带来不少麻烦。但这本身正是因为党违背了马克思关于党消亡的彻底革命精神，不是为自己退出政治舞台创造条件，而是尽量使社会依附于自己，努力让人民没有能力在没有他们时生存下去。

         康有为反对推翻帝制，他说那样就会天下大乱。辛亥革命之后那几年，中国的确乱得很，人民苦得很。但谁也不会承认康有为是正确的。因为，正是封建专制，为军阀混战创造了条件。

     况且，某些社会动乱，并不是党的领导被削弱引起的 。例如文革的十年，难道只是“踢开党委”的结果吗？号召夺权的，难道不是党的《5.16通知》吗？全中国最大的乱源，不就是中央委员会任命的文革小组吗？江青、康生信口雌黄，多少公民就锒铛下狱，他们的权力是哪来的？来自宪法？来自人民？来自某个伟人？伟人的权威又是怎么树起来的？“林副统帅”可不是皇亲国戚，他那狐假虎威的关系又是怎么形成的？

         要真是踢开了党，哪家造反派能打到合法的人民政府？“一月风暴”所产生的政权，是人大常委会承认为合法的吗？

         那些书记们，十七年不遗余力地加强党的领导，曾把那些要削弱它的右派们打得落花流水，而那些天真的红卫兵，主要正是因为相信党，才把这些不再受党信任的党员打翻在地。这仅只是误会吗？但愿它不是历史的惩罚吧？

         更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党委一被踢开，火车不跑了，法院也瘫了？行政权难道必须跟着党权一起垮掉吗？如果不搞以党代政，人民的损失不就会小一些吗？党不是管的太多了吗？

         或许，保姆已离开，小孩就得栽跟头？难道人民永远不能学会自己走路吗？三十年来，我们仍然如此“幼稚”，是必不可免的，还是多少人为造成的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加强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呢？还是要加强人民对它的救世主的依从关系？后者正是加强着人的异化，它不是“必须”的吧？面对这个现实，必须有人来提出挑战，他们必须是也正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代新人。

十六。新人

         新人终于诞生了！他们吸允着古老大地的乳汁，沐浴着进步文明的阳光。东西两大文化传统是他们的精神父母，新老两代人的冲突当作他们的摇篮，一场深重的民族灾难成了他们的助产婆。

         他们是共产党的后代，从小就受着革命信仰的熏陶，他们不及思索地吞下喂给他们的一切，相信一切。因而曾经充当了红卫兵、红小兵、共青团里的佼佼者。

         然而，现实撕碎了纯真的理想。“牧师们”教导他们信奉“上帝”，可正由于真切地寻求了那个“上帝的福音”，却发现“牧师们”的嘴脸与“圣经”不大协调，而圣经与现实也有矛盾。所以，就怀疑，怀疑就思索。正象罗曼·罗兰描述的：“人生有一个时期应当敢不公平，敢把跟着别人佩服的敬重的东西------不管是真理是谎言------一概摈弃，敢把没有经过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统统否认。所有的教育，所有的见闻，使一个儿童把大量的谎言与愚蠢、和人生主要的真理混在一起吞饱了。所以他如要成为一个健全的人，少年时期的第一件责任就是把宿食呕吐干净”。

         吐干净，再去消化吸收新的养料。然而，这个过程是苦痛和曲折的。没有可信赖的老师，没有充足的书籍，也缺乏公开、热烈的讨论，唯有压抑而沉重的思索。

         多少同路退缩了，在这茫茫的苦海面前。有人看破红尘，背弃了探索真理的初衷，把马克思连同洗澡水一块泼掉了。但他们------新人，并不曾屈服。不倦的追求、净化、升华了他们的思想和情操，最终会找回那失去了的马克思主义。

         在一个民办刊物上，他们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我是新时代的人，我要走自己的路，我要追求自己的理想，我不能辜负时代。我要象一个真正的人那样勇敢地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

         . . . . . . 当生活的图画被各种原因无情地玷污和取消的时候，在这十分沉闷、令人绝望的时候，伟大的时代把自己的感情赋予另一些人，赋予在顽强战斗中追求祖国光明的未来、追求民族的富强的理想的人，这些人一生是艰巨和痛苦的，他们是无畏的探索者，他们最了解生活的意义，他们是坚强的战士。

         . . . . . . 我们追求的是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的出路，实际上就是寻找社会的出路。

         . . . . . . 我们并不想在历史的纪念碑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可是我们却愿意用自己无畏的奋不顾身的一生来铸造这样一块纪念碑。人类的伟大的奋斗精神永远不会中断. . . . . . 即使我们自己不能走出一条路来，那么我们也要用自己的身体和鲜血探清黑暗中的利石，用自己的毁灭来标出失足的深坑”。

         新人们决不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却甘愿做祈祷人类幸福的祭坛上的牺牲。

         他们在黎明前最先醒来，人数是那么少，在中国这十亿人的海洋里，他们的呼喊被涛声和鼾声所吞没。如果说，屠格涅夫曾在黑暗的俄国塑造了巴哈罗夫这个辉煌的虚无主义者形象，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社会主义者仅仅以几十计算的年月，就把薇拉等革命者的伟大精神展示给社会，那么，新人，恐怕还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即使他们有一万人，也才十万人中摊到一个。在封闭社会里一个普通老百姓所能了解的不过几十年几百人。因此，新人的面目，在大多数群众眼里，就成了官方宣传所描绘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极端个人主义者、四人帮残渣余孽，最体面的大概是：天真幼稚的青年。

         这倒未必全出恶意。官员们的确很难理解他们。这些公仆们多年养成了一种习惯：反对我们的是国民党；见解不一致的多半是右派；世界上的人我们最正确。就象多少人都猜不中她的谜底的斯芬克司，怎料到会出了一个聪明的俄狄浦斯呢？这些年轻人，看上去似曾相识，旧帽子现成，赶紧扣过去！尽管明显存在着年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等等差别，也都忽略不计，反正都是一个白骨精变的！

         但新人们并不介意。他们相信，一个青年人，只要有足够的知识，有勇气去探索，只要不昧着良心，总是要向同一条道路走来的。即使他们没有讲话的自由，可真理的声音，没有声波的振动也能传送。

         他们决不想凭借暴力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历史表明：直接用暴力得到的权力，总要用暴力来维持。他们懂得，如今再腐败的统治，也不至于让人民吃不上窝头了。雨果的话今天对了：“什么将随着贫困一道消失呢？革命。. . . . . . 革命的世纪已经结束，改良的世纪已经开始。. . . . . . 上帝将用和平者的虔诚而安静的行动来代替煽动者的紊乱的行动”。要是真理再次遇上了刺刀，他们会象丹东那样说：“我愿做受刑人，不愿做施刑人”。

     鲁迅发过这样的感慨：“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而今天有了，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但愿是最后一次。

         人道的社会主义者布洛赫曾说：“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只有希望”。而新人们可以说：“我们总有希望，因而就有信心”。

         是的，历史将会为他们的信心作证。让党的领导到它该到的地方去吧；让亲爱的祖国具有她应当具有的容貌吧；让可怜而又倔强的新人，走完他们必须走的人生旅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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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加一段废话吧：“假令我说了许多无可辩驳的话，别的同志未必遂能生实践的决心；假令我说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话，别的同志亦未必肯匀点时候与我作个有力的是正”。这是恽代英讲过的。我们是“被耽误了的青年”，好歹写了这篇文章，大概落到的后一种情况。多么渴望有人来“作个有力的是正”呵！帽子，多少人戴过了，我们也准备戴。然而，科学的辩论，多少也赏一点吧！这样，我们的水平会提高，您的水平也不会降低，要是大家都这样，中国的水平又将怎样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