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贵成

在 新中国领导人中，周恩来作为一个大国总理，具有一种非常独特的迷人风度——儒雅淡定，潇洒沉着。但是自从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后， 周总理的表现却极为反常，与那种迷人的风度相去甚远。从周总理的这些反常行为中，正好可以给人们探寻林彪叛逃真相提供一些端倪。

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稍后的一天，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了现场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已死。这时候一件反常的事情发生了，周总理竟然大哭起来，这是曾任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的高文谦在对纪登奎的采访笔记中透露的，下边是纪登奎的回忆：

当 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民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国务院业务组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 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不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不发。后 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 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嚎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地伤心，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 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本 来，林彪死了，当时几乎人人都在为党和国家高兴，正如纪登奎所说的那样，周总理也“应该高兴才是”，因为“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为什么 堂堂一国总理却这么失态，要为“叛党叛国”死去的林彪大放悲声号啕痛哭呢？如果林彪真的像官方说的，是个“叛党叛国”“篡党夺权”的大坏蛋，政治立场一向 坚定正确的周总理会为他的死感到悲痛吗？这样看来，林彪并非官方描述的那么坏，而且似乎与周总理的感情也非同一般，周总理才可能为林彪之死感到如此悲痛。 尤其应该注意周总理说的这样一句话：“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似乎话中有话。“事情不那么简单”，难道林彪之死并不是人们看到的那 样，是“叛党叛国”，是“自取灭亡”？难道林彪之死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版本？再说，林彪已经死了，他和他的死党从此不会再干什么事情了，为什么“事情没 完”？这只能是说像整死林彪类似的事情还没完，那些整死林彪的人以后还会继续整人，而且下一个很可能整到周总理的头上。在中国谁能有这样大的能量呢？据此 可知这个整死林彪的人是谁就不难想象了。虽然周总理作了一些亡羊补牢的工作，回家就把自己与林彪一家的大量合影照片全部烧了， 但“批林批孔”运动还是照样很快就转化为“批周公”，这说明周的预感没错。

最反常的事情发生在“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第一次坐飞机，对机组人员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不信任。据周恩来专机驾驶员张瑞霭回忆：

10 月10日，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来访，我们接到了专机任务，以往起飞前，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他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 飞机了。这次报告完后，他又反复盯问： “飞机检查了吗？试飞过吗? 你们都是党员吗?”飞越长江时，我告诉总理要过长江了。“是吗?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当他找到下面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后，左看右看觉得不放心：“瑞霭 呀，这是长江吗?我看不象呀。”我忙把地图递给他：“总理，是长江，没错。”他拿着图和我对了半天，才放心地点了点头。我飞了这么多年专机，头一次见到总 理这么谨小慎微，这么多疑。

在“九·一三”事 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周总理坐飞机竟然对机组人员产生了如此的不信任，说到底是对飞机飞行方向的担心。周总理不对“被导弹打下来，飞机没油自己掉下 来，被毒死、被枪打死、被车撞死”产生担心，而只是担心飞机的飞行方向。一般人坐飞机很少有人会出现周总理式的担心，有几个飞机乘客会不停地朝窗外张望， 时刻关心飞机飞错方向的？周总理以前坐飞机也从来没有担心过这些。这只能说明周总理的“担心”是从林彪飞机出事吸取了教训。

周 总理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长期以来，人们只关注9·13事件的明线，即毛泽东—周总理—吴法宪、李作鹏——叶群等，却忽视了同样至关重要的一条暗线，那 就是毛泽东—汪东兴、张耀祠—林彪身边的警卫参谋、卫士、司机、专机驾驶员。要知道，即便是林彪，周总理等人的警卫员，警卫参谋，汽车司机和所谓“专机驾 驶员”，他们都是有组织管理的，而且通常都负有特殊使命。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粉碎“四人帮”逮捕江青等人时，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就事先通知了江青等人的 警卫员，要他们配合行动。同理，如果最高层要对周总理、林彪有所动作，他们的警卫员一定会比他们的首长先知道，而且会坚定不移地配合最高层的行动。

9·13 事件发生以后，成百上千的只是因为组织关系执行林彪正常指示的人都被打成了“死党”，积极主动、处心积虑的执行林彪“叛国”指示的专机机长潘景寅却没有被 定性为林彪“死党”，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曾正面回答了费尔关于三叉戟256飞机失事的原 因。邓小平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 有关邓小平这段重要讲话的报道，刊登在1980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善良的人们不禁要纳闷了，潘景寅凭什么能获此殊荣呢？

从 被潘景寅甩下地的副机长康廷梓的回忆中可以看出，潘景寅当晚的一系列举动是一种主动行为，在林彪一家未到机场前，不可能有人拿着枪威胁他做这些事情。相 反，林彪的“死党”李作鹏向机场传达了周总理“不能让256号起飞”的命令，吴法宪更是直接打电话给潘景寅，命令潘“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 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也就是说，即便是林彪来了，飞机也是起飞不了的，可最后的事实却是，潘景寅当晚的举动非常反常，能去睡觉却偏偏不去睡 觉，有意在等着什么人的电话。果然在当晚12点05分潘接到一个神秘电话，这个电话不可能来自林彪或叶群、林立果，因为林彪等人还在汽车上，当时没有手机 根本无法与机场联系。接到这个电话后，潘景寅在有充裕时间的情况下，不仅自己不去叫醒绝对不可缺少的副驾驶，而且也不让机械师和值班室主任老李去叫他们， 用康廷梓的话说就是“巧妙地策划着机组走留的分解局面，做得那样精心、准确，滴水不漏”，故意违反三叉戟必须两人同时驾驶的规程，甩下睡在隔壁房间的副驾 驶和领航员强行起飞了。如果潘景寅如此积极主动、处心积虑做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执行林彪的指示，那他必是“死党”无疑（康廷梓就是这么认为），怎么可能是 “好人”呢？查出12点05分潘接到的这个神秘电话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是林彪或其死党打的电话，早作为叛国证据公布出来了，可官方一直避而不谈，这就 很说明问题了。而且，不带副驾驶和领航员显然是想置飞机于死地的故意行为，是别有用心的，这种自杀式的命令不可能来自林彪。那么，是谁下的这种命令呢？谁 有更大的权力敢让潘景寅违抗李作鹏、吴法宪、周总理的命令进而走上这种自杀式的道路呢？

这只能说明飞机驾驶员潘景寅是肩负特殊使命之人。这也是他没有被定为林彪死党，而能让邓小平高度评价为“好人”的原因。基于此，周总理坐飞机对机组人员产生不信任感就是极其自然之事。

由 此可以推断周总理肯定知道林彪“叛逃”事件的真相，分析起来，无非有三种情况：一，周总理是林彪 “叛逃” 事件的谋划者、或执行者、或至少是参与者，了解内情。二，周总理不是林彪 “叛逃”事件的参与者，但他是知情者，了解内情。三，周总理既不是参与者也不是知情者，但是，根据自己看到的种种现象，他根据丰富的经验和天才的智商以及 对红太阳身边诸多人物的了解，判定林彪是“被叛逃”的。

而 从林彪死后周总理令人不解的失声痛哭、对飞机机组人员的高度怀疑，说明周总理不是制造林彪“被叛逃”事件的主谋，但周总理知道谁是主谋，周总理即使做了些 什么，也是无奈之举。如果林彪不是“被叛逃”，而是像官方所述说的那样，完全是因为搭乘专机的首长林彪主动故意叛逃的结果，那么周总理就不会出现这种担 心。其实，周总理是在担心，即使作为专机首长的他本人不主动故意叛逃，但只要专机飞错方向，他一样会遭遇和林彪一样“被叛逃”的悲惨下场。